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读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其中一篇是中学课本中节选过的《藤野先生》，对老师形象的描写颇有韵味：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这就是鲁迅先生眼中日本老师的形象。

老师是源于宋元时期对地方小学教师的称谓。明清以来，称为先生。直至辛亥革命后，引入西学，改称老师，并沿用至今。

那时候老师的形象大抵如此。长袍、马褂、老花镜、胸前散满胡须、说话抑扬顿挫，迂腐不堪。

日本的藤野先生，不过是多了一套不合体的西装。

历代封建帝王，对老师采取漠视的态度。民间有“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的俗语。话多了，就来个焚书坑儒。

据说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们日子过得着实不错。

“民国当时的月工资，一个普通警察是2块银元，县长是20块银元，而国小老师可以拿到40块银元。

1920年左右北京一个四口之家，每月只要12块银元的伙食费，就可以维持小康水平。

大学教授就更高了，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而知名教授工资就更高，比如一代大师胡适月薪1000块大洋。

民国老师们的收入，即使跟当时的明星相比，也只多不少。

三十年代超一流的明星周旋，月收入也不过200块银元。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可以很轻松地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

你应该明白为啥徐志摩一介教师，能养活处处奢华，还吸食鸦片的交际花陆小曼了吧！

民国时教师不仅工资高，地位也非常高，不仅官员见了毕恭毕敬，甚至连总统都礼让三分。

对近代史比较了解的人，应该听说过曹锟。

他，在北京放火闹事、纵兵哗变，帮助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策划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搞得战火纷飞，民不聊生；贿选总统，践踏和破坏民国议会和共和制度……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对教师恭敬万分。

1919年，曹锟在自己的大本营保定创办河北大学。他经常对手下人说，自己就是一个贩布的大老粗，没什么文化，办大学一定得靠教授。为此，曹锟专门聘请了很多知名教授，自己以师礼待之。

每逢发工资的时候，都嘱咐行政人员把大洋用红纸包好，用托盘托着，举案齐眉地送给教授。

这还不算，曹锟给教授们发的工资竟然高过他军队里的师长。当时河北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大洋，而曹锟的副官们能拿到零头已经要念佛了。

就是这样的工资，曹锟居然感到有些歉疚，看见教授在用显微镜做试验，说：“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钱，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呢。”

解放后的一段时期，政府对教师采取了优待政策。我父亲那时候中山大学毕业，月工资好像是60几块钱，是标准工资的两倍，生活还是过得去。他的同乡好友万先生（已经作古），热血的爱国青年，解放后放弃国外的优厚生活条件，以放弃继承家产为代价，毅然回国支援国家建设，到天津做老师，也是可以负担得起经常去起士林吃西餐的。

那个年代，大学生是稀罕物。各级学校普遍缺乏老师，就从学校的学生中，发现好苗子，加以培训，进课堂教书。我的母亲当时就是十六中毕业，被选出来当老师的。中学毕业教中学，也是当时政府的无奈之举和权宜之计。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66年开始，老师排在地、富、反、坏、右、叛、特、走的后面，被称为臭老九。父亲被扣上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帽子，由城市老师变成农村的猪倌。我童年记忆里，好几年都是在农村生活的。

农村也有学校，肯定要有老师。记得那个学校叫做韩家墅小学。几间破落四壁漏风的土坯房，围起不大的小院，中央竖着一根老爷庙的旗杆，飘动着褪色破损的五星红旗。

老师是一个当地农村的小姑娘，年纪不过二十岁，一口和善的带北郊区口音的普通话。忘却了学过什么正经的课本知识，只记得经常和鼻涕邋遢的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听她磕磕绊绊的念过期的报纸，懵懵懂懂地跟她学政治，还有类似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孩童们的嬉戏穷欢乐。

八十年代初，落实政策，父亲回到天津的大学继续做老师。这期间，文凭热爆发，老师们变得抢手。除了正规大学，近水楼台请老师们办班，电大、夜大、职大、各种文凭班，如雨后春笋。老师们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耗尽三寸真气，追赶改革开放的浪潮。

那期间，我也凑趣做了几年老师。学校的英语系扩招，需要引进一批年轻教师。教英语的老师抢手，我们也就赶鸭子上架，本科毕业教专科。

二十几岁的年纪，冬天骑着红色摩托车，带着大头盔，一身黑色皮衣，“突突突”开进校园，十分的拉风，和穿着灰布中山装、带着套袖的老师形象有天壤之别。腋下夹着皮包，里面是大学英语教程和教参，绷着脸走进教室。

看着底下五六十位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学生们，心中不免得意。“各位，你们都不是英语专业的学生，英语只是公共课，我不会为难大家。但是，要毕业，英语就要过级，学不学的自己掂量。我们一周只有这两节课的见面时间，我还要完成教学计划，希望大家保证出勤，上课时不能睡觉，不要随便打搅我。期末考试我出题，我改卷儿，所以考试前的几次复习课，会涉及到考试内容，很重要。听明白了吗？现在上课！”

我的开场白很有效，责权利分清。每学期期末，教务处考评，我带的五六个专业的公共课的学生们，出勤率好，统考成绩好，学生们对我的反馈好。由此总结出经验，好学生不是教出来的。老师的任务是激励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他们想学，自然学得好，他们不想学，呕心沥血也是徒劳。

教务处的老师找到我，希望我到外面的电大教授国际贸易的课程。大学时学过几堂课，并没有实践经验，怎么能误人子弟？于是百般推脱。电大的老师不依不饶，说已经开学，到处找不到老师，救场如救火。硬着头皮上了讲台。一学期下来，学生们的统考成绩竟然亮眼，于是万般无奈，又教了几个学期。

其间，我还在旅游职业中专教了旅游英语之类的课程。每天书包里装满教材、教参，四处赶场。

英语系主任，五十几岁的年纪，一米九大高个，儒雅潇洒，颇有领导风范。他待老师们很宽容，只要按时上课，完成教学计划，其他的一概不问。每年，还要牵头，组织老师们编几本书，用做评职称。四十几岁的老师们，有课上，有外快挣，有几本书可以申请职称，升格做副教授，生活已经相当美满惬意，夫复何求？

只是每年评职称投票之前，申请者们便要四处活动，为自己拉票。那时候感觉自己就像《围城》里的方鸿渐，对于争名逐利深恶痛绝。

其中有几个另类。x先生，系里唯一的海归，大我十几岁，我们很聊得来。他那时并不热衷于上课挣钱，而是干起传销的行当。他不出面，由老婆做组织者和宣讲者，高峰的时候，租大礼堂，每次演讲几百人参加，每星期入账都有几万，风头无两。可好景不长，政府宣布传销活动非法，刚刚加入的下线们血本无归，便天天围堵在办公室门口，讨要血汗钱。他不得已四处流窜，暂避风头。老师们很厚道，替他打打掩护，并没有落井下石。经此一难，他偃旗息鼓，正正经经教起书来。

其他年轻的老师们，考托福、考雅思、办留学、申请移民，忙着给自己找出路，学校只是暂时栖身之所，教书不过是权宜之计。

一个学期的期末，系主任找我谈话，希望我下学期教英语系学生的专业课。可我已经办好来澳大利亚的手续，只能直言相告，婉言谢绝。从此，和老师这个职业，挥手告别。

我经常怀念起做老师的日子。那是一个可以天马行空、自由发挥的舞台。看着学生们紧张地做笔记，竖着耳朵聆听，感觉到老师的价值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