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有一点牢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牢骚满腹。

一个人发一点牢骚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发不完的牢骚。

牢骚人人皆有。所不同的是，有人发牢骚，有人不发牢骚。

就惯常老看，人们并不乐意倾听别人发牢骚。

对牢骚的解释是，烦闷不满的情绪。

发牢骚，发是自然是烦闷不满的情绪。

不发牢骚，是这些人没有烦闷不满的情绪？

依我看，肯定不是。世间什么人都有，唯独没听说哪个人连情绪也没有。估计神仙没有，课神仙分明不是人。

牢骚是不受欢迎的。

大诗人柳亚子向毛伟人发牢骚，毛伟人给大诗人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非常著名：“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亮。”

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毛伟人不喜欢牢骚。因为牢骚有碍身心健康。

牢骚能否等同于情绪，我们不讨论，我们只就毛伟人的观点说一说牢骚该不该发。

如果牢骚真的有碍身心健康，那发牢骚应该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大人物的世界我们走不进去，我们不懂得，我们都是小人物，小人物的世界我们不敢说很懂，全懂，但相对来说，我们是懂一点的。这一点告诉我们，小人物把牢骚发出去之后，他的心中就轻松多了，好受多了。怕只怕不让他发，逼着他放在肚子里。这才有碍身心健康呢！

柳亚子算是大人物了，他也有牢骚。据说他的牢骚特多，他发的牢骚也最多。毛伟人告诫他：你的牢骚太多了，这可有碍身心健康啊！

可我却认为，诗人若把他一肚子的牢骚憋着，不发一言，我估摸，诗人很快就会病起来，而且会病得很重。因为，这种病不好治。这种病叫新病。

政治家不懂诗人，诗人也不懂政治家。

政治家可以玩玩诗，诗人万万玩不得政治。

柳诗人一生写下7000余首诗，2000余首词。据说毛伟人还夸赞过诗人，称他是有骨气的旧文人。

作为一个真性情的诗人，他发表已见从不遮遮掩掩，云里雾里，用现在的话说，他不是一个很讲政治的人。“有不顺眼的事，他会拍桌怒责”。正如他在日记里所自陈的：“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

从日记自陈，足见其伤身不是由于发了牢骚，不是由于牢骚太盛，而是由于生气，由于骂人。

有人说，诗人发的牢骚，主要针对时政。针对时政的牢骚，说明他关心时政。关心时政，在中国的理解里，基本等同于国家和民众。

这种牢骚发得好，但常常发不得。

同为文人的夏衍曾对柳亚子的牢骚有过一个简要的评论：“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政治家之间，还是有一道鸿沟的，亚子先生实在也太天真了。”

抛开政治，诗人若无牢骚，我都怀疑他是否还能继续做诗人？在我看来，所有伟大的诗篇，都是诗人的牢骚。

单从这一点看，诗人发牢骚不仅无过，而且可爱。

我非诗人，但我喜欢发牢骚的诗人。

我非诗人，并不意味我没有牢骚。

我有许多牢骚，但自从我当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后，他们告诉我，说我那些话不能叫牢骚，应该叫建议、议案和提案。

也就是说，把我那些牢骚写成议案和提案，不仅不会收到批判，反而会得到有关方面给予的书面答复；有些单位还会派人专程上门，当面答复我。

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感觉，真是不错。

但一连当了几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后，忽然感觉好没劲。不是我牢骚发多了，令人讨厌，而是我突然发现，我那些牢骚——不能叫牢骚，叫建议，叫议案，叫提案，压根就没发挥什么作用。比如我提出政府要逐年加大教育投入的提案，给我书面回复的，竟然是教育局。

教育局长见到我，一面苦笑。这问题哪是他们回答的问题呢？他们能代表政府吗？教育局若能自己给自己逐年加大教育投入，还要政府干什么？

如果你对全省、全国有什么建议、意见，那压根就不能提。要提也是省代表、全国代表、省委员、全国委员，才有资格提。

他们得到的答复，也是书面的。这就意味着，他们用一张纸，或几页纸就能把问题给“解决”了。这个“解决”，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多半解决不了，无从解决。书面“解决”，其实就是个解释。

当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后，我所发的牢骚，绝非我一己的牢骚，而是大家的牢骚。从大家的牢骚里，我听到不少他们非常关心、关注的问题，尤其他们遭遇的许多问题，最牵我心。我把这些牢骚变成人代会上的建议和议案，政协会议上的提案。我以为群众的这些问题，一定都能解决掉，内心充满欢喜和期待。可到头来，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爹还是那个爹，娘也还是那个娘。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这种欺骗感从此蔓延开去，严重影响到我参政议政的热情。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我请辞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

我拿起了笔。我写不了柳亚子的诗，但我可以写点小文章，为弱小者鼓与呼。

诗人玩不得政治，不是没那个能力，而是牢骚太盛。身心健康是小事，身败名裂才是大事。

即便参政议政，也还是让给有志于此的人去做吧。中国有太多太多的人想做官，做不了官的，则想着法子参政议政。许多人病没这个能力，但他们却把参政议政视为一种荣誉，许多人还会把这种荣誉印在他的名片上。

诗人玩不得政治，然他们参政议政也大都扯淡。

不只诗人，所有写作的人，有真性情的人，铁骨铮铮、刚直不阿的人，都玩不得，碰不得那个东西。

政治人物不是没有牢骚，而是有而不发。

有而不发，说明他们都是能够控制情绪的人。

能够控制情绪的人，都是高人，高深莫测的人。

文人做不到。文人要么说出来，要么写出来。所以，文人惹出的是非，总比其他人要多。

惹一点是非，也不要紧，要紧的是得罪人。

在中国，得罪人就“没好果子吃”。

糟糕的是，即便因言得罪了人，甚至因言获了罪，惹出大祸，倘还活着，他们依然要说，依然要发牢骚，依然要写。

这就是中国人。

尽管不是所有的文人都如此，但我敬佩这种文人。

这种文人越多，国家社稷才  有希望，人民才能活得好，牢骚才能少。

怕只怕当下的文人都做官了，都去做官了，不能做官的，则去参政议政了。

我对当今文坛的印象，不只是好作品人，而是像柳亚子这样牢骚满腹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了。

这多少有些令人担心。不过，也不必过于杞人忧天。你看：我们的文坛，不是照旧热闹非凡吗？

我不当人大代表，不当政协委员。但依旧关注两会，当然是北京的两会。

我关注什么呢？

我关注人大代表的建议、议案和政协委员的提案。

明知没什么作用，为何还关注呢？

我想看看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们，今年又代表我们提了些什么？有人说，我不想被人代表。其实你做不到。由不得你。我对此的看法是，他们可以代表我，代表我们，但他们一定要说我们想说的话，而不是光说他想说的话。他想说的话，若有代表性，照说无妨。若他说的话，与我们一点边也不沾，只是一己利益的诉求，那就可恶了。

如果开了十几天的会，花了那么多的银子，竟提不出几条好建议，几个号提案，人民关心的问题，希望得到解决的问题，一个也没带上去，又岂止可恶呢！

多少年前，我曾跟一个省代表说，你帮我带几条建议上会。他很真诚，掏出纸和笔要记录。我没有阻止他，因为我担心他记不住。

听完之后，他对我说，你这不是建议，是意见，是牢骚。

我说，是意见，是牢骚，就不能带上会？

他说，那当然。那么严肃的会议，怎么能提意见，怎么能发牢骚？

话不投机半句多。何况，我们之间不是话不投机。但让他代表我，我确实不乐意。

他参政议政，首先对他自己负责，要保护好他自己。接下来，他要对组织负责。用他的话说，他要对得起组织的信任。

而我想对他说，你要对选民负责，你要对得起选民的信任。可这种话，他听得进去否？他听得明白否？

不过，他确实也给我上了一课。这一课讲得是，意见跟建议的不同在哪里？意见跟牢骚有什么关系？

在这位省代表看来，把好端端的建议，硬是弄成了意见的人，是十足的蠢人。相反，能把意见弄成建议的人，则为高人。这个事，不是高深莫测的事，是高明的事。

建议跟意见，确实不同。

我们的官员，你给他提点建议，他还勉强接受，若提意见，那你就自讨无趣了。

至于牢骚，毛伟人都不赞成的一种东西，下面的人还有超越毛伟人的？

所以，即使你发的牢骚比建议还好，也不会有人乐于倾听。

北京的两会正酣。我有个建议。我认为，既然是参政议政，既然要代表、委员畅所欲言，广开言路，何不让他们发发牢骚？说不定那牢骚才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建议、议案和提案呢！

可惜，我这建议太不靠谱。

第一，没有谁敢在那种场合发牢骚；

第二，没有谁敢把那种会开成牢骚会。

一般来说，这种会总是成功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

尽管牢骚上不了台面，尽管牢骚不受欢迎，可我仍坚定地认为，牢骚绝不都是怨气，更非完全个人化的怨气。即使是，也要让人发一发，毛伟人好像说过，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是香是臭，让群众讨论嘛。

邓伟人也说过，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就要打击压制，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牢骚，有时就是群众尖锐的心声。听听这种声音，对我们有好处。

没有牢骚的社会，一定是个好社会。但我们的社会显然还不是，我们还有很多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