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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舟与人性
作者:潘学峰  发布日期:2018-11-12 20:55:56  浏览次数: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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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认为人类的文字和语言对于表述很复杂的命题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这和一个人驾驭语言文字能力的大小没有关系,而是和语言文字这种“平面”表述形式有关系。是语言文字的一种局限性。其实我觉得已经有很多人遇到和认识到了平面语言的局限性,因而常常陷于“拙嘴笨腮”想说而不得以表的难堪!历史上就有许多这样的记载,当时老子描述他脑海中的“道”时,就出现了‘慌慌呼呼’难以言表,而只能强名的问题。同样,对于人性善恶的历史性讨论,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尽管后人多把人性善恶绝对化,在善与恶之间争论不休,但实际上如此形而上学的命题,又涉及诸多的特殊性和条件性,所以人性的问题又岂能容易被具有诸多局限性的语言文字所表述清楚的?! 

西方人生活相对殷实、富足,所以根据美国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他们是很容易成为“第五类”人的,所谓“第五类”是指能够着重于自我塑造和发展的那么一类人。这类人在中国人看来应该属于那么一种‘我形我塑’‘自说自话’‘不看人眼色行事’的人群。这些人可以很容易,很习惯地拿出自己的看法,表现出自我个性。所以,我觉得只有在这种相对释然,没有很多束缚的时后,人性才会一显无余!否则终日戴着多种文化面具,是很难让人识得庐山真面目的! 

中国的文人自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开始,就‘羡慕’西方人这样的活法。当然,在一般贩夫走卒或者乡野村夫那样的生境中的人群是自顾不暇,不是‘羡慕’而更多地是‘看不惯’有意见,甚至是不自觉地排斥西方人的那种活法了。中国的‘小资’文人们从张爱玲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开始,就总希望把西方人的生活延伸到中国来。总希望我们受尽了文化蹂躏的中国人也有一种‘释然’的生活可以过。这些人作品中的主角们,不是生活在当时的中国‘边缘’地区,比如上海,就是生活在人家的内部,比如‘游学’生活,寄住香港的生活。而且生活的主角还被描述成‘先进’的中国人。而且凡是这样的角色最终都落个悲剧收场。这里面实际隐含着对中国理学文化的一种厌恶和无奈,同时也有对西方释然生活的无比憧憬。 

与此决然不群的鲁迅先生,却显得张扬了许多,对于看不公的人和事情总会‘破口大骂’。当然鲁先生的‘骂街’是属于文人的骂,不失体统。但尽管我们看着不失体统,但是也被属于张爱玲类的‘小资’和‘大资’文人看上去‘有耐观瞻’‘不忍蹙听’了! 

我觉得张爱玲们也好,鲁迅们也罢!都已驾鹤西归了!今天再提这些人的任何事情说不定都会被认作‘吃饱了没事’的事情了。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更重于物质或者说经济生活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民从事经济。可以‘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 

我们的经籍兵团是靠‘血缘’维系,上阵父子兵;是靠‘裙带‘维系,我们的哥们弟兄遍天下。我们的兵团靠着这样血浓于水的情感和物质维系,与时间共进退,百折不弯地搞开发,搞经济。我们现在不强调‘职业化’,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当然,我们现在更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现代社会精神生活需要。 

在这个节骨眼谈人性这样复杂而形而上学的东西,其实也真得谈不出什么新鲜的内容来。而且,极其容易陷于“善”和“恶”的无聊争论中去。 

写了这么多可能散漫的文字,是有感于英国一艘沉船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已经被西方人拍成电影,而且轰动了世届影坛的“TITANIC”。看着船沉下去的时侯的众生相,我在廊坊的一个叫小廊坊的街道上的一间屋子里再一次考虑什么是人性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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