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出版社按语：1905年，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诞生，校名撷取自“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蕴含着追求光明的意义。如今，复旦已走过百年路，一代代学子从这里出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从学习到任教，身居复旦半个多世纪的吴中杰老师，应该是关于复旦往事最有资格的讲述者了。他以自己的生活阅历为基础，真实地记录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复旦园里的时代风涛和知识分子的人生际遇，为我们还原了复旦昔年的旧貌。

本文节选自《复旦往事》

2005年，在迎接百年校庆之际，《复旦》校刊上提出了“复旦精神”的讨论。什么是复旦精神？有说是爱国主义，有说是追求真理，还有其他等等。这些话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爱国主义和对真理的追求，是别的行业都应该提倡的精神，作为高等学府，它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所以我认为，过去校歌上所说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倒是应该发扬的精神。回顾复旦历史，学校的兴衰，都与这种精神能否发扬有关。到得“文化革命”时期，思想禁锢到达极点，学术上也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现在，政治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又出现了经济诱惑的局面。这种诱惑，多少还带有强制性质。因为项目基金，成果奖金，都已成为提升职称的硬指标，使你不得不去追求。而各种基金的评定，又具有明显的导向性，你只能在设定的课题中选择，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而创造性的科研，是不能有这些规定的，在选题和时间上，都要有相当的自由度。评委们首肯的选题，未必是重要的选题，而真正有价值的选题，却常常不为人所重视。至于评项评奖中的猫腻，更是不可胜数。

我常常劝诫我的博士生，要有跳出三界外的勇气，不被基金和奖金所圈住。不要为申请科研经费而去迁就上面规定的题目，而要以自己决定的选题去申请经费，有则领之，没有也仍旧进行自己的研究，这样才能研究出有价值的东西。这意见，得到他们在理论上的赞同，但实际上却很难做到，学术体制使然也。没有基金项目，他们就难以在学术界立足，而在学术界立住了足，却往往丢掉了真正的学术。

近年又时行设立“学术带头人”和“首席教授”制度，复旦自然不能免俗。这在理工科或者有它的必要性，如搞什么工程或项目，总得有个为首的来统筹、指挥，但文科学术的生命力却在于自由研究，若都纳入带头人的规划，就难免要走进了死胡同。而且，在同一档次的学者里面，大家各有千秋，硬要定一个“首席”出来，这是无谓地制造矛盾，于自由竞争，大有妨碍。

更有甚者，在某些系科里，还大搞什么四代同堂，三代传人之类的玩意儿，这更是师徒承袭的做法，近亲繁殖的典型。中国封建制度历史悠长，武侠小说广泛流行，所以这种宗族制度，帮派行规，于无形中渗入到学术领域中来，使得学科的圈子愈搞愈小，实在危害不浅。若要学术得到发展，还是应该回到学术民主的轨道上来，鼓励大家自由发展。复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硬件建设固然必不可少，软件建设似乎更为重要。软件者何？师资力量和学术环境是也。

我在复旦五十多年，眼见复旦的房子愈造愈多，校区愈来愈大。１９５３年刚入学时，学生宿舍还在邯郸路对面的日本式房子里，全体女生和文科男生合住淞庄（第六宿舍），男东女西，各据半边，理科男生则住德庄（现为附中宿舍），两个宿舍就容纳了全体学生。二年级以后，才造了新式学生宿舍，但也不过是大食堂旁边四幢。到教室里上课，还需走过一条泥路，因为当时的校本部东边只到四幢楼为止，竹篱笆外面就是农田，还有一条曲折的小河，我在星期天曾经带着表弟在那里捉蟹钓鱼，虽然钓到的只不过是泥鳅，但总算还有些田园风味。

生物楼和化学楼是我们快毕业时落成的，物理楼则在我１９５９年下放劳动回来时，还在脚手架上搬运过砖头。宿舍区和教学区之间，也已连成一片。第一教学楼是我们读二年级时开始启用的，后来又有了第二、第三、乃至第Ｎ教学楼。８０年代之后，房子造得更多了，多得我这个老复旦都摸不清门径，有时校方通知在哪幢楼开会，我不知道该楼坐落何方，要问清楚了才能走到。

然而，正如一位教育家所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师资力量上，我始终怀念５０年代复旦中文系名师荟萃的局面。何时能够超越呢？要形成一支强大的师资队伍，要培养出有研究能力的人才，不是靠做成几个橱窗产品所能济事，也不是靠几种硬指标所能挤压得出来的。要造成一种民主的学术气氛，让大家在宽松的环境中自由发展。也许他多年不飞，而一飞冲天，长期不鸣，而一鸣惊人。过多的硬指标，会把他们挤压得没有发展的余地。记得我们读书时，并不太在乎考试成绩，而比较注重研究能力。门门成绩考五分（那时学习苏联，实行五分制）的人，别人未必看得起，具有独立见解的人，却很受人尊重。那几年，倒是培养出了一些学术人才。后来不知怎么一来，考分变得愈来愈重要了，独立见解倒成了犯忌之事。所出人才，政治方面的要多于学术方面。这也是值得总结的历史教训。中国本来就具有官本位的文化传统，“学而优则仕”，所以把官员看得比学者高。许多学校都把做了高官的学生看作本校的骄傲，千方百计要与他们拉上关系。但学校毕竟是教育单位、学术机构，而非官场，重点不能转移。

前几年校方曾召集几位老教师开会，讨论如何把复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我不揣冒昧，提了一条意见，认为复旦若想办成世界一流大学，首先需要做到学术独立，学习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的办法，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兼任教授。我说：“我们复旦现在就应该把离开复旦去从政的教授，从名单中划掉。人不在上海，怎么讲课教学？更不能要他挂名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因为他根本无法做。美国的基辛格，原是哈佛大学教授，做了国家安全助理和国务卿，自然就离开哈佛了，后来从国务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想要回到哈佛教书，校长是他的老朋友，本该不成问题，但这位校长却断然拒绝了。理由是：你基辛格以前是能够全心全意从事教学工作的，现在成了政治明星，脑子里老是考虑着明天在午餐会上发表什么演说，后天在晚餐会上讲什么话，哪里还有心思来给我指导学生！此之所以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哈佛也。

我们若想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就要学学这种哈佛精神。”大家听后，哈哈大笑。或者以为我是在说笑话。

然而，在我，是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