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是人类社会前进的第一原动力，自然科学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会引起人类从精神到物质层面的深远而巨大的变革，把自然科学的发现转化为人文精神，进而哺育社会科学领域，就成为所有人文、社会学者责无旁贷的天职。这种转化工作并不平坦，就这个话题，我想先从我的一本书《科学与缪斯》的经历谈起。
这是我在二十七年前写的，第二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收入了当时颇负盛名的“文艺探索书系”出版，它有一个副标题是“从自然科学架往中国现代文学的桥梁”。根据要求，“探索”书系编者希望作者有前瞻性，创新性等特点，能提出一些全新的思路，以开拓相对封闭停滞多年的文艺理论的格局。我在这本书里贯穿了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是人文和社会进步的原始动力的思想，并运用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把文学看成一个自生长的系统来加以考察。这些思想至今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同时对于多年以来长官意志下的极“左”文学也是一种隐含的批评。这本书出版后，毁誉不一，一方面是我后来在国内外许多不同的场合讲学时，都常常听到有人称赞这本书 ，尤其是此次回国，弟子们为我举行“从教五十年学术研讨会”，他们在文章里又多次提起它来；另一方面我也因为这本书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反思起来，这些事不是个例，相反它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而时隔多年，我仍要旧事重提，为的是看清其中的思想障碍，汲取经验教训。
一
这本书出版后，我曾把它作为学术成果之一申报教授职称（另一本同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金论》），当书送到南京大学的高评委后，评委中有位物理系的教授提出本书有重大理论错误，原因是我把“奇点”的概念搞错了，因为“奇点”就是宇宙的时间、空间起点，在这“之前”是不存在的，讨论宇宙在大爆炸之前、之外发生过什么是“荒谬的，反科学的”。当时的中文系里有位专门“阻击”我职称申报的副教授，立即把此意见广为散布，并据此理由把此书给彻底否定了（他根本没看此书）。我那个时候没有做任何解释，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大家都不可能听一个文科老师的解释而不听物理学专家下的结论。出我意料的是，后来给这本书以支持的是复旦大学的谢希德院士（这个消息我是在网上得知的，未经核实）。她当时正大力提倡文理间知识的沟通，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吧，这本书后来也在省里得了奖，对此我对谢希德教授心存感激和敬意。
至于那一年我的“教授”职称，尽管另一本书《巴金论》得过省里的二等奖，但也因为与《科学与缪斯》一并送交犹如在古代构成了“连坐罪”似的因而也一并勾销。
今天我想在本文里首先对此事做出自己的回答。
（一） “奇点”开始的确是物理学、宇宙学中的一个概念，用以指宇宙大爆炸的初始点，在这个意义上，那位物理系教授说的没错，但是他只看到一点，没有看到“奇点”概念内涵远不止这一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有“物理学奇点”、“宇宙学奇点”、“几何学奇点”、“数学奇点”、“库兹韦尔奇点”等等，“奇点”一词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甚至出现了“奇点主义”这一专有名词。正如有篇文章所说：“‘奇点’已经成为了一种思潮，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关于它的争论从未停息，拥护者将奇点上升为‘奇点主义’，从哲学、科学、技术、艺术等各个方面构建奇点。”甚至库兹韦尔还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奇点临近》的电影大片（引自网上文章）。即使在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中，他的“奇点”概念内涵也不只代表宇宙大爆炸。
问题还不单单是个概念内涵不一，我想那位物理系教授的第一个错误是把讨论对象搞错了：我的书不是天文学著作，不是论述宇宙大爆炸的“奇点”，而是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奇点”，我已经把“奇点”理论借用到文学领域之中，就像后来人们把“奇点主义”运用到其他各人文科技领域一样。他应该评论的是这门学科“移植”是否有道理，而不是考察鲁迅笔下的狂人跟宇宙大爆炸有没有关系。他的裁断有文不对题之嫌。
（二）即使从那位物理教授的专业角度看，断言在任何情况下谈论大爆炸“奇点”“之前”或“之外”都是“反科学的，荒谬的”，是他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因为这要看谈论者采用哪个时空坐标系而定。如果我们讨论的是我们身处的这个宇宙的奇点，那似乎不存在大爆炸“之前”、“之外”的问题（我在这里加了个“似乎”原因在下面讲），但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包容无数个宇宙的“超宇”（这个词是我在拙作《艰巨的啮合》修改本里首用，指一个包容无数宇宙的更宏观的超级宇宙）问题，那么谈论其中单个宇宙的“之前”甚至“之外”就具有了意义，因为它们与“超宇”属于不同的时空坐标系。这就好比我们现在谈论黑洞中心有奇点并不妨碍我们谈论黑洞周围以及物体穿越黑洞奇点之后发生的事一样。
为什么要加“似乎”两字？是因为谈论大爆炸“奇点”“前”、“外”的宇宙，在全世界天体物理学家那里从来就是个开放的话题，更不会因为谈论它而被套上“反科学”的罪名继而被剥夺掉“教授”的头衔。随手举几个例子： 英國牛津大學著名物理學家彭羅斯（Roger Penrose）证明，在大爆炸之前宇宙就一直存在。霍金则声称大爆炸之前，宇宙诞生于一颗“豌豆”……我还可以举出一长列讨论此话题的世界级物理学家的姓名，请看2008年9月初，这一领域的许多顶级人物在哥伦比亚大学还开了一次大会，共同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这说明，“奇点”“前”、“外” 宇宙状态一直是天体物理学家始终关注的话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道理很简单，“奇点原理”是霍金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推导出来的，但仍具“假说”、“猜测”的性质，爱因斯坦就指出， “人们不可假定这些方程对于很高的场密度和物质密度仍然是有效的，也不可下结论说‘膨胀的起始’就必定意味着数学上的奇点。”也就是说，这个奇点理论是不完备的，有缺陷的，有些矛盾不能解释，仍属于“不可下结论”的“假说”。显然，用这样一个不完备、有缺陷、“不可下结论”的概念来给我这本书“下结论”，这就失之毫厘谬之千里、错得万分离谱了。而这些围绕着“奇点”背后极其丰富的物理学知识和大量的学术讨论，我们的那位物理系教授居然完全不知道，对于完全属于他自己专业领域里的问题他显得如此孤陋寡闻，这不能不令我吃惊。
以上两点，足以证明他的“反科学”结论完全是错误的。
我丝毫不怀疑这位物理系教授的专业水准，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二
显然，这位物理系教授的错误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责任，它反映出一些共性问题。
我以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体制的封闭和信息的闭塞，它造成我们学术界普遍的眼界狭窄，知识陈旧。实际情况是，有关宇宙大爆炸的讨论以及“奇点主义”的多学科运用本是国际学术界很常见的话题，然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国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许多西方的科学知识还没来得及引进来，我们多数专业人士的知识还停留在“文革”甚至是五十年代。而我的这本书，却是我在美国布朗大学做访问学者后回国写的，在那里，我跟一位美国物理学的博士生交了朋友：他想跟我学中文，而我想向他学英语。一段时间里我们天天见面。通过这种交流，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那都是我先前在国内闻所未闻的。我想这就是我为什么那时会写这本书的原因。当今时代，真正是信息爆炸，各种异想天开的科学创意，简直是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后来我移居海外，对于境内外的网站上所能获得的信息量的对比其差距之大感触尤深。如果我们的科学家今天仍然不能在网络上自由查阅全世界的最先进的科技信息，那势必将严重阻碍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其次就是封闭体制下造成的落后思维定势形成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盲点甚或是偏见，它严重束缚了我们民族创造力的发挥，使我们的学者们习惯于自我束缚，热衷于精神互虐。
最大的自我束缚就表现在我们民族不鼓励“探索”，尤其缺少对“探索者”的宽容和鼓励。鲁迅曾说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种民族潜意识，民族劣根性，就是中国近代出不了顶级大科学家的重要原因。
今天重新审视我的那本书，我也感到有些提法还不严谨，不够成熟，有些地方带有“假说”、“猜测”的成分。但作为‘探索’，这都是允许的，是值得肯定的。因为科学的第一步，就是“猜测”。不妨说，科学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无数失败和偶尔成功的“猜测”铺就的路上踽踽独行。这应该是常识。正因为如此，世人对于那些最先提出科学“猜测”的人，都充满着尊敬。即使他们的探索没有找到结果或最终失败，都不能改变人们对他们的敬重态度。举一个例子：著名的 “费尔马猜想”是1637年由法国大数学家费尔马提出的，顺便说一下，这位费尔马先生，他的专业就是法律，他是律师，他只是个业余数学家，然而他的数学成就却远超无数杰出的专业数学家，他本身就是一个从人文社会学科横跨到自然科学并取得成功的典范。这个“猜想”他是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下的，并没有做出证明。在漫长的356年的时间里，许多数学家尽管付出艰辛的努力寻找证明的途径，都没能成功。放在当下中国人的潜意识里，费尔马根本就算不上数学家。然而西方世界的人们却尊重首先提出“猜想”的人，并不因为他没有给出证明而忽视他的存在。1995年，这个“定理”由英国数学家安德鲁· 怀尔斯及其学生理查· 泰勒成功证明，为了纪念“先行者”，他们把“费尔马猜想”正式称作“费尔马大定理”。像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可谓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只是国内学者似乎从来没认真从中汲取西方学者的可贵的精神资源，从而表现出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对待“探索”的价值取向。我想这正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
三
就在我访美与那位物理系的美国博士研究生进行文理知识交谈的期间，大洋彼岸的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教授已在十年任期内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她依照早年在美留学的经验，力主本科生的通才教育，她率先在国内打破综合大学只有文科理科的前苏联模式，创建了几所跨学科的学院。她的创举实际上是沿袭了我国第一任民国教育总长、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文理交融”的教育思想，让学术和教育回归到正路。
这是因为人类就是沿着“文理交融”这条路走过来的。
在人类两百万年漫长的进化路上，是什么引导着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那就是他们从自然界里获取的知识，从中感悟出自身的价值观，为自己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基，最终使人类从动物界中脱颖而出。 自然科学就像是人类手中高举的火炬，照亮了他在漫漫长夜的历史隧道中摸索前行的前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中国最古老的格言就是从自然科学跨向人文精神的最生动的诠释。
这个道理用老子的话就是“道法自然”，用《大学》里的话就是 “格物致知”。
它们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人类的一切行为准则，所有的价值体系最终都是依据大自然的最高法则来确立的；只有透彻地了解了自然规律，才能以此来规范人类的社会行为和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也客观地说明了人文社会学与自然科学的结盟是天经地义的，是一切人文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不可推卸的工作职责，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只要想一想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如何颠覆了罗马神权统治从此欧洲告别了黑暗的中世纪而迈入文艺复兴的伟大时代，只要想一想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如何为人类竖起“理性主义”旗帜，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你就不能不对自然科学的伟大推动力而震惊不已，你就不能不对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催生出一长串哲学、神学、文学、艺术、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大师们星光灿烂的姓名而心灵颤栗。
不幸的是，这样的机缘在中国很少发生，这是因为中国久久未能跨入近代自然科学的门槛，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的社会也久久在专制主义的循环往复中轮回。好在“上帝”是公平的，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自然科学前进的步伐。1898年，在二十世纪即将到来之时，中国密封的铁屋子外，终于听到了自然科学咚咚的脚步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了。
它的出版对中国人文、社会所起的巨大推动、变革作用，我在《科学与缪斯》的第一章里有较详细的论述，我指出，《天演论》使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发生质的变化，是中国新文学的催生婆。但我自感不足的地方是我没有指出严复出于强烈的救国初衷而改动了赫胥黎原著的精神添加了他个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他强调了“物竞天择”和“生存竞争”，强调了大自然物种间弱肉强食、残酷斗争的那一面，忽略了物种间还存在着互助互惠、和谐共生的另一面。《天演论》无论正面或负面的思想，都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消极的作用我想国人数十年的人生经历已是冷暖自知了。
今天反思起来，我的那本书更大的缺点是没有指出由普利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对人文及社会学的重大变革意义，虽然我提到系统“自组织”的问题，但更深层次的含义都未提及，这原因当然自不待言。这些年来，我也常常在网上关注着这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进展，可喜的是，有些学者开始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比方说开始注意到专制型与民主型社会的熵值，指出由专制型的低熵，向民主型的髙熵转化符合熵增原理，因而人类未来必将是高熵的民主型社会替代低熵的专制型社会。这是从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论证的，自有它的道理。但是把专制型社会一律看成是低熵社会，把民主型社会一律看作是高熵社会，这个看法我不敢苟同，因为它与实际情况不符，与我亲身经历的两种社会的体验也完全不一致。试问：“文革”十一年中在极端专制制度下出现的极度无序混乱能说是低熵社会吗？相反，我在成熟的民主型社会的人生体验，感受到它的确具有高度的有序性，从而让我得出一个结论：在健全的民主和法制制度下，它比糟糕的专制社会更为有序得多，因而它也是更好的低熵社会。以古希腊的雅典民主社会为例，在世界处于君主专制的古代主流社会里，她独树一帜，独特地保留了石器时代的直接民主。我们都知道，一个系统由无序变为有序的自然现象称为自组织现象，它本身就能产生负熵，而雅典民主社会就是自组织现象。她在众多的君主专制政体中脱颖而出，其政权的稳定、有力，举世公认，凭借着这个，她率领希腊城邦击败强大的波斯，使她在全希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她的黄金时代，雅典更成了人才荟萃之地，许多学者、作家、哲学家、建筑物等等，都出现在这个时代。这是雅典最为光辉耀眼时期，也是古希腊的全盛时期，她以此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很难想象，像这样的民主社会，会是一个高度混乱无序低效的高熵社会。显然这个解释是错误的。依我之见，民主有序的社会是一切有理性的自由个人最乐意接受的，因而这种社会组织系统的运转内阻很小，而这无疑是自然秩序的最佳选择。不过国内这些学者的探讨无疑是有益的，它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科学怎样使人们树立起低熵的消费观念，并进而思考与熵相容的社会组织问题：一座从自然科学通往人文、社会学的桥梁就这样架设起来了。
我们真应该庆幸自己跨越过二十至二十一世纪，因为在二十世纪初，一个对人类具有更深远意义的空前伟大的自然科学发现已经推开了人类的大门。1900年普朗克猜测到了量子的存在。1905年，爱因斯坦在发现了“狭义相对论”的同时，最早认识到普朗克假说的非经典特征，并大胆地运用此假说到其他物理学领域中取得多项突破，被科学史家库恩称作“量子的发现者”。就像二十世纪始《天演论》带给中国巨大的变革一样，发生在二十世纪初的“相对论”、“量子论”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新人类的时代。这是一个意义远超“文艺复兴”的时代，这是一个人类进入宇宙深空的时代，这是一个人类对自然进化自我优化的时代，这是一个美好人性高扬的时代，而我们正站在这座宏伟大厦的门口。
最先意识到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发现对人文及社会将引起巨大变革的是普列汉诺夫，他在1918年4月自己的“政治遗言”里准确地预言了“随着电动新机器”以及“其他科学成就的运用”，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相比，“其人数和在生产过程中作用将跃居首位”，而“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他们的价值观将代表“全人类”。普列汉诺夫为这些想法“因其新意”而“激动”不已，他断然否定了许多陈旧的理论教条。
普列汉诺夫可说是二十世纪初在跨越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做出最惊人准确预言的伟大思想家。随着“量子论”的不断进展，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无产阶级和农民毫无疑问将大批“失业”，这两个阶级将消失并融入“知识分子阶级”从事再学习和创造性的劳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将会以“相对论”、“量子论”的创建者爱因斯坦“我的信仰”及其“遗言”作为样本昭告世界，以彰显出地球人的最美好的人性。
由于“量子论”对经典物理学、对传统价值观、对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的彻底颠覆，因此它必然会遭到一些人为的抵制干扰；再加上它的深奥莫测（就像有的人形容的那样，她像一个美丽的少女，每天跟她见面，却永远猜不透她的内心世界），因而对它的哲学及人文价值观的阐释至今仍是摆在全世界人文社会学者及自然科学家面前的一道难以破解的终极难题。不过我坚信，人类最终一定能胜利地迎接这场挑战，那时候迎接人类的将是无限广阔的宇宙。
科学没有禁区，“猜想”、“推测”也永无止境。一切人为的壁垒在自然科学的面前必将土崩瓦解，那些坚守真理的人将会像伽利略在宗教法庭上一样高傲地宣称：“不管你们怎样说，地球仍然在转动着！”
2017.11.25．于Melbourne
载《新文学评论》2018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