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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母亲,我很想你
作者:谭烈飞  发布日期:2019-05-12 08:39:12  浏览次数: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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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jpg过了母亲的忌日就是清明,清明过了很快又到了母亲节。无尽的思念、无尽的悔恨都涌上心头,在这个时候,才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再也不能相见的无奈。

记得陪着母亲去肿瘤医院看病,我先拿着母亲的病历进到诊室,医生面无表情地说,“癌症,没法治了。”我恳请他接待一下,别告诉她病得真实情况,医生照着做了,母亲也自信她不会得什么大病,而自此以后,我知道母亲已经开始一天天地步入生命的终结,我曾自我安慰,只要母亲不痛苦,只能顺其自然。

我后悔呀!妈妈第一次不好的征兆,是突然说,舌头发硬,说话困难了,我在旁边,竟然没有立刻发觉这是脑梗压迫了神经,曾经准备的牛黄安宫的药丸没有立刻用上,致使后来语言也发生了障碍。

我后悔呀!妈妈的身体每况愈下,更多的时间是爸爸一个人照顾,我甚至不知道妈妈每天需要补充什么营养,是怎样吃饭、怎样休息?我在她能下楼的时候、能走动的时候,没能陪伴、没能照顾,2008年奥运会她曾说过想去看看鸟巢,这些我都没能做到。

妈妈住院的日子里,从可以说话,到昏迷,尽管我会常常来看望,也知道她时日不多,但那时不会深切地体会到一旦失去她,带来的是无法修补的伤痛,永远也不会有了从前……

ge.jpg妈妈,对于我来说,她是苍天,她是大地。

妈妈的家乡在浙江奉化,祖籍是一个美丽山村,她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但是,祖坟上的东青翠柏、文献记述中的字里行间告诉我,她的祖上文举、武举都有据可查。我的外祖父叫汪芝盛,毕业于浙江大学,北伐时期曾在武汉做了农会主席,在我母亲出生的时候,回到家乡,当了至今仍有名的奉化中学(现在的奉化一中)的校长。我的妈妈应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是,多事之秋则接踵而来…

我妈妈生于1934年,当要上学的时候,面临的是日本的飞机肆无忌惮地袭扰,我的外祖父作为有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整天为抗战而奔走呼号,在日本铁蹄占据奉化县城的时候,外祖父辞去官职躲进老家,然而,由于他的知名度高,有人让他出来作伪职,高官厚禄不可能打动他的心,而不得不躲进山里,家中仅有的几间房子,都被日本汉奸焚毁。在我母亲的记忆中,更多的是奉化山里的茅草棚和外祖父学生们不定时的接济,常常面对的是无米下炊的艰辛。

盼来解放的日子,我的外祖父又因这个中学校长名头,自然是老蒋家乡的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属于“杀、关、管”的历史反革命,对子女的影响是深重的,为了逃避和减轻这种影响,最好的方法就是躲得越远越好,我妈妈来到了上海,一边上学一边为我大姨看孩子。我现在想想和保姆差不多。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她选择东北求学,从风光秀美的南方,来到了冰天雪地的雪乡,我妈妈常常会说起那段岁月,她常常生病,常常胃疼的难以忍受,最舒服的地方,是靠在厨房烧水的大锅灶旁边,做饭的师傅用大勺子舀口水送到她嘴里,看她什么都吃不了,就用开水泡泡馒头喂喂她,学校也曾经要她退学,可不知道要退到什么地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她成绩一直是最好的,在分配工作时候,分到了北京。

我妈妈是1953年来到房山煤矿医务所,医务所后来成为煤矿医院,距北京城50公里的山沟,在这里一干就是40年。

在她工作的那些年里,她和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一样,无私忘我的工作,无论是白天黑夜,还是上班下班,只要有人要看病,随时都出诊。我们住在煤矿家属区,我们身边的人几乎都找过她看病、打针、输液。作为最基层的医务工作者,她从没有停止过学习,她内科、儿科、中医、急救都能胜任。我妈妈体重一直不到100斤,煤矿经常组织井下会战,她都会参加,我妹妹至今还说,就是这样的劳作,损伤的是她的寿命。作为煤矿的大夫,不同于大医院,我曾经记得,在她一次值夜班的时候,正赶上井下发生火灾事故,我妈妈不仅需要参加伤病员的抢救,还要组织来自于四面八方医护抢险的调度安排,为抢救伤员赢得了时间,她瘦小的身躯能够经历任何重压。大医院的大夫要面对超负荷的工作量,在这里也是如此,妈妈退休的前一天,仍然看了几十个病人,在她脱掉将要永远脱掉白大衣的那一刻,泪水充满了双眼,她在离开医院、离开她毕生所奉献的岗位时候,她说,不敢回头看看医院,但最后还是凝望了许久。我不敢说她有多高尚,但是,我知道她救死扶伤的人难以计数,从死神那里抢救的生命难以计数,她无愧于白衣天使的称号,她也获得了应有的荣誉,她是1959年的北京市劳动模范,成为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的第一批见证者。

我的母亲经历了岁月的磨砺。最能检验人性的是那“史无前例的年代”,平时看似善良温顺的人,彻底暴露出动物的本性,特别是一些所谓有家庭“污点”的,更要冲在第一线,据后来统计,在我母亲工作的医院,除了“黑帮”以外,没有在批斗会上打人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她。那时候一些“黑帮”受到各种非人的虐待,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而他们都愿意找到我的母亲看病,在这里不仅可以得到精心的治疗,而且还能得到关照和精神上的慰藉。我还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在我们一起住的一排房子,我的小伙伴的母亲在家里自缢了,没有人敢去看一下,我母亲听到后毫不犹豫地赶过去,已经没法救了,又去安抚她的孩子们。人性与善良在那个时代是最无地位的,但又是最能够对人的本质进行检验与识别。妈妈和所有的人一样,都渴望被社会所承认,而承认的标志就是入党,她无数次地写申请,但是,直到退休都未能如愿,我的外祖父是“历史反革命”,作为他的后人,已经被划在异类,那洞红色的大门,是很难为她开启的。这些我父亲全了解,却从来也不说透,我母亲也许知道,但仍然一如既往。我们上学的时候,最恐惧的事,是要经历无数次的填表要面对家庭出身这一栏,我现在还记得,她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中国的大领导都出身不好,出身无法选择,但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最大限度地为我们摆脱压力。我还记得,我奶奶作为“地主婆”最早送回了百里之外的山里老家,都是她带着吃的用的去看望,且不说坐公交车很不方便,好不容易坐上车,还晕车,每次在车上都吐得很厉害,其实,这到不算什么,而往来所受到的歧视,都是一种煎熬。

妈妈是我的榜样和行路的导航。我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并成为那个时代的幸运儿,这都凝聚妈妈的一番苦心。她是我的榜样,她对新事物的追求,对学习的渴望伴随着终生,在她年纪很大的时候,要求西医学中医,她开始学起了中医,背汤头、记古方;在学外语热的时候,她学外语,背单词;在兴起计算机的时候,她又学计算机。她对我的人生规划,更让我终生受益,在“读书无用”盛行的时候,她关心的是我们的学习成绩,没有丝毫放松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她还为我请了一位顶着右派帽子的叔叔给我当老师,在选择学习的专业上,又按照我的特长,让我学文科,我现在都佩服她远见,社会学科如此众多,她却让我报考的专业是历史学、选择的工作还是鼓励我作历史相关的专业,而恰恰我就是在历史学的天地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让我们这些孩子各方面均衡发展,让我要有业余爱好并有所长,亲自找了不同的老师教我下棋、打球、练拳,造就了我成为一个智力、体力都得以健康发展的人。

有妈才有家。我母亲一直为这个家操劳,和所有中国母亲一样,上班即使再辛苦只要回到家都会不停地忙家务。在求温饱的那个时代,一分钱要考虑掰成两半花,记得有一年要过年了,妈妈顶着寒风步行二十多里地到坨里镇,一早排队去买可以不凭票的豆腐,过了中午以后才疲惫地带着几斤豆腐回到家,衣服都结冰了,那次过年我们吃上了熬豆腐、炒豆腐、炸豆腐几种不同做法的“豆腐宴”,那个年夜饭让我终生难忘。我有孩子的时候,已经再也不用为吃饭而发愁了,过年仍是她亲自做饭,她最拿手的是扣肉、蛋饺汤和宁波人爱吃的煮小山芋。过年也会凑在一起打扑克,我妈妈从来不记牌,常常因为出错牌而引起我们哄堂大笑,其乐融融,此情此景就如昨天一样。

我妈妈工作40年只回过一次老家,尽管,在北方生活了这么多年,但乡音难改,但是,从浙江到上海、又到黑龙江,再扎根北京,谁也听不出来她说的是哪里的话,可是,说到回老家看看,却成为她的畏途。我记得外婆曾三次来北京,没有像北方人那样裹着小脚;我外公却一次没有到过北京,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是管制对象,是不允许出来。最亲密的联系是外公外婆大约每月寄来的信,外公的信是用毛笔竖着写的,苍劲有力如行云流水(遗憾的是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再后来就是外婆用毛笔写的信,工工整整,只是到后来才有错字。我记得一天妈妈接到一封信,不是毛笔写的了而开始痛哭,外婆去世了,她说她再也没有妈妈了,我那时的感受不深,如今想起来,这是她人生多么痛苦的时刻。

我的母亲是因癌症而去世,是先天性的胆管息肉,最后引发多个组织的癌变。在她60岁以后就开始有心脏病、糖尿病、干燥症等慢性病,最痛苦的是胆管的息肉不定期会引发剧烈的疼痛,我至今后悔,为什么没有及时手术治疗而去除后来的更大隐患。当她最后要离家住院的时候,是我陪着去的,当她走出家门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她回头凝视家门的眼神,是那样的恋恋不舍,是那样的无奈、又是那样的渴望,那种眼神让我永远都忘不掉。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也守在身旁,是昏迷了多日以后,那天她喘着粗气,一声比一声急促,一声又比一声的低沉,而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现在知道那时她是有知觉的,她知道她的亲人守在她的身旁,她是多么不愿离开这个给她带来亲情、给她带来无奈、又给她带来痛苦的世界。

我母亲终年76岁,我再也没有母亲了,我常常期盼,哪怕是在梦里能够见见也好啊,时至今日,她都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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