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若海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留系执教了一段时期，到得七十年代末，才转到哲学系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新闻学和美学，虽然同属文科，都以文字来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但差距还是很大。新闻工作关心的是时事，以报导和时评写作为主，而美学则探寻生活和艺术中美的因素，所写的是理论和鉴赏文字，完全是两付笔墨。
　　但高若海兄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研究对象和文笔的转换，工作做得很切实。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复旦学报》和《美学与艺术评论》等刊物上发表美学论文，我看后觉得质量很高，不是感想式文字，不是泛泛之谈，而是经过深入研究后的论说，资料丰富，说理透彻。九十年代我与一批博士生一起研究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就请若海兄做副导师，一起来指导博士生做研究工作。他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只是那时他升任了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工作十分繁忙，只做了一年副导师，就未能继续下去。
　　大学出版社自从企业化之后，要应付各方面的关系，领导人并不好当。他们一面要与众多作者联络感情，便于将好的稿件组织过来；另一面还要与书商洽谈生意，为了打开书籍的销路，应酬之多，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若海兄还想要在这繁忙的生活中挤出点时间来研究美学，所以晚上时间就很少参加聚会。他的许多美学论文，就是利用晚上业余时间来完成的。这实在很不容易。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出现过两次美学热：第一次是在１９５６年中央提出“双百方针”之后；第二次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但这两次美学热的兴起，原因有所不同，因而内容也就有点两样。
　　第一次美学热，是中宣部为贯彻“双百方针”而有意抓的试点，既要有所争呜，又不能触及文艺现状，所以讨论局限在美的本质方面，有美在主观派，有美在客观派，有美在主客观统一派，还有强调美的客观性在于社会性的。一时间争论得甚为激烈，却因为并不触及现实文艺问题，所以有点悬空的感觉。但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偶有帽子飞出，结果都还相安无事，与胡风案、雪峰案截然不同。
　　第二次美学热，是群众自发产生的，原因是对“文革”中文化禁锢主义的反拨。因为没有人为的调控，所以谈得相当自由，但也相当泛滥。有些人为了赶时髦，凑热闹，什么都往美学上扯，一时间，美学成为显学。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美学与非美学的界限也渐渐模糊起来，反而失却了美学。当然，这段时期，也有一些认真的美学著作出版，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高若海兄正是在第二次美学热兴起之时，从新闻学转向美学研究的。但他并没有受“俗学”的影响，不写那种泛美学的文章，却是沉下心来认真研究；而且，也不像有些学者那样，动不动就写美学史、美学通论，而是从一些专书研究和专题研究开始。专书研究，如《＜考工记＞与美学》、《＜周易＞美学思想的历史地位》，还有一些画论的提要；专题研究，如对虚白、喜剧、滑稽、幽默、讽刺、怪诞、阳刚、阴柔、节奏等范畴的专文论述，都很有质量。而无论是专书研究还是专题研究，他的文章都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逻辑与历史的结合。他在谈历史著作时，总能提出一些理论问题来探讨，而在分析范畴时，却很注意到这个范畴的历史内涵和演变情况。史中有论，论中有史，史论结合，是研究美学，也是研究一切学问的好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显然受惠于马克思和黑格尔，这与他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黑格尔的《美学》入手进行研究有关，这就是所谓取法乎上也。
　　此外，他还为《哲学大辞典·美学卷》写了《中国美学大事年表》，这是从事美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不可缺失，却是很少有人肯去做的。
　　若海兄的研究，以中国古典美学为主，同时也涉及西方美学，《十九世纪英法美学概览》就写得很有功力。几篇范畴论，也是从中西结合的观点来论述的。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学术研究当然要有重点，世上通才毕竟甚少，我辈常人，能做好一件工作就很不错了。但视野必须开阔，如果没有世界眼光，那么中国美学史也是研究不好的。
　　美学史、美学通论是宏观研究，专题和专书论述是微观研究。必须有扎实的微观研究，才能在这基础上进行宏观研究，否则就容易发空论。因此，相对而言，微观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宗白华先生在美学领域里散步了一辈子，写了一些很有见解的中国美学专论，却没有去写中国美学史，大概也是不愿发表空论或者人云亦云的缘故；而有些缺乏微观研究的基础而匆匆写出的中国美学史，热闹过一阵子之后，就为人所忘却，则是一个教训。
　　若海兄今年七十有余，已经退休好几年了。当官的人在退休之后常有失落感，这也难怪，落差太大之故也；但我辈学人，退休之后却正是做自己所愿做之事的好时机。若海兄利用退休的岁月，整理出这本《美的寻踪》，就是明证。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今人说，人生七十小弟弟。我觉得，古来稀也罢，小弟弟也罢，只要身体条件许可，做一点自己感兴趣之事，其实也是养生之道。希望能再读到高若海兄的美学新作。

《美的寻踪》即将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