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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例独行的人
作者:张镭  发布日期:2018-03-24 22:44:46  浏览次数: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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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我理解,特立独行,是一个赞词,形容一个人志行高洁,不同流俗。

可如果有人把这个赞词给了一只猪,你是否接受得了呢?

可以肯定,有人不接受,但我接受。

我接受,是否意味着每一只猪都是特立独行的呢?当然不是。因为连人都不可能这样,猪又怎么可能这样呢!

把这个赞词给一只猪的人叫王小波,是一个作家。王作家在插队的时候,喂过猪,也放过牛。

喂过猪,放过牛,对于一个从城市里来到农村的知识青年来说,的确有些苦难的意味。但苦难从来就不是个一无是处的坏东西。在这批下放的知青里,出了许多作家,这几年人们又发现,有许多人则当上了大官,甚至有人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1968年,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由此,全国的大学、高中、初中的学生们,浩浩荡荡地开赴农村,开始了艰苦的知青生涯。

王小波就是其中之一。

王小波喂过猪,喂过一只与众不同的猪。这只猪被他称作“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这只特立独行的猪,“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待着。所有喂过猪的知识青年都把它当作宠儿来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就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嗷嗷地吼起来。……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它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作‘猪兄’。”

这只被知青王小波亲切地称作“猪兄”的与众不同的猪,后来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因为在猪生活的附近,有家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下地干活的知青也以这汽笛响作为收工的时间。而猪兄则于每天上午十点就跳到房上“鸣”起了汽笛,地里的人听见了自然就要收工回家,这可比糖厂鸣笛足足早了一个半小时。

这事让领导很气忿。领导们为此专门开了 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很快就被王小波知道了,但他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无论是绳索还是杀猪刀,对这只猪来说,一点门都没有。哪知他们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个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兵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拉开了捕杀的阵势。

猪兄的镇定,让王小波佩服之极。起初,任凭人喊狗叫,它始终保持冷静,后来它连兜了几个圈子,终于找到一个空子,一头撞了出去,跑得潇洒至极。

好一个“跑得潇洒至极”!

不管你手里拿的是五四式手枪,还是看青的火枪,这玩意能吓唬人,却吓唬不了这只猪。

1996年,已经回到城里当了作家的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写道:“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没有喂过猪,尽管我在乡村里长大,但我知道猪“浑身都是宝”。杀猪的人都知道,猪身上每一样东西都是人的吃货。

我没有喂过猪,可我母亲喂过。我喜欢刚买回家的小猪崽,小家伙可爱极了。当然我也喜欢它长大以后的模样。有一次我竟然骑到猪的身上,而它只是嗡嗡地叫,一点脾气也没有。每一次我这样调皮,母亲总会跑过去用手抚慰猪的身体,好像我欺负了它似的。有一次我有些生气地问母亲:“妈妈你为何这样?”母亲看看我,一脸忧戚地说:“过几天它就要被人买走了!”我说:“买走了好啊!我们有肉吃了,还有钱花了!”母亲摇摇头,说:“你就知道吃!”我被母亲的话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母亲这是怎么了?吃饭的时候,买猪的人来了。母亲问父亲:“不是说好了过几天吗?”父亲说:“谁知道呢!既然来了,就卖了算了。”母亲放下正在吃饭的碗,一个人走进了她的房间。我听到猪死命地叫,吓得我赶紧往母亲的房间跑。母亲并没有躺在床上,而是站在床前抹眼泪。我没敢说话,静静地站到母亲身旁,这时父亲走了进来,父亲说,瞧你这出息,卖头猪你也舍不得,也要哭。母亲说:“不只是舍不得,是不忍心它被宰杀。”

从那时起,我才知道猪是要被杀掉的。母亲落泪,显然与杀有关,与死有关。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生死离别的场景。

说来也怪怪的,自那之后我看见猪再也不骑它了。当然,我也无猪可骑了。因为自那之后,我们家再也没喂过猪。

我对猪的记忆仅止于此。但从城里来到乡下,喂过猪的王小波,他的记忆可不止于这些。事实上,喂猪对于王小波,可不只是记忆,而是深刻的感悟。

我没有喂过猪,但我却知道猪的生活,是人设置的生活。也就是说,它是依靠着人活下去的。没有了人它会怎么样呢?王小波认为,假如没有人来管,它也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作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头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

我们完全想象得到,人类尚未出现时,猪的生活一定是自由自在的。王小波说,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可是,当它们的生活被人设置了以后,看上去是有一个主题了,这个主题相当于人生的意义。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就很高了吗?就不乏善可陈了吗?它们的生活层次高在哪里?有圈可住?有饭可吃?猪圈和猪食便是它们生存的意义?如果这就是意义,那这意义也是人给的,而人给的意义,也是猪想要的意义吗?猪想要什么意义呢?它会牺牲它的自由来换取人给它的意义吗?这不是猪想的,也非猪想要的。这是人想的,这是人想要的。人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因为人想吃它的肉。

猪无法抗拒人给它设置的生活,所以猪的命运只有一死。而王小波见过的那样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我却没有见过,尽管我很想见见。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行。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喜欢王小波这句话。但我一直不认为人的生活应当被设置,包括我们的言论,我们的行为。可是,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承认还是不承认,我们的生活从我们的人生开始起,我们就被他人设置了,也包括被社会、被规则、被法律设置了。有没有哪一个人像王小波笔下的那只猪一样,逃脱了别人对他的生活的设置呢?我相信是有的。我认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一直逃脱对我的生活作各种设置的人,但不幸的是,我并没有完全逃脱,也不可能逃脱。我不是个罪犯,可那句应用于罪犯的法律语言也同样适宜我,适宜我们每一个人。这句话叫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是的,各种看得见、看不见的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生活进行设置的人,就像天网一样,令我们无处逃身。

这般说来,是不是我们就很难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了呢?不!我们总不至于连那只猪也不如吧?谁会承认自己不如一只猪呢?我试图找出一些人来,我想到了三闾大夫,我想到了李叔同。可这两个人,一个投江死了,一个削发为僧,出家了。难道要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就只有这两个结局?

我再次想到了王小波笔下的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我觉得我们没有它那么冷静,它那么勇敢。面对五四式手枪,面对看青的火枪,面对几十号人的气势汹汹,围追堵截,那只特立独行的猪胜利逃脱,它跑进了甘蔗林,长出了獠牙。它自由了,它脱离了人对它的生活设置,它成了一只真正意义上的特立独行的猪。更重要的是,自此它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想想人,想想我们,当我们面对这种阵势时,我们可曾做得到如此冷静,如此勇敢?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生活了几千年了,我们可敢说,我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如果我们的命运一直被别人所掌控,那我们作为人的价值岂不是要大打折扣了吗?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就这么难吗?非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不可吗?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人生,为什么非要交由别人来设置?是别人比我们高强,还是我们天生就是一个弱智?丧失了自我的人生,谈什么完美?谈什么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人可否不管不顾,只管走自己的路呢?理论上这是可行的,但现实肯定不行。为什么不行呢?难道我们就不可以跟现实斗一斗、搏一搏?难道现实真有那么强大?强大到我们连斗一斗、搏一搏的勇气都没有?实际上,我倒是想问一问,问一问我自己,我跟现实斗过吗?搏过吗?是我斗不过现实,还是我压根就不曾斗过,而是直接听命于现实,做一个天生的俘虏?天生的乖孩子?

我自己斗过,而且一直在斗,估计我这辈子都会斗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成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我知道,要真正成为这样的人,不只要做到拒绝向现世妥协,还要做到拒绝他人给我的人生、给我的生活所作的设置,当然还需要冷静,需要勇敢,像那只猪一样,一旦逮着逃亡的机会,就胜利大逃亡。一只猪可以自由自在地生长,人也可以,而且应当更可以。

王小波为什么如此怀念这只猪呢?王小波写道:“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而我只有喜欢和敬佩的份。我是一个平庸的人,我没有资格设置别人的生活,我也反感别人设置我的生活。我的人生我作主,我的生活我说了算。因此之故,几十年来我一直顽强地反抗着那些试图设置我人生的人,我生活的人,乃至于某些所谓不能更改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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