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升级“新文化运动”，收拾一地鸡毛，拯救中华民族——为纪念中国新文化一百周年“澳门文化论坛”而作
为纪念“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澳门大学中国文化历史文化中心邀请海内外学者举办首届“澳门论坛”，探索中国文化的复兴与重建之路，此举意义万分重大，这是因为，中华文化已到了存亡之秋，原因就在于大陆中国文化经历了不停顿的政治运动及折腾，已被摧残殆尽，社会风气败坏、诚信尽失。
历史证明，文明的优劣程度是可以比较的：1789年华盛顿总统与清乾隆皇帝同年逝世，前者是拒绝总统终身制自动解甲归田，后者是专制集权留下奢靡挥霍一空的国库、文字狱和饿殍遍地的百姓，比较一下两个文明，之间至少相差了三百年；同样今天的世界，目前除非洲以及中东地区动乱的国家外，多数国家都已进入“福利国家”的行列。“国家”的概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意大利被称为“社会国家”（Stato Sociale )，瑞典则称为“人民家园”（Folkhemmet)。“国家”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观念已退场，而代之以公民社会的内涵。而我们百年来却是商鞅阴魂频现、屡屡借尸还魂。两相对照，我们在政治观念上相距世界文明至少落后了两千年。
一个民族长期落后就要遭到淘汰，我们已经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华民族会不会像尼安德特人、像人类历史上许多强大民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种种迹象表明，民族的危亡已迫在眉睫，再不拯救文化，中华民族危矣！
面对严峻现状，左思右想，最后我把原先写好的标题“再一次掀起新的文化运动”改成了“继承、升级‘新文化运动’”，一来是因为百年前的这场运动其历史诉求还远未实现，必须持续坚持下去；二来“升级”一词随着网络普及已成为流行语，它意味着必须填补原有系统漏洞，再把系统功能提升一个全新的高度。而这正是我想说的话。我认为，升级版的“新文化运动”应该达到三个方面的要求，这就是：１、深化新文化运动“德先生”、“赛先生”的观念内涵，以融入百年来世界先进文化的思想成果；２、充分利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考古发现找出中华文化优秀的思想源头，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动力；３、深化终极思考，为中华民族确立科学的终极信仰。
一、深化“德先生”、“赛先生”观念内涵，以融入百年来世界先进文化
一百年前的“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唤醒了沉睡的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在“进化论”思想的激励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从中诞生了一批叱咤风云的思想猛士。这场运动本质上是要解决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这个文化核心问题。产生这样的要求是源自于当时的民族知识精英痛感于自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康梁变法、戊戌政变直至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变革失败的沉痛教训。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持续了约十余年，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们民族留下了胡适、鲁迅两座启蒙思想的宝库。可惜的是，它很快被陈独秀和第三共产国际的魏金斯基相见打断了，于是“思想的批判”很快转成了“武器的批判”，中国历史像行星遭到系外天体的碰撞转而折向另一条行星轨道，终于形成今天的样子。回顾历史，在我们充分肯定当年“新文化运动”的进步作用的同时，不得不承认当年启蒙者对“民主”、“科学”的追求并未实现，这跟他们对“民主”、“科学”理解的肤浅也是相关的，它使这场思想运动虎头蛇尾远远未能取得丰硕的成果。
先谈“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面旗帜“民主”。这在百年前是个群众接受度很高的观念，其重要原因跟孙中山推动的辛亥革命有关，孙中山是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的革命虽历尽失败，但通过二次革命，他还是顺利地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中华民国。革命实践在民间极大地普及了“民主”意识。但后来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逆转，对民主的解释也在不断“变脸”。这就不细述了。“变脸”的结果，就是对“民主”的理解与今天世界上多数人的理解，大大的不同了。大致说来有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现在已占绝大多数）都把“民主”视为价值观的重中之重。不少国家的宪法里对此都有明文规定。他们认为“民主是关于自由的一整套观念和原则”，“民主是自由的制度化”。由于事关宇宙最高生存法则——“自由”，因而它是必须用生命来捍卫的。民主就是最高目的。
这跟国内把“民主”当成“手段”是有本质区别的。国内的解释是，“民主”是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那么经济基础是什么呢？没有人说得清楚，说白了在政治家心目中就是“政权”，跟马克思说的“生产关系的总和”风马牛不相及。不是有句话叫“文艺为政治服务”么？就可看出他们心目中的“经济基础”就是指“政治”、“政权”。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偷换概念的重大错误，其错误一直延续至今。
这个错误，我在多年前自己的书里就指出过，但是没人理会。错误理论的实践造成很大的混乱和损失。正因为把“民主”理解成“手段”，所以“民主”就可以由政治家们任意“变脸”，予取予夺，包括“文革”中的所谓“大民主”，其实都是对个人自由的严重侵犯，与经典政治学理论与现代民主国家制度中的“民主”要义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民主”的内涵是有具体明确规定的，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比方公民必须享有广泛的思想、言论、行动等自由权力，必须由公民手中的选票决定各级领导人等等。“民主”需要通过许多程序设计来运行，它必须做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两者的体现，因而它跟“法治”是紧密联系的。这个过程人类至今仍然在不断探索完善中。
至于另一面旗帜“科学”，正是中华民族最缺乏的精神短板，原因当然跟我们的“科学”普及教育十分落后有关，它最大的误区就是总把它跟“技术”混为一谈，总以为讲科学就是编几本《不怕鬼的故事 》。
高举“科学”旗帜意义重大非凡！
“科学”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类进步的第一原动力，不仅在物质上，更在精神上，它是人类的灵魂。提倡“科学”首先就是倡导“科学”的精神和本质：求真、质疑和批判，就是使人们获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等一整套宇宙观和方法论。
回顾当年陈独秀提出“科学”的口号时，他对 “科学”的内涵并不清楚，更多的还是受着严复《天演论》也就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绝不会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了一个人类全新的科学大纪元的门口——“相对论”、“量子论”刚刚诞生了；他更没想到，同时期，有一位他日后才去追随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理论大师普列汉诺夫此时已留下了“政治遗言”，对半个多世纪欧洲及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对马克思主义做了重大“升级”。而“遗言”的自然科学哲学基础已不是“进化论”而是萌芽状态的“量子论”了。 二者比较，陈独秀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比普列汉诺夫至少相距落后了一百多年！
这一百年来，“量子论”、“相对论”不仅颠覆了传统的经典物理学，也颠覆了建筑在以牛顿经典物理学为哲学基础之上的一切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一个量子的“双缝实验”就终结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哲学辩论；一个“薛定谔猫实验”就颠覆了“历史决定论”。与经典力学的连续性、确定性、因果性不同的是，量子力学是不连续性、不确定性、不因果性。量子力学认为世界是自由的，不承认存在着绝对的客观世界。由于“量子论”“相对论”是人类认识的重大突破，因而它必然深刻地影响人们的人文社会思想，人们开始质疑那些对于人类历史的宏大叙述，开始注意到历史中随处可见的突发性、随机性、“蝴蝶效应”等等，于是“历史决定论”便受到重大冲击。
人们认为，既然包括人类乃至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因此历史就不是运行在铁轨上的列车，没有预定的行车线。这不是说历史就没有大趋势，人心追求决定了大趋势（它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历史只不过是一大堆随机事件的组合，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当人们的选择尚未做出时，就跟薛定谔实验中的那只猫一样是“既死又活”，一旦认定，就呈现为一种明确的状态了。因此，一个好的国家、民族、人生等等，都不是事先能确定的，而是它在一系列历史转折点上都做出了好的选择的结果，而一个落后的、糟糕的国家、民族、或个人的命运也是因为它总是做出错误选择的结果。这也在提醒人们，要时时审视自己走过的路和学习他人的正确选择，不断地调整、矫正自己的路线，一旦发现原先的选择错误就应该坚决转向。
“民主”与“科学”又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人类就不可能进行“科学”的创造活动。
“民主”与“科学”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中华民族必须赶上人类“民主”、“科学”的观念更新步伐，融入百年来的世界先进文明。
二、充分利用百年来考古发掘取得的成果，找出民族优秀文化源头，为民族文艺复兴大业提供强大的精神资源
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精英们曾希望在中国兴起一场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但最后他们沮丧地发现，我们民族文化中只有专制没有民主的源头，只得望洋兴叹。
一百年后，考古发掘有了诸多重大发现，我们可以认定，华夏文化的源头是人类最早出现的新石器遗存的民主萌芽——尧舜文化。它的内容就是禅让选举制和谤木谏鼓制。它出现的时间在公元前２３５６－２２５５年，比希腊的古代民主制（公元前５０８年）约早１８００年。
有关这个问题我对下列可能出现的质疑做下列陈述：
１、“尧只是传说中的神话人物，没有实证。”
错！尧不是传说中的人物，他已可以进入信史时代，有陶寺的发掘文物为证：
在出土的碎陶片中，有两个字——文、尧（见图１）。
两个字解释都有分歧：“文”字撇开不说，“尧”字有人认为是“尧”，有人认为是“邑”。我仔细查找两字的古文字体，认定是“尧”。我的理由是：“尧”字“说文解字”解释是“ 高也，從垚，在兀上，高遠也。”“说文解字”的图形是在图１左边文字中间的那根横线上面又添加了一个土块，是两个圈，表示有两块土块（见图２）。中间一横代表地平面，下面是一个人，上面是堆起来的土，意思是堆起一个高高的土台子。这分明是人在地平面下挖土建造高台的象形字，表示“高”的意思，象征“尧帝”的崇高声望。而“邑”字说不通，原因这个字的甲骨文虽然跟上面左图字形很相似，但独独缺少了中间的那一横，而且我查了甲骨文、金文、篆字等等，“邑”字全都没有这一横。汉字的造字法中每一横一竖一点一捺都是有实在意义的，这里多了这一横怎么可能是“邑”字呢？而这一横对于“尧”字就事关重大了，因为它代表台面，“在兀上”，体现“高远”，这就是区分这两字的分水岭。至于甲骨文中最早出现的“尧”字为什么上面是两个土块，这里却只有一个土块怎么解释？我想，只能说明帝尧时代比甲骨文出现还要早，这是中国最早期的文字，这个字是最早出现的“尧”字。汉字造字规律往往是先由简入繁，以后到了草书，又由繁入简。就说这个“尧”字，最早上面是一个土块，像（图１）所示，到了甲骨文就成了两个土块，后来就成了小篆“堯”三个土块了，成了繁体（图３），再后来就成了以草书为基础的简体字“尧”了。完全符合汉字造字规律。另外，还有人提出甲骨文的“尧”字上面两个土块都跟中间那一横连接在一起，出土的“尧”字那一个圈没跟那一横连接，因而不是“尧”这个字。这个理由显然站不住脚，因为小篆“堯”字上面三個土都跟中間那一橫分开，说明土块与中间一横连接与否不影响字义。
据碳十四测年鉴定，陶寺文化出土文物年代是在公元前２３００年至公元前１８００年之间，其上限正是“帝尧”生活的年代。于是，在帝尧的时间，在他生前活动的中心地域，出现了规模宏大的都城式建筑，又在城市中心地出现了领导者“尧”的文字，我们当然可以说，“尧”这个人物可以坐实了。
有人会说，陶寺的考古发掘至少还要一百年才能有结论，这话不假。但我们并不是要急等着看尧帝都城的全景图，而是要把尧从神话里请出来步入历史的殿堂，余下的事历史学家如司马迁等等巨匠已为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了。一旦证实帝尧存在，司马迁的“尧本纪”就成了史实，他的禅让制、他的廉洁自律、亲民爱民、谤木谏鼓、权力自我约束就成了中华民族老祖宗留下的光辉榜样，成了祖训，后人是违背不得的。以上是我从正面证明他的存在。
２、如何看待“竹书纪年”对尧舜禹之间残酷篡位的记载？
我认为这是法家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编造的一段伪史。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于公元２７９年被盗墓人发掘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中发现。这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但已被盗墓者焚毁了部分，宋时又佚散，后再经收集整理，缺少完整性和真实性。这部书里否认尧舜禅让，认为尧舜禹皆逼宫篡权耍阴谋。
我不相信这个史料。理由有二：
（１）中国的网民中有很多智者，我同意他们的分析（说明：由于我身居海外没有研究的条件，我只能凭借网上资料。网上人名大多虚拟，也无法准确注明出处，但我可保证所引资料皆有所出）。他们说，《竹书纪年》产自魏国，这是法家的根据地，与儒家价值观对立。“韩赵魏三家分晋；以篡位立国，其史书的风格当然偏向阴谋论。” （杨大懒人语）；“灭智氏起于魏氏，三家分晋起于魏氏，五国相王同样起于魏氏”，可以说魏国是所有坏事的头头（白玉米粉语）。我认为，魏国史官把尧舜禹也说成篡位阴谋论，就是企图为自己国君的丑行辩解而伪造历史。《竹书纪年》的史官并不正直。举例 ：在写到魏国上述的阴谋篡位的史实时语焉不详，令人云里雾里。史官把好事抹黑，把丑行掩盖，证明他惯于为统治者造假舆论。上述两位网民非常聪明，他们懂得，中国历代君王都懂得“文艺要为政权服务”的道理，都会混肴是非伪造历史，用偷换概念的理论讲，就是“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
（２）我注意到一个现象，正面记录尧舜禹的文字是出自中国最早的经典——《尚书》，这是中国人对尧舜禹颂扬的源头。而记录尧舜禹“阴谋论”的文字最早就是《竹书纪年》。
这里有几个年代先搞清楚：
《竹书纪年》出土年代公元前279年。记载终止于魏襄公死公元前296年。
燕王哙禅让年代 公元前314年。
韩非子生活年代 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8年。
有资料称：“目前记载尧舜非禅让的文献没有早于燕王哙禅让事件的。”（网民“静观其变”），我也遍查网上资料，的确没有查到有比《竹书纪年》还早的尧舜篡位的记载。“静观其变”提到的“燕王哙禅让事件”出自司马迁《史记．燕召公列传》。书中记载了燕王哙违背历史规律，盲目追求帝尧禅让的美名，把国家让给权臣子之（申不害一类的法家），以致给百姓带来灾难，造成国破身亡。书中写到几个小人物如鹿毛寿等如何上下其手诳称帝尧禅让还有禹传伯益都是为博美名，授权是假夺权是真的无厘头话，骗得燕王哙也把权力拱手让给子知。
这就是第一次出现尧舜禹禅让可能有假的记载。要注意到司马迁写此事完全是做
为反面教材来写的。司马迁的价值观与法家是完全对立的。他写到的这几个人都名不见经传，所言毫无根据。这反倒证实了一点：即使到了公元前314年，连法家人物都承认尧舜禹禅让是真实的而且是被当做美德传颂的，只是把他们的高尚行为故意做低俗化解释，对尧舜还不敢诋毁。如商鞅游说秦孝公首先就是劝他学尧舜“帝道”，遭到秦孝公拒绝后才最终让他学“霸道”。就连诋毁尧舜禹最起劲的韩非子也说过“身有尧舜之行，而功不及汤武之略者，此执柄之罪也。”这样的话，以此要求统治者以尧舜、湯武为榜样反思自己的过失。只不过法家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编出了尧舜禹禅让的“诛心论”（类似今天学英雄被诬说成英雄是为了表扬一样，小人心理，不足为怪）。申不害、子知一类人物属于法家末流，重“术”，讲究“心术权术”。司马迁把他们这伙人诓骗燕王哙入他们圈套的对话写得异常生动，可谓心机用足。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把法家利用编造尧舜禹禅让负面消息用于其政治目的的记录。
到了《竹书纪年》第一次出现了尧舜禹禅让“阴谋论”的记载，又是毫无根据。只是由“诛心论”到“阴谋论”又进了一步。
再下面出场的就是韩非子了。在先秦诸子中，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等诸子大家都赞美历史典籍中对尧舜禹禅让的赞美，唯独法家韩非子起劲攻击尧舜禹。他的材料只能是来自《竹书纪年》，因为他出生时《竹书纪年》就已经出土了。考虑到韩非公子与魏国公子都是“阴谋篡位集团”的官后代，又是同时代人，他们间是心有灵犀而已。
记录尧舜禹禅让的《尚书》，本意就是“上古之书”，很可能成书于三皇五帝年代，距离尧舜禹较近，而《竹书纪年》距离尧舜禹约有两千年之久。既然其间找不到禅让历史的任何负面记载，请问如何证明《竹书纪年》的“阴谋论”就是历史的真实呢？它的证据在哪里？别说是在信息交流极不发达的古代，就是放在今天，有人凭空编造一个春秋战国年代的段子还要大家承认这就是真实的历史，请问人们能承认吗？结论只能是，这是法家又一次为了政治目的编造出来的伪史。法家都是工具论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司马迁都称这类法家人物为“刻薄人也”，他们什么坏事做不出来？
梳理这段历史可看出有下列特点：一是只有法家对攻击尧舜禹禅让最卖力，法家是“阴谋论”源头（儒家中只有荀子说了句所谓禅让“是虚言也”，很可能也是从他学生韩非嘴里听来的．），而且它有利用抹黑尧舜禹禅让来为法家政治目的服务的记录，证明他们具有“犯罪动机”；二是法家不论“诛心论”还是“阴谋论”，这段“史实”前无史证，后无史迹，是凭空冒出来的。一般说，后世记载的历史如果提出新的说法那是必须要有前面的史料证据的，否则就是凭空捏造，而且新说法的后面往往还应该能找到固化的民间记忆可做旁证。比如大禹治水直到今天民间都保存下许多治水的传说和遗址。尧舜禹禅让“阴谋论”至今民间没有任何记忆。这就足以证明这是法家韩非以及“竹书纪年”在伪造历史。出土的《竹书纪年》司马迁是有机会看到的，他也自述写作《史记》前读遍了皇室图书馆内收藏的所有史书，对各种资料经过仔细甄别，他是个极为严肃的史官，“不虚美不隐恶”，尧舜禹的历史他断然不采用《纪年》的说法，说明他是经过仔细甄别的。
顺便一提，中国历代封建帝王都有一个很卑劣的恶行：篡改历史。《竹书纪年》也不例外，法家最惯用。就连《史记》也因得罪了汉武帝而被用刀削去书简并扔掉，所以《史记》也是残简。这跟后世焚烧档案、强行篡改历史都是一脉相传的。
３、如何看待由于陶寺发掘证明尧唐时代已是等级分化、贫富差距严重的贵族社会，因而尧舜禹的禅让可能是后人杜撰？
持这些疑问的专家大概是受到当今社会风气的影响，以为只要社会财富多了，权贵就一定死霸着权力不放，富人就一定要炫富，禅让这一类好事就断然不会发生。这真是拿今天的腐朽来羞辱开创一个伟大民族的先人，折煞祖宗也！照此观点，伟人华盛顿就不可能存在。当时的美国财富肯定要远超远古尧舜，华盛顿本人就是庄园主，有钱人，还有黑奴。我们能以此为理由就可以推断华盛顿绝不会有自动辞职解甲归田的历史事实存在吗？
４、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尧舜一直伴随着他的亿万子孙生活着，不仅仅是他们留下了丰富的神话传说，更用“谤木谏鼓”刻下了永久的历史遗迹，在中华建筑艺术史及园艺艺术史上均留下了重重的一笔。至今天安门广场上，汉白玉的华表亭亭玉立，在祖国各地公园里，广场上，无数“绿植版”的华表青青葱葱；在北方四合院民居门口的两侧，在南方祠堂、过去官府衙门外或是在牌坊的石柱下，两面或数面石鼓侧立在门的两边。让人们铭记着尧舜先帝遗下的祖训。
“谤木谏鼓”在人类民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人类最早把权力特别是最高领导人权力放在民众监督之下并关在笼子中的伟大实践，是华夏社会“民权”对“王权”的胜利。它和至今流传于民间的有关尧舜禹的传说都成了固化的民间记忆。它理应向联合国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像粽子之与端午节、月饼之与中秋节一样受到人类的重点保护。
综上所述，尧舜禅让理应进入信史，他们是我们民族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民主制的源头。
三、重评儒家、法家、墨家，取精弃朽，发扬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民主精神，壮大民主基因
在诸子百家中，对中国后世政治生态影响较大的当数儒家、道家、法家。我还要提到墨家。
先讲儒家。一百年前先进知识分子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现在又重新搬出孔子，反映了政治家对孔子的矛盾态度。最尴尬的一幕发生在前年把孔子塑像搬到天安门广场上转了几个圈最后又请回去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年孔家店要不要打倒？现在要不要重新把孔子定为一尊？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孔子重新评价。前几年出土了据说是孔子的遗言，真伪之辨莫衷一是。我很同意一位自称“匿名作者”网民的观点，他说：“孔子临终遗言，不论真伪，很真实地道出了孔子和儒学的真正本质，的确反映了孔教的特点和服务对象。是不是真的孔子遗言，并不重要，是不是符合孔子的真正精神才是重点。”我认同这个观点。儒教的实质的确如孔子所言“汝之所学，乃固王位，束苍生，或为君王绣袍之言。”
关于“遗言”的真伪，我以为真。毕竟是经他后人孔健所整理，如系杜撰，于他何益？而且很符合孔老夫子性格。孔子人品不似商鞅“刻薄”，一生诲人不倦，是个天性善良的人，临终前讲真话合情合理。
儒家学说是中国数千年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是束缚中华民族的精神桎梏。正像孔子遗言所说“御民者，缚其魂为上，囚其身为不得已，毁其体则下之。授男子以权羁女子，君劳半也。授父以权辖子，君劳半之半也。吾所言忠者，义者，孝者，实乃不违上者也。”因此绝不可能成为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主要精神动力。当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曾有过一场对儒学的大辩论，结论也是否定的。日本做出了正确的文化选择，取得了成功。孔子不能成其为“圣人”而是“师尊”。
但是儒学也还有另外一面，毕竟孔子是一位资深的教育家，他的教诲对中国伦理道德文明还是有积极的进步作用，由于道德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适性、继承性，因而不能简单否定。儒学的要害在等级观念及等级制度，它造成今天我们社会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等级制和观念，严重阻碍中华民族平等独立人格的成长，甚至戕害儿童的心灵。
回顾百年前的“打倒孔家店”，知识精英们在批判儒学“礼教吃人”的同时，也犯了个错误——他们往往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绞在一起算到儒学的头上。其实孔夫子竭力提倡的恰恰是能体恤民情的尧舜禹等明君“以仁义治国”，跟法家不是一回事。质言之，儒学是用封建等级制度及对女子的歧视来用“软刀子”“吃人”，法家是用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主义来用野蛮残酷的“严刑峻法”“硬刀子”“吃人”。儒、法两家的罪责必须分别清算。
法家讲“法治”，跟今天的概念完全相反，它不是“全民法”，而是“法自君出”，一言堂。君主就是手提着笼子把任何一个自己不中意的人随便关起来而只让他自己能在笼子外无法无天逍遥法外。联系前文，说明这恰恰是法家恨透了尧舜禅让的原因，因法家学说的核心就是帝王牢牢抓住一个“权”字。面对这种帝王，人民有权起而质问：谁给你这个权力？谁允许你拥有任意摆布百姓的自由 ？百姓是你的小菜吗？你有什么资格？法家讲“严刑峻法”，对待百姓极其残忍，造成百姓重大的苦难。法家讲“道、法、术、势”结合管理国家，这个“术”就是“权术”，这个概念在诸子百家当中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它给我们民族性格增添了智慧和狡黠的成分，用在军事上可以——“兵者，诡道也”，用在处世为人或国家管理上则人所不屑。今天满世界遭人诟病的“特色”巨婴皆是中国“特色”法家教化的结果。法家讲“弱民、愚民、贫民”，这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法家都是狂热的国家主义者，它的趋势就是法西斯。中国历史上一切喜爱法家的帝王，都行恶政，对人民都欠下累累血债：恶有恶报，他们的下场都不好。换在今天，法家是必须受到国际人权法院审判的。这是本质上反人权、反人道、反人性的学说，用法家思想治理中国是使我们在观念上与世界脱节两千年的根本原因。总之，两千多年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根源是儒家、法家，但法家尤甚。我们必须有一部古今法家帝王治理中国的人民苦难史，让后世子孙永志不忘血泪的教训！
这里必须说一下墨家。在春秋战国时代，墨家曾跟儒、法、道家并驾齐驱，属于“显学”，墨子的著作很多，相传能装三车。但留下的却寥寥，仅存５３篇。墨子的基本群众是手工工人，他们与现代工业社会的产业工人不同，后者只是使用先进生产力的劳动者，他们并不发明机器，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因而也不能创造出全新的社会。这一点马克思的判断错了，倒是普列汉诺夫判断正确。墨子时代的手工业工人不同，都是自己那个行当的行家里手，他们创造工具，发明手工机器。他们代表了那个古老时代的最先进的生产力。因而他们的思想就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但是后来突然销声匿迹，这是历史造成的悲剧。
墨子思想很丰富，很超前，甚至很前卫，其中最可宝贵的就是彻底的民主思想。他是中国最早提出普选制的思想家，首先是“选天子”，他说：“天子之所以乱者，生於無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他更進一步提出選“三公”、選“諸侯”，选“卿之宰”，选“乡长家君”各級官員的普選制。今天回头看，墨子的进步简直是惊世骇俗！墨子大致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与他同时代前后，遥远的雅典城邦民主制正跟墨子的主张遥相呼应。写到这里，我真为我们的祖先骄傲！我们有毫不逊色于世界的先进民主思想，这可是比世界上最早的美国总统民选（1787年）还要早两千多年噢！今天有人批评墨子的民主思想不系统，废话！那是因为墨子没有实践民主的社会条件，如果希腊民主制没有梭伦、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等人接力棒式的实践，一开始也不会成系统的。如果中国历史不是让我们的先人在一次次的关节点做了错误选择，我们今天将是另一种民主富裕的社会！
中国的历史很吊诡，仿佛是受到神的诅咒，一个很早进入文明的伟大民族却一次次地被来自外部或内部的落后文明侵略和推翻：先是被起源于西北高原的最落后野蛮的秦王朝统一中国，以后又被游牧民族蒙古、满清灭亡，再以后被二十世纪的一场农民革命彻底改变了命运。每一次被征服，文明就一次次地被打断，文化就一次次地被毁灭，历史就一次次地被打回原形。于是一切又重新开始，如此周而复始，陷入了循环怪圈。墨子的学说突然销声匿迹的原因现在就很清楚了，它可谓是专制集权制度的死敌，必然遭到秦王朝疯狂的镇压。墨子的弟子们最后都是在反抗秦王朝的侵略战争中牺牲的，壮士们的牺牲留下了古代民主对抗专制压迫的最悲壮的一幕！墨子门徒被剿灭后，墨子的学说由于跟主流价值观尖锐对立，必然遭到主流社会的打压、封杀，必然被焚书，被封禁，被边缘化，这情景今天的人们理解起来一点也不陌生。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并不缺胳臂少腿，我们有着可以自傲的民主源头和民主文化，但却被一次次的专制向民主的反扑中被强行掩埋了，然而，“Justice may be late，but will never be absent”（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被歪曲的历史一定要板正，被掩盖的辉煌必定要重放辉光，伟大的民主传统站到前台来吧！
四、回归形而上终极信仰，让中华民族向神性贴近
必须为中国人找回信仰。
必须为中国人找到终极信仰。因为信仰必须是出自内心强制性无条件地服从。唯有终极信仰才能令人无法质疑心悦诚服。
只有终极信仰，才能战胜祸害中国数千年的专制主义这个历史的毒瘤，才能发展出独立的人格。
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只能沦为世界上的劣等民族。
没有信仰的人的确如《圣经》所说是“迷途的羔羊”，只能是人渣。
这场农民革命的重大收获之一就是让我们经常在电视中看到一个个高位贪官的“悔罪”，听到的开场白就几乎如出一辙，那就是：“我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那场“红卫兵”运动的成果就是长成的“巨婴”们在瑞典“墓地”满地打滚，在罗浮宫里随地大便，在高铁上霸座骂人，在国际场合高呼“喷血”口号抽老外的耳光……巨婴的丢丑令海内外华人蒙羞被外人视为另类。这满地鸡毛谁来收拾怎么收拾？
都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宗教信仰就没有良心监督和自我救赎，更谈不上道德。
必须返回我们的好传统，找回我们祖先的终极信仰。
其实中国人远祖是有信仰的，而且就是宗教信仰。这个信仰就是“上帝”。打开《尚书》、《诗经》，“上帝”、“天命”字眼频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尚书·商书·汤誓》）“上帝是祗”（《商颂·长发》） ‘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周颂·执竞》 ‘上帝是依，无灾无害。’《鲁颂·閟（音bi）》……中国的“上帝”出现得非常早，比尧舜、甲骨文还要早。后来历经沧桑一言难尽，虽然唯物论灌输终止了宗教信仰，但在民间仍有许多民俗民谚顽强地保存着来自远古的宗教记忆。像“头顶三尺有神仙”，“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天地良心”、“天打五雷轰”，这种宗教情怀可说是深入人心，就连每杆秤上都专门要打上七颗铜钉，用北斗七星生动地诠释了“人在做天在看”的宗教意识。正所谓“天，上帝之别称也。神無二主！”
时至今日，科学正以几何级数的跳跃突飞猛进，高能粒子对撞机不仅打开了原子的外壳而且找到了最小的量子——前子。量子论、相对论使人类的认知领域空前扩大，从极小到极大，从有形到无形，从低维度空间到高维度空间，从此宇宙到平行宇宙到外宇宙，从物质世界到灵魂世界，甚至从生前到死后……都进入了人类探索的视野。人类已经触摸到了科学的边界，再往前科学就无能为力了——不过在充满好奇探究的人类眼睛里，这边界仍然会像百米短跑纪录一样总会由于人类运动科学的进步或人类智力参与自身进化的进程而不断有所突破，被人类的触须伸到边界以外去。这时候难道还能回归到宗教终极信仰上去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科学越往前发展，它就跟严肃的宗教（非邪教）越走越近，各宗教间就越互融互通。同样，越是顶级的科学家他们的宗教情怀也就越加浓重——这就是对宇宙意志的深深敬畏。爱因斯坦说：“以我有限的智力，亦能知晓宇宙是如此的和谐，谁还能说没有上帝？”只不过他的上帝概念有所变化。
这也是必然的，宗教必须与新的科学精神相协调并加以深化，否则它难以具备人类终极价值观的强大说服力。这种宗教是什么样的呢？
在1949年出版的《我之世界观》一书中，爱因斯坦写道：“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们的心灵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
也就是说，由对人格化上帝的崇拜转向对宇宙意志的敬畏。你也可以把“宇宙意志”说成是“上帝”，祂的确无处不在，你处处能感受到祂，但始终无影无形。用我的话就是树立一种科学、人道的宇宙宗教观。当然，要想成为宗教观，它必须既有神秘性，又有可感受性，两者缺一不可。没有神秘性就难以形成宗教感情；没有可感受性就难以让人信服。宇宙意志就恰恰具有这两方面的属性：祂一是具有“理性”，人能够以自身理智去认知宇宙所遵行的“最深奥的”定律；二是具有“神性”，人能够以自身的“悟性”去感受到在宇宙冥冥中的确存在着一种人类讲不清楚的神奇的力量，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祂是什么？也许在科学家眼里，是“最灿烂的美”；在更多的人眼里，是冥冥中的神奇安排。
举例来说，地球的存在仿佛就是为了人类出现并便于观察宇宙而设计的：大爆炸初始条件极端严苛，相差一丝一毫，宇宙、地球就统统不能存在，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微乎其微几乎为零，但却偏偏让幸运的地球撞上了，而且地球在银河系旋臂的位置以及在太阳系中的位置似乎就是为了让地球人观察宇宙而专门设置的，否则人类根本观察不到宇宙，这又被地球人撞上了。再比如今年泰国十三名小足球运动员洞中的被困，其营救过程完全是一连串国际间绝妙奇巧的契合，甚至连营救的潜水员手中的引导绳长短都尺寸不差，如果错过其中的任何一环，营救绝对不能成功。这冥冥之中的确如有神助。泰国人就想到可能与该队教练员曾出家为僧有关，于是商量好出洞后一起去当了和尚。相反的实例也比比皆是，比如，世界上专制暴君大都没有好结果，为暴君做“国师”的法家商鞅、韩非下场悲惨。真应上了民间的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类的事例搜集起来很多很多……你无法用“科学”来解释，但你能切切实实感受到它的“不能洞察的”存在。它不得不令人们联想到，宇宙的“神性”是否暗示着宇宙意志隐含着惩恶扬善的设计？
仿佛是印证我的设想似的，1993年12月26日，哈勃望远镜传来了宇宙中最神秘的现象之一的图像——“上帝之城”。在茫茫的夜空当中有一大片璀璨无比的城市，在空间中静静地翱翔。照片显示，棱角分明的建筑物轮廓分明、清晰可辨，绝无可能是由宇宙中的星际尘埃所组成。它距离我们３．５亿光年。这个空间都市长达几十亿公里。
这也许就是宇宙意志给人类的昭示：这是一切善良者的“天堂”所在。
这一类“神性”的事件，每个人一生中都可能经历过或至少是听到过的一些真实而神奇的事情。
对宇宙意志“神性”的理解已远超出人类的认知能力之外，宇宙仅仅只向人类揭开面纱的一角。也惟其此，宇宙意志才显示出震慑人心的宗教力量，令人类心甘情愿地将心灵皈依与祂。
以宇宙意志（上帝）为终极价值的宗教与我国的道家学说是一致的，与佛学也相融洽。佛学中的佛陀、菩萨、罗汉等等并不挑战至高无上的宇宙意志（上帝），只是代表它们对宇宙意志 “觉悟”的不同层次，所谓“人皆可为佛”亦即人人皆可通过各自的方式去“觉悟”宇宙意志，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精神维度，去向神性贴近。到那时候，我们民族的道德素质就将极大地提升，我们就能把一地鸡毛打扫得干干净净。
宇宙意志的显示给人类带来什么启示呢？我以为，祂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宇宙没有人类出现，祂空空洞洞永恒死寂，有价值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应该说，宇宙正是由于有始终探寻真理的人类存在才显示出宇宙的价值。这么看来，宇宙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宇宙与人类的对话，以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同样，如果人类不能解读宇宙意志，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只有人类不断地克服困难去破解宇宙的“理性”，去“觉悟”宇宙的“神性”，这才是人类的价值所在。这样宇宙意志就为每一个人找到了生命的意义：通过“理性”打开宇宙的奥秘，通过“悟性”去提高自己的灵魂层次：你的每一个善念都是一个福报，你的每一次善举都是一次“修持”，你的每一次对真理的坚持，你的每一次灵魂的净化，都是向更高的空间维度的提升，它们积累起来就使你更接近神性。正像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所说，进入量子时代的人类正从智人向着新新人类转变，这是全新的人种，它的特点就是无穷尽地向上帝贴近。
中华民族能追上这个人种进化的步伐吗？我十分担心。我们已经沉睡太久了，我们下跪的时间太长了。当我们的邻居埋头一会儿鼓捣个在天上飘的望远镜，一会鼓捣个阿尔法机器狗出来的时候，我们在折腾些什么呢？五千年的历史，我们只出过一位哲学家老子，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在世上混？当人类都向上帝转化的时候，我们只能下地狱了。
中华民族毫无落后的理由，我们有着和其他民族同样光辉的文明，只是由于专制主义的代代相传不断被强化，才摧毁了我们的民主文明传统，束缚了民族的创造力，只要一旦打破坚固的原子核，我们就能迸发出惊天的能量！
应该终结无神论宣传，因为无神论割断了“良心”与宇宙间的天然联系，使“天——良”尽失，道德沦丧。
应该终结唯物论说教，因为量子论的实验表明，人的意识决定了光子的状态并导致光的波函数坍缩。
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是对的：代表落后生产力的阶级永远不可能创造新的社会，只有代表新生产力的阶级才代表着社会的进步方向。为此普列汉诺夫就指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最有学识的阶层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进的思想带到群众之中去。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
海内外华人先进知识分子携起手来，为拯救我们的民族，为伟大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起来奋斗吧！
2018.10.08夜于 Melbour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