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8日于成都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武侯文艺培训班的发言）开初递交的发言题目，与文学批评相关。我曾张罗文论杂志二十八年，对得罪作家，略有心得。而今天在座的，清一色艺术家，遂借鲁迅一句话，将标题换了。换完便知犯傻，这会遭遇多少陌生的内容啊。哪位听出隔行如隔山的谬误，拜托随时纠错，以帮我增长见识。

八十多年前，鲁迅嘲讽某些文艺青年：“向来有一恶习，厌恶科学，便做文学家；不能作文，便做美术家，留长头发，打大领结……而不肯作正正经经的画。”鲁迅此语，当然不是替科学、文学、美术排座次，更不是刻意将画家放在科学家、作家后头。老人家只是打比方，取笑那些浅尝辄止的年轻人，朝三暮四，往往一事无成。相反，他对认真做事的画家，满怀爱意。事实上，鲁迅于美术的“懂得”与“看重”，在他那个年代，少有人比，以致到今天，仍无人超越。空口无凭，鲁迅留有大量见诸文字的研究成果。

鲁迅谈起美术，有时自谦外行，更多时候，真诚、忘我、投入，完全是知音聊天的状态。对美术新生力量，尤为欣赏，醉心于扶持青年画家，为他们出书、作序、写评论、办展览、开讲座。他对美术的未来，有过如下把脉：“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如此两条途径的意见，到今天仍是良药。鲁迅并非开出处方就完事，而是继续细化，从传统水墨的继承，到西洋美术的借鉴，贡献了许多真知灼见。这与他在文学上主张“拿来主义”一脉相承。

鲁迅衷爱美术，仅从体裁上说，是囊括式的，诸如油画、水彩、漫画、壁画、国画、年画、连环画乃至书报插图，无不在关注之列。仅以木刻为例，鲁迅倾洒心血，到惊人程度。他认为木刻黑白两色，看似简单，基础仍在素描，远近、明暗、线条稍稍一错，往往全盘皆输。同文学上呼吁“少看中国书”一样，他极力倡导多看欧洲木刻名作，钻研其构图和操作手法。盖因木刻以刀代笔，最早诞生中国，从唐到明，有过体面的历史。后来流传欧洲，数百年之后，再“返销”回来，早已脱胎换骨，非年轻人轻易所能仿效。

此外，为让中国美术得到参照，鲁迅花大把时间、精力，开创性地翻译了日文版的《近代美术史潮论》。此书图文并茂，插图多达一百四十幅，呈现出欧洲近代美术潮起潮落的轮廓。鲁迅为中国尚无一家“正正堂堂”的美术杂志而痛心，叹惜“羞死人”。他认为依中国之大，美术要有杂志，往细里说，比如版画，也应有杂志。但随即失望：“这是绝不能实现的。”他告诫画家，在了然各种美术类别的多样属性之外，“万不应忘记它是艺术”。拿笔操刀，一边干活，一边左顾右盼，却恰恰忘掉艺术。这类专注察言观色的怪事，八十年前有，现在仍未绝迹，甚至可能更甚。可见，一些习惯，总是非常顽固。尤其坏习惯，加倍顽固。

上述内容，绝非我运气好，在鲁迅某篇专论里一下子读到，而是从他一些文章、访谈或家信中摘出来的。引述它们，仅仅为了说，我的发言题目援用其意，毫不表明鲁迅低看美术。所以，在座的画家，敬请欣慰，在五四文化旗手的思想宝库里，始终情真意切地，闪耀着你们行业的光辉。

四十余年的文圈生涯，与文人交道多些，便有了偏见，觉得从事艺术的人，往往本色、单纯，比文坛人士可信、可交。艺术家即便装模作样，仍属可爱范畴，会让人耳目新奇，给日子添加生趣。留长头发、打大领结的伙计，穿衣戴帽、举手投足，那叫风情和气质。他们多多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不仅是对生活色彩的贡献，也是对价值尺度的拓展。

成都东边的“东郊记忆”，创办初期我曾去过。几年之后，记忆未褪。满眼忙来忙去的男男女女，无不妖娆十足。年轻的，牛仔露膝，中老年，艳衫裹身，也还真就见过几位长头发、大领结，看样子像产业总监，至少也是门店经理。个个无暇他顾，皆以各自的专注，在废弃多年的厂房里，拿东方的传统经验，与西方的当代艺术，做巧妙组装。他们的摆弄，让昔日成片简陋建筑，一下子成了大雅之堂。由此可见，一座城市的风姿绰约，怎么可以离得开艺术人才。

做不了文学家，去做艺术家。到了眼下，真有当作家当累了，当烦了，当得江郎才尽了，而去当画家的。一边当作家，一边当画家，或是以绘画为主业的作家，分别可以数出一大串。他们中也有男性蓄长发、长须，尽显仙风道骨，佐证出鲁迅的远见，也顺便延伸自身的想象。倒过来看，这些年画家去当作家的，亦大有人在。陈丹青最为突出。他的文字声名，已盖过他的画作；其功力，亦远超画界其他同行，甚而远超无数专职作家。我喜欢陈丹青的表达，购有他几乎全部著作。难以服膺的只是，他对其师尊木心的推崇。因为信他，买回木心一堆书，但多数难以卒读。客观地说，木心满腹经纶，但一挪进纸面，文字感觉远不及徒弟。猜想“吾爱吾师”的陈丹青，未必认同这一判断。

浙江有个作家程绍国，景仰他的温州老乡林斤澜，十几年前，出版长篇传记《林斤澜说》。通常，传记难有情趣，加之三十多万字，很难讨好读者。无意中得到这书，却被吸引，一气读完。林作家被公认为短篇圣手，而短篇讲究的正是文字，“圣手”之尊称，算是对他的顶级肯定。然而，恰恰是他的遣词造句，雕琢过甚，时有拗口。便让人觉得，作为学生的程绍国，文字干净、传神，丝毫不输林老。在一个会上，与程绍国初识，我将这感觉，直截了当讲给他。他看着我，怔住，眼神儿茫然，无任何反应。看得出来，冒犯了他的偶像，但因初识，要给面子，不便驳我。而对当面吹捧，亦觉诧异，不想领情，遂应付出“谢谢”二字，转身而去。等数年后再次相遇，我与绍国，才成为坦诚相见的朋友。拿他与林斤澜孰高孰低的对比，彼此从不再提。这也说明，对有操守的人，当面批评，可能无碍；当面夸他，却难免尴尬。

实际上，木心实为美术行家，身后留下众多画评与画作。要不然，不会与同样学问好的陈丹青，成为灵魂朋友。而林斤澜呢，曾专门以职业画家和美术教师作模特，分别写进小说，故可视他为美术鉴赏家。此刻提起他们，是想从不同角度，说明美术与文学有难解之缘。再瞧瞧，音乐家、剧作家、书法家、摄影家、主持人、民俗专家、影视明星等各路人杰，通过著书立说而当了作家的，为数实在不少。这些，都验证出文学与艺术的互通有无。曾有人说，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可能有道理，又显然不见得。好像不同版本的文学史，都认同同一个事实，人类初始的所谓文学，是由劳动号子，也就是音乐孕育而来的。文学，实际上只是艺术的一个分枝，但现在习惯中，俨然已独立出艺术之外。文艺、文艺，文学不仅另立门户，且排名居前。但怎么排，各艺术门类与文学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响、相互帮衬的关系，始终不会变化。

可以想象，一位不具艺术感受的文学家，哪怕成天伏案，亦无非缘木求鱼，活蹦乱跳的鱼儿与他无关。一位欠缺文学触角的艺术家，也许能完成有意义的作品，但很难调理出有意思的货色。意义和意思相比较，意义露在外边，意思含在里头。意义易得，意思难求；意义短暂，意思长久。而有意思的作品，意味着不仅仅是一件作品，极可能是一件艺术品。

很久以来，随着市场的高烧（如书画之类）与市场的萧条（如戏剧之类），艺术创作普遍坠入大而化之与急功近利。眼下的艺术，千奇百怪，真货不多，赝品不少，劣胜优汰，是非被公然混淆。你得到认可，或是遭到否定，质量不是裁决的标准，艺术细节已无人留心。久而久之，审查者、欣赏者们的口味、嗅觉，也随之粗糙和迟钝。任何艺术，一旦打上快餐标记，特征之一，便是与文学的疏离。近几年市场温度开始冷却，但艺术创作并无明显改观。走上弯道毕竟为时不短，有些门类的肤浅，已成为惯性，艺术呈现中的力不从心，当属常见遗憾。

我上初一的时候，曾听一位高一男生说：“列宁讲，在一切艺术中，对我们最重要的是电影。”三年之后，社会大乱，伟人语录盛行，我惦着列宁关于文艺的论述，还真就找着这句话。到现在，用沧桑点儿的口吻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仍将列宁对电影的推崇，记得牢牢的，是因为高一男生说完前一句，故意喘了口气，跟着还有下一句：“可惜，列宁说错了。在一切艺术中，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相声。”他当时振振有辞的理由如下：两个人，两张嘴，穿两件长衫，摇两把折扇，往台上这么一站，便聚拢大千世界。而电影可比吗？这种诡辩性质的谬论，当年居然将我蛊惑，就此沉迷相声。

当兵到了北京，落脚到了天津，就等于掉进相声的大本营和老窝子。爱听侯宝林、马三立、马季之后，喜欢郭德纲。此人相声天才，同时擅演多种戏剧。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看过他表演古装滑稽评剧《打狗劝夫》。郭参演属玩儿票，时间又紧，唱词记个大概齐。整台戏，作为主角，始终即兴演唱，与幻灯打出的字幕，多数不同，但戏意、韵调、韵脚无丝毫走样。这让座无虚席的看客，陷入意外的欢乐，完全超过欣赏他的相声。

这几年相声显出衰败之相，包括郭德纲的表演。虽仍能字正腔圆，但其虎头蛇尾，以贫嘴凑数，常叫人大失所望。贫嘴本是相声的本色，然过量则一定倒胃。一段相声好坏，其实就是听它的包袱。如果演员一张口，满嘴正经的废话，而缺乏逻辑混乱，没有自相矛盾，少了彼此打岔，想都不用想，现场看客的回应，只会是面无表情。哪怕亲友团坐在下边，也顶多是勉强陪笑。直说要害，这就是创作跟不上来，找不到气韵连贯的脚本。纵然是他郭德纲，食材拙劣，亦端不出一桌好菜。六七年前，某地文联广邀作家加盟，并悬出高价，求购佳作，试图让文学掺乎进来，强化相声的人文蕴藉。临时抱佛脚，望眼欲穿，终归不了了之。

而电影剧本创作的状况，类似于相声，因日渐隔漠文学，实为一蟹不如一蟹。数数而今银幕上，多数国产片子，无法讲清一个首尾相顾的故事，更无法讲清一个让人信以为真的故事。像《三枪》及手撕鬼子之类的闹剧，横行影院。猜想这些编剧、制片、导演，可能多受武侠、神怪小说的薰陶长大成人。这其实倒不奇怪，让人纳闷的只是，必须吃错药，才能孕育出的那么多天生残疾，何以能胎胎顺产？说一部电影好，首先是对其虚构合理的认可。连这点起码的本事都没有，不少从业者居然好意思在红地毯上搔首弄姿。

外国人看中国戏剧，历来有“三大”之说，即大敲、大叫、大跳。“三大”肯定属皮毛之见，暴露出洋人的土气，我们可怜他们的无知。就我个人经历，正是川戏的“三大”，使我从小远离剧场。只是奇怪，十七八岁开始喜欢读川戏的剧本。里边有蜀人的幽默、智慧，唯独没有震耳欲聋的高腔、锣鼓。

今天的戏剧情况如何？你们肯定最熟悉行情。似乎是，少数城市里的少数剧团，在少数日子里会上演少数剧目。这不包括地方戏服务于旅游的表演（比如川戏的变脸与吐火）。我读过一些新编剧本，纯正的导向，无趣的故事；向上的人物，浅陋的对白。短缺文学含量的支撑，明显成为这类作品的绝症。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老话简单，一矢中的。梨园整体的乏善可陈，原因多多，剧本的拖累，占了不小比重。君不见，各地不断重赏创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就必有好货么？本是精神产品，一味地用市场思维催生，效果如何，想都不用想。道理不消多说，钱多，钱太多，所有相关环节，所有参与人员，就断然纯粹不起来了。

表面看，跟文学靠得最近的艺术，书法可算头号亲戚。书家挥毫，所抄、所录内容，大多为唐诗宋词。古典文学的精华，须臾不离地挂在笔头，这还不文学么？实际上，这往往最不文学。见过不止一位书家，抄着抄着，忘了古人某句某词，便佯装喝水、撒尿，避人掏本儿查寻。书法与传统文化的貌似亲密无间，人们耳闻目睹，无不证明只是种种虚应。我曾在三位朋友家里，见着三幅同一书家的“厚德载物”。隶书，横排，高悬于客厅要津。此句《易经》名言，来历非凡，又出自书坛头目之手，岂不价值连城。但顶级名流，提笔就是随处可见的四枚俗字，证明腹中空空，证明修养不够，证明书德薄而欠厚，载不了物，载不了福，载不了名，最后只落个德不配位。时隔二十来年，当时的天价货色，而今价值几何，已让人大跌眼镜。

一幅完整的书法，理应是书者技术与纸面内容的结合。写就“精品”一幅，却无一个字出自你的脑子，能心安理得地算作自己的作品么？至于书家所炫之技，如若完全是他潇洒的发挥，就十个有十个属歪门邪道。不少上窜下跳的表演，书家甚而以身体器官运笔的“才艺”，已让人们饱览各种怪相。

中国书法，极其遥远地走来，却几乎无法理出一个幼年、少年、青年、中年的发展脉络。历代大家，几乎个个概莫能外，一扬名就已成熟至绝顶。他们令人心仪的行、草、隶、篆、楷，无不成精成仙。这世上什么都可颠覆，唯中国书法不能。一拨拨的后人，对古人高妙的笔意，心悦诚服，亦步亦趋，仍只能追随二三，七八断然继承不来。面对这一无法脱逃的宿命，只有心怀敬畏的人，方有揣摸传统精髓，修炼出形似（遑论神似）某某大家些许造诣的可能。而如今多数书家，是没有这运气的。无论他是否入了书协，是否当了理事，甚至是否弄到主席、副主席，只要他拒绝文学书籍，拒绝文学话题，他就只能是，日复一日地涂抹唐诗宋词。重复到最后，他本人都会陌生笔下的句子，产生不解其意的麻木。

中国书法的特性，反倒约定俗成了鉴赏的标准，而成为“盐咸醋酸”一样最质朴的共识。历代众多星光闪耀的人物，随便请出一位，今天耍毛笔的，有谁敢站出来一较高低？地位不可撼动的中国书法，似乎不用长篇大论作为支撑，多以语录方式，构筑起行当的理论体系。抒发唯美情怀，倡导个性张扬，表达对拙朴的推崇，对宗教的虔诚，对良善的向往。比方，说漂亮的草书，不似蜘蛛结网，恰如大雁飞行，空中掠出醉人的线条。虽片语只言，尽显风流倜傥。

毛笔写字，作为一种技能，原先并不为大众看重。这些年身价倍增，成为老年人颐养天年、青少年继承国粹的重头“游戏”。对外交往中，更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一大载体。六年前，在阿肯色大学的孔子学院，参观美国孩子学习中国书法。他们的作业当然只是货真价实的涂鸦，因中方老师出手的示范品，都是不曾入门的鬼画桃符。但无论如何，我当时颇感欣慰，浓浓的墨汁盛上了，白白的宣纸铺上了，软硬兼施的毛笔上手了，华夏的翰墨架势摆出来了，终究算得可喜的开端。

数过书法，美术可以算作文学的二号亲戚。但从个人角度论，我与美术更亲。１９６７年前后一年多，成天跟着一位大我七八岁的张姓画家，在达县城里奔来跑去。达县斯时乃地委、专署所在地，机关多，又都必得悬挂大幅油画领袖像。去安源、上庐山、扬子江游泳、天安门检阅，都是其时风行的伟人形象。张画家无正式工作，但他的政审过关，画技过硬，于是手头的活儿一档接一档。每换一家新主顾，该单位空地上，会事先搭出木框，并蒙好画布。张画家正式画开后，一个习惯动作是，过一阵儿从脚手架上跳下来，退开七八步，仰视，然后重新翻上架子。描摹一番，又跳下来，退开仰视，再翻上去。如此几个回合，额、眉、眼、鼻、耳、嘴以及下唇靠左的那颗痣，便逐一显现出来。这会儿说来省事，几个回合，当时可能就是好几天。张画家新婚不久，竟奢侈至极，拥有老房两间，摆满无数书刊。平常言谈话语，除了说吃，除了说画，便是鲁迅的《阿Ｑ正传》，郭沫若的《女神》，蒋光慈的诗文，郑振铎的游记。他自己的风景画、人物画，都特别看重题目，要么有诗意、要么有寓意。他尤其爱说一句话，费力整出来，取名不讲究，那就糟蹋这幅画了。

张画家生活在小地方，但今天来看，像他那样文采、画技兼优的美术家，已不多见。而在不少显赫的大码头，当作品脱手，而随意签个标题，糟蹋画、也糟蹋自己的画家，则比比皆是。我一位熟人，系某城画界名角，创作出一幅大尺寸油画，并以花花绿绿的画面、笑逐颜开的人物，入选数十年一度的庆典美展。揭幕那天，我准时赶去，画家已被七嘴八舌的颂扬搞得满面红光。道喜之后，凑近欣赏画作题目，禁不住扼腕而叹，此君竟能想出如此周详的画名：《藏族婚礼上的老年唢呐手》。一看服饰，就是藏族；一看氛围，就非丧事；一看脸庞，就七十开外；一看乐器，就唢呐无疑。这表明我熟人厚道，生怕看官眼拙，瞧不明白，所以要一五一十地周知于人。

一幅画作完工，随手拈来说明词式的几个字，注解时间、地点、人物、主题，于不少画家而言，已经驾轻就熟。比方，画了一幅秋天的望江楼，就叫望江秋日，并可按时段取名，叫作望江初秋、望江中秋、望江晚秋。如果显示点古文色彩，可叫望江孟秋、望江仲秋、望江季秋。如果再兑点文学水分，可叫望江秋韵或秋韵望江。画了近景，叫望江一瞥；离得开点，叫望江远眺。如果纠缠般地画出了一迭望江图，仍能轻松对付，索性冠以“无题”，并从容不迫地无题之一、之二、之三，无题到无穷，无题到手软。如果另有机会，将这些画作结集成书，干脆书名就叫《无题集》。这般命名手法，有特指或有忌讳的除外，通常不可滥用。看上去省力，但白白地忽略掉内容与标题的相得益彰，活活地去掉了作品的艺术互补，生生地减弱了感染力的交叉传递。

当然，给作品命名潦草的，似乎还有摄影家、曲艺家、剧作家、民间艺术家，甚至还有最不应该的文学家。比如河南诗人杜甫，“洛城一别四千里”，躲避战乱，举家迁来成都。新异的巴蜀文脉，好比让他进班培训，受到难得的薰染。草堂一住四年，日子忽而闲适，忽而困厄。困厄时呼号出“茅屋为秋风所破”，闲适时为蓉城留下“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初春时节，诗人透过他家窗框，由近及远，望见城西百里开外的岷山雪景。并非夸张，农业文明时代，天空澄澈，能见度好，又无高层建筑遮挡，杜甫是有这“眼神儿”的。千百年来无数解读，已将这四句二十八字的高超，捧到天上。杜甫自个儿当年也一定得意，以致不愿多想，拿来该诗的体裁，以“绝句”作为标题。可见，偷懒之心，人皆有之，并古已有之。

有一天，我打开一本唐诗，内有杜甫多首，略为一翻，巧了，与“人生”二字，连连打头碰脸。“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如今蔚然成风的老年旧体诗词中，为省事不惜重复用字用词，原来是有渊源的。一位作家，写了部小说，挨着两页之内，连用十数“传奇”一词。作者或许是为强化自家玩意儿的不同凡响。但执着地揪住“传奇”不放，即使不算词语贫乏，至少表明此人不谙同义词的奥妙。这种小说还用读吗？读了当然不会出人命，但会扰乱年轻人对文字的体味。

提倡艺术人才加强文学修养，应该无人投反对票。事实上，也能看出部分艺术家挣扎般的努力。比如音乐。男生霍尊，以闺怨的神态，“突然”唱出《卷珠帘》，让许多人击节叹赏。除了旋律新鲜，还因歌词的古典意味。众人一激动，对其中虚而不实的夹生句子，就不再较真。刚听第一句“镌刻好，每道眉间心上”，人们便如痴如醉到不管不顾，可能恰恰就因意思含混。前一阵，偶然听到降央卓玛的新歌。降央卓玛以音域、激情、从容、舒展而出人头地。这回像是有人在帮她“转型”，但似乎拜错了师父，去学霍尊的套路。喉间打结的发声，文白夹杂，不乏臆造之词，使演唱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成了扬短避长。显明的道理是，文学性在艺术中的渗入，如果仅仅填充些皮毛的词藻，只会是费力而不讨好。

数年前，看过一出叫《青花瓷》的舞蹈，从舞名可以知道，编舞者探身传统文化，是企望从中发掘岁月的积淀。但百密一疏，留意了许多应该留意的章法，却恰恰忽略掉传统艺术中的“悬念”。大幕拉开，性急的姑娘们聚拢一堆，组合出硕大的青花瓷瓶。然后群舞、独舞一番，再复原出开头的造型。等于是，引诱观众提前支付惊叹。待到收场，就必然只有落寞的掌声。
　　而眼下的情形是，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无不天才辈出，盛产文豪、巨匠。多年来各地的文学节、书法节、美术节、曲艺节、戏剧节、舞蹈节、民间艺术节，场场都有相关机构、相关人员参与，有的还敛来若干洋人面孔，声称联手了国际背景的“科教文卫”。这类把戏的结果是，催生出五位数、六位数型号不等的大师。眼花缭乱的热闹，与文艺的繁荣、发展，实质上没有一分钱的关系。但它们对文艺的扰乱和伤害，却有着难以脱逃的干系。
　　诸位都是各门艺术的佼佼者、领军人物。今天，老乡勇于前来开些“黄腔”，表明我，虽外行，虽年迈，但尚有饱满的讨教之心。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