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是用于思考的。思考就会产生一些问题，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大脑据说有两种：一种叫聪明的大脑，一种叫笨蛋的大脑。我的大脑，介于二者之间。
聪明的大脑，可以思考许多伟大的问题；笨蛋的大脑，几乎不思考。
我说我的大脑介于聪明与笨蛋之间，原因在于，我思考问题，但思考不出伟大的问题。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我就被这样一个问题困扰着。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是理智的时代，还是非理智的时代？
老实说，这个时代太闹腾了。一般来讲，闹腾的人是不理智的，可中国人实在了不起，他们真是与众不同。他们一边闹腾得不行，一边却极为理智地活着。
有人说，中国人的这种理智，不是与生俱来的，是残酷的历史造就的。残酷的历史告诉我们：要想平安地活下去，就要把嘴巴封起来。沉默，俨然成了中国人的一大“美德”。也许这不只是“美德”，还应该算作传统，但我却害怕这种“美德”，这种传统。因为，这种“美德”，这种传统，只会让我们生活的时代变得不理智。
不理智的时代是可怕的时代。那么，什么叫作不理智的时代？王小波写过一段话，不妨拿过来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王小波写道：“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王小波文中提到的伽利略、老舍，我们早就知道他们了。让我们觉得陌生的可能是拉瓦锡和茨威格。一个上了断头台，一个服毒自杀了。这两个人的情况是这样的：
先说拉瓦锡。
拉瓦锡是法国化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被誉为“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自己也曾为此自豪：“我的理论已像革命风暴，扫向世界的知识阶层。”
然而，拉瓦锡本人却被另一种革命风暴所击倒。1768年，年仅25岁的拉瓦锡在成为皇家科学院院士的同时，还当上了一名包税官。他向包税局投资50万法郎，承包了食盐与烟草的征税大权。结果，在18世纪末的大革命中，成了被革命的对象，被送上断头台。当拉瓦锡向法庭请求宽限几天执刑，以便整理自己的化学实验结果时，在当时过激的革命状态下，他得到的是这样的回答：“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
拉瓦锡平生的最后一次实验，是在断头台上。当时人们一直争论断头机行刑时，人在身首分离后还能存活多久？于是拉瓦锡提出在铡刀落下后，他会尽量眨眼，以结束人们的这一争论。1794年5月8日，行刑后的刽子手提起这颗伟大的头颅开始计数，据说拉瓦锡一共眨了十一下眼睛。
再说茨威格。
茨威格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作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茨威格于次年移居英国，1938年入了英国籍。不久又离英赴美。1940年又到巴西。
茨威格身处法西斯势力猖獗时代，作家目睹了他的“精神故乡欧洲”正在沉沦，进而感到绝望，遂于1942年2月22日同他的第二位夫人伊丽莎白•奥特曼（33岁），在里约热内卢近郊的佩特罗波利斯小镇寓所内双双服毒自杀。他们死于这一天的中午到下午四点之间，服用的是巴比妥。警察赶来时，发现茨威格与妻子拥躺在床上，安详而平静。
茨威格的遗书，或许能对我们了解他的死亡有一定的帮助。遗书写道：“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任务殛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意在此地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重新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常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知识分子为何最害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王小波列出的这几个名人，就是问题的答案。答案很恐怖。他告诉我们，活在不理智的时代里的知识分子，要么会被送上断头台，要么就是服毒自杀，要么就是跳湖自杀。总之，就是一个死。
中国人比较坚强，一般不会去死。他们信奉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即使活得毫无质量，也绝不去死。像老舍那样去跳湖的人极少。但中国每年却有许多自杀者。这些自杀者不是老舍那样的自杀者。二者之间毫无关联。这些自杀者中极少有人因为政治，因为自由，因为时代的理智或不理智而自杀的。
谁也不会说今天的时代不理智，但谁又能说，今天的时代就是一个理智的时代？
人们不说话，不发表意见，不代表人们没有意见。人们保持沉默，不是他们天生就不爱说话。我一直问我自己：人，是始终沉默着、一言不发好，还是该沉默时沉默，不该沉默时一定要说话好？我认为，人是做不到永远沉默，永远不说一句话的。不管人类生活在哪个社会，人都是不能不说话的。即便把人的舌头割掉，人也会跳起来用身体表达情绪。
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谁也不能剥夺他们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我认为，这也是人的最高权利！当然也是人的最高价值。如果一个社会连这个权力也要剥夺，也要侵犯，那这个社会，无论它怎样富裕，无论它如何强大，都算不得好社会。自然，也算不得理智社会。
把人送上断头台的时代，不是个好时代；让人活不下去、看不到希望而去自杀，而去跳湖的时代，还不是一个好时代；不让人说话、不允许发表意见，尤其是不让人说真话的时代，依旧不能算作好时代。
我们今天的时代，国强民富，媒体上各路人马都在表扬、歌赞这个时代，说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我很恍惚。恍惚啥？恍惚我们的中国梦。中国梦有什么恍惚的呢？那是多么美妙的梦啊！我恍惚的是中国梦的定义——何为中国梦？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何为复兴？百度一下，答案是这样的：重新兴盛，指衰落后再兴盛起来。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中国梦，是要重新兴盛起来。而重新一词，意味从前的我们是伟大的、了不起的！
也就是说，在人类的历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曾经有过最美妙、最辉煌的时代。
今天的时代，快要接近于历史上的那个时代了，但还不够，还要努力。
如果我理解的中国梦，乃是这样的一个梦，这样的一副图景，那我们还真的不能太高兴，至少，我们还不能这么自吹自擂。
那么，中国历史上哪些朝代，哪个历史时期是最伟大的？伟大仅限于国强民富吗？我心目中的伟大，是产生唐诗宋词的时代，是产生天才诗人、词人的时代，是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因为，那意味着那个时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是畅所欲言的时代，是不必担心自己的思想受到迫害的时代。
我们需要这样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的中国梦。如果中国梦里头包含着这一条内容，那么，我愿为中国梦的实现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如果有人问我，可否给理智的时代下一个定义，我会毫不犹豫地写下这样两个字：自由。
“不自由，毋宁死。”听起来已经很老了，可永不过时。我最欣赏的还是茨威格对于自由的表达：“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最崇高的财富”。可惜，我们失去这个财富失去得太多了，也太久了。常听到一些人的“高见”，说，对中国人来说，有物质财富就够了。言下之意，我们只是个物质动物。
我们每个人都是物质动物，但物质动物难道就不需要自由了吗？失去了自由的物质动物，恐怕就只能做动物了，做毫无思想的动物了。
中国有太多这样的动物。许多时候，我们是奖励这种动物的！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做这种动物。不管奖励的是金钱还是权利，我认为，我都会谢绝！——实际上，就连这个“谢”字都不该有。没有谢，只有拒。
为什么理智的时代，就是自由的时代呢？因为，只有有了自由，拉瓦锡才不会上断头台；只有有了自由，茨威格才不会服毒自杀；只有有了自由，我们的老舍先生才不会跳太平湖。
这些人物都故去了，不管他们是死于断头台，还是死于服毒，死于跳湖，他们终究死了。但是，那个时代也是不是也死了呢？按说，那个时代也该死了，而且非常该死。但历史的进程常常是：进一步，退两步。即便退一步，也和那进一步，扯平了。我们时常会惊异于历史的相似性。
中国人理智吗？如果中国人是理智的，那么他们是怎么理智起来的呢？是吃饱了之后理智起来的，还是沉默了之后理智起来的？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要关心国家大事，甚至我们还有过要解放全人类的梦想。后者我们没有实现，那是因为全人类并不欢迎，也不需要我们去解放。我们只是对于前者，做得不赖。可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当我们开始关心国家大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国家大事压根就不是我们的事。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当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并无发言权。难道我们只有关心的权利，而没有提出意见的权利？抑或我们只需要做到关心就够了，意见的事就免了吗？
忽然发现，我的写作，有许多篇什像极了提意见。当然，有的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我是发牢骚。
发牢骚又怎样呢？发牢骚难道不可以吗？发牢骚难道不也是我的权利吗？为什么我会有牢骚？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我有牢骚？发发牢骚总不至于犯罪吧？为什么有时候连牢骚也不让发，要一删而再删呢？如果自由不了，那就让人发一发牢骚吧，天塌不下来的！
当然，这不是一个发牢骚的时代，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一个该如何定义的时代。难怪，我总是一副迷惘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