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这个社会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这便是：中国人特别喜欢做官。一旦做了官，就被视为成功人士，从此光宗耀祖了。
这个特征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从五四开始，睁开了眼睛的、觉悟了的一部分中国人，就在问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落后？中国怎样才能不落后？”
答案很多。我赞同其中的一些答案，但依我的理解和认识，我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有一个原因，即：所有有才能的人，都做官去了。
有才能的人“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没有才能的人文武都不行，咋办？好办，买！对，花点银子买个官（这个遗风至今仍存）。
为何这么热衷于做官呢？原因极简：“官强于民”。
在睁开了眼睛的那批中国人中，鲁迅先生发现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奴性。我认为，中国人的这种奴性，是中国的社会造就的。一个让老百姓见着官就得下跪的社会，奴性该是多么自然而然的事啊！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愣是把这个民族打造成了惟命是从的民族，所有的民众都成为了顺民。
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后，这群顺民又都变成了良民。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成了国家的主人。这些站起来的主人，很快就变成了新政权下的好公民。
公民是个新词，老百姓不一定搞得懂，他们也没必要懂，他们只知道那个“好”字，一定是对他们的褒奖。从顺民到良民，再到于今好公民，这一路走来，做中国人的滋味，也只有这群惟命是从的顺民们，最能咂摸得出吧！
这群站起来的好公民，的确好，好到应该把新政权那帮人感动得涕泪横流才对。这群人不但吃不饱，还穿不暖。即便如此，亦毫无怨言。愣是勒紧裤腰带，跟着新政权干。全世界你能找到这样的好公民吗？
好公民依然是顺民，不同只在于用不着再给官员们下跪了。新政权新就新在，官不叫官，叫公仆了。从官老爷到人民公仆，确实掉了个个儿。只要当官的不再做老爷，老百姓还是乐意继续做顺民的。这叫做“相安无事”。
倘能一直这么“相安无事”着，倒也不赖。可是，天下事怎么可能一成不变呢？
我第一次听官员说“刁民”，是改革开放之后，那阵子刚刚开始拆迁。他们把不愿拆迁的人家，叫钉子户，叫难缠户。再后来，就出现“刁民”一词了。
对待“刁民”，官府有Ν种方式，而且，无论哪一种方式，都能置“刁民”于死地。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不想拆迁，怎就成“刁民”了呢？单就赔偿的价格而言，如果是不能接受的，凭什么要听你的？不听你的，于是就成“刁民”了；听你的呢，自然是顺民？
倘若这般，那就索性做一回“刁民”也无妨！既然已经站起来了，为何还要继续窝囊？继续忍受官府欺压和为所欲为？
在中国，一说改革开放，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富裕”这两个字。跟改革开放之前比，中国人确实富裕了。伴随着民的富裕，官也一同富裕了起来。民、官同富，这也没得说的，官也是人嘛！但官是怎么富的，这就颇有讲究了。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中国的反腐机关一直睁大着双眼。我想说的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官员在富了之后，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有些不融洽了。一部分官员在民众面前，想耍威风了，有人甚至还想当老爷了。即便当下，一些官员仍存有这样的心理。但是，时代不一样了，民众也不一样了。尽管他们做惯了、做久了顺民，可谁要是还想在他们面前作威作福，像封建社会那样，肯定行不通了。
尽管，民众仍是弱势群体，但无论哪一级的官员，借十个胆子给他，他也不敢公然欺压民众了。据说，村一级的干部可以这么干，但他们却不是官。
这几年官场流行一种说法，叫“官不聊生”。我觉得这有点矫情。
“官不聊生”是因为什么呢？一般认为，是反腐机制。但真正令官员感到“官不聊生”的，其实是民众，是不再做顺民的民众。
官员们习惯了百姓的逆来顺受，一旦有民众不听话，官员就会很生气。一生气，“刁民”就出来了。
这几年从官员嘴里蹦出来的“刁民”，不再是因为拆迁了，而是缘于上访。
上访是很令官员头疼、伤脑筋的事。
按说，公民上访是个最正常不过的事，可现在为何就如此凶险了呢？为什么官员如此害怕群众上访呢？只要公民反映的情况属实，上访有什么不可以呢？信访部门不就是为了解决群众困难和问题而设立的吗？
原来，据说与一种考评机制有关。也就是说，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人上访了，那么这将影响你这个地方的考评，甚至会影响到一些人的升迁。
这叫什么机制？全世界恐怕也难找第二个实施这种机制的地方了。
受制于这种机制，各地都采取严防死守，甚至围追堵截，总之，不能让一个上访人出现在信访单位门口。
各地纷纷出台“政策”，发布公告，比如，“严厉打击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我最近就看到许多，且来自于不同地方。
其中有这么一条：“信访人以走访的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或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违反法律、法规到北京重点地区、敏感部位非正常走访的，或在国家重要会议、重大活动期间到会议、活动场所信访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这一条里的第一个规定，即，凡上访人员，须先向有关机关或指定场所提出。这就意味着，你要上访，你就得先报告，征得同意后方可上访。如果你不经同意便上访，那么，你就是违反了法律和法规。违法了法律和法规，将依法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上面的那条规定，实在令我云里雾里——“违反法律、法规到北京重点地区、敏感部位非正常走访的，或在国家重要会议、重大活动期间到会议、活动场所信访的，”——北京重点地区是什么地区？敏感部位是哪个部位？去北京重点地区、敏感部位上访，便是非正常信访？那怎样的信访才是正常信访？去北京重点地区、敏感部位信访，便是违反法律、法规？我不大懂法，也很少有机会学法，接近于一个法盲——这是很丢人的。但为了查找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我几乎夜以继日，也未如愿。姑且算我法盲好了，我说的话大家权作一个法盲说的话。我不懂法，可我知道，公民有信访的权利，而且是宪法赋予的。怎么到了地方上，上访成了非正常的上访？成了违反法律、法规的上访？
上访的消息，在纸媒和网络上，均不大见得到。说明我们这个国家何其稳定，何其祥和。但地方政府却不断地在发文，发通告，发的全是关于信访的。比如：我市明确：以下15种上访行为将被依法处置；某某市发布信访人员严重失信黑名单；某某市提请上访人员：非法上访要被追责，请不要执迷不悟。等等，等等。
看来，稳定与祥和，只是表象罢了，私底下呢，分明涌动着上访的暗流。
上访没有什么可怕的，官方不必惊恐。我认为，我们不但不应阻断上访的路，而且应该把这条路弄得更加舒畅一些。但现实却有些残酷。从各地出台的各种公告来看，访民的日子不好过啊！快要过不下去了。
“快要过不下去了”，对访民来说，只会逼迫他们冒险。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相反，这是一个坏方式。公民上访，无非是想解决问题，想维护自己的权益。公民上访，实质是对上一级政府的信任，如果下一级政府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话。阻断上访，就是不想解决他们的问题，至少是妄图把问题压在自己这一块。压在自己这一块，也无可非议，只要你能给解决掉，或者即便解决不掉，也应部分解决，并确保解决余下部分。一味地施压，解决不了问题，只会使问题复杂化，从而激化人民与政府的矛盾，乃至于不信任感。与其说这是维稳，不如说这是制造不稳定。因为，脚长在访民腿上，他想去哪里，他不会提前告知你。
说白了，现在就是不允许上访。上访会影响一个地方的形象。说地方形象是假话，领导形象，才是真话。不允许上访，因为有个考评机制在那儿；不允许上访，上纲上线，就是维稳。上升到这个高度之后，上访就不是好玩的事了。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如果你想上访，你就要三思而行。一不小心，你就有可能会被依法追责，受到法律、法规制裁。
没有人愿意上访，尤其咱中国人，做顺民做得久了，习惯于安逸的生活，谁也不想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去那人生地不熟的地儿求爷爷告奶奶。但凡上访，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豁出去了，是实实在在地不能再忍下去了。人活一口气，上访有时就是冲着这口气。但现在有人要阻挡你出这口气，这人不是一般人，都是有身份的人，有权力的人，有执法权利的人。
这三种人里头有我相熟的人，他们公然在自己的微信里称上访的人为“刁民”。不排除上访的人里头有这么一种人，但有这么一种人，并不能代表所有上访的人。你不能将所有上访的访民都统统称之为“刁民”。
什么是“刁民”？“刁民”就是刁难官员，令官员很难对付的一类百姓。请问：访民是在刁难官员吗？访民令官员难对付吗？
自古以来，官员都不喜欢“刁民”，因为这会让他们工作难做，让他们的心情不爽。
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刁民”，指的是那些无赖，狡猾，奸诈之徒。我想了又想，感觉无论访民如何难缠，也不至于把这些人定性为无赖，狡猾，奸诈之徒吧？
我倒觉得，一个社会倘有几个“刁民”还不算是坏事，怕只怕一个社会竟然连一个“刁民”也没有，全是顺民和良民，那样的社会才真正危险。换个角度看“刁民”，你会发现他们才是贪官庸吏的克星。“刁民”的存在，会使一向随心所欲的官府行起事来更加地谨慎——好处显然还是有一点的。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记不得这句话出自哪位大家。我喜欢这句话，因为，一个只有顺民而无“刁民”的国家，也同样自由平等不起来。
也就是说，民众只要不是无赖，狡猾，奸诈之徒，只要他们不是为了达到敲诈政府的目的，那些在自己的利益、自由、权利、财产、个人尊严受到侵犯时，毅然决然走上上访之路的访民，实在应该受到我们的支持理解和尊敬。决不能因为他们的上访给政府带来了“麻烦”和“影响”，而指责他们为“刁民”，从而对他们采取措施。政府只有帮助的义务，而无恫吓的权利。
请允许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大清皇帝乾隆。
乾隆是个风流皇帝，也是一个极爱风雅的皇帝。他一生六下江南，建了一路子的行宫，其中我们宿迁就有一个。据说他在咱宿迁的这个行宫里，住过五次。
乾隆最后一次下江南途中，发生了个事。
一天他心血来潮，想逛逛民间的小巷，于是乎就换了一身便装，来到一条小街上。小街很热闹，有吃有喝有玩的，还有算命的。乾隆正看得入迷，身后的一户人家院门吱嘎一声打开了，走出一位家常打扮却十分标致的年轻女子。风流成性的乾隆装作丢了东西，在人家门前东寻西找，眼睛却一直偷瞄那女子。
这女子在门口等货郎来，买点针头线脑，货郎没等到却看见这么一个轻浮男子，心里老大不高兴，正要转身回去，乾隆一个大步跑过去，“请问娘子姓甚名谁？看你这家境不宽，与其成日为柴米忧愁，不如跟我去京城享受荣华富贵。”
女子见这个人说话不着调，还动手动脚，又怕又恨，情急之下抡起巴掌给了乾隆俩嘴巴子。同时又高呼“救命！”家人和左邻右舍都出来了，乾隆自知好汉不吃眼前亏，赶紧来个脚底下抹油，撒丫子跑了。
回到行宫，本想拿民女问罪，可一琢磨，不行啊，万一老百姓知道是皇帝，自己这不就丢大了人了吗？这口气只好闷在心里头。为了报复这个民女和她的街坊邻居，乾隆给地方官御赐了八个大字：“穷山恶水，泼妇刁民”。
大家从这个故事里看到了什么呢？仅仅是乾隆好色吗？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所谓“泼妇”，不过是民女不曾满足乾隆的欲望罢了。民女扫了他的兴，没让他爽，于是纯洁忠贞的良女就变成了泼妇！街坊邻居出来想教训这个轻浮男子，于是也就成了“刁民”。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约略知道，所谓“刁民”，说白了就是不听话的人。想到那些上访的人，那些家园被拆的人，官府说他们是“刁民”，又是怎样的“刁”呢？
实际上，公民们维权的途径有许多种，其中最好用的便是法律。可问题来了：公民为何不选择法律，而选择信访呢？我所能告之大家的是，法律那个大门他们叩不开，不好叩。
于是乎，上访就成了一条相对容易的求告之路。
但是，这条路，现在已经愈来愈不好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