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堂侄女给我侄女发了这么一张照片，竟然是我父亲辛丰年与他哥哥小时候的合影。

在我小时候，伯伯在家中是一个令人生畏、厌恶同时又具有某种隐秘的敬意的传说，有点像伏地魔。   

伯伯与我父亲（本名严格，笔名辛丰年）是嫡亲兄弟，他们的母亲去世得早。我的另外一些姑妈和叔叔是另一位奶奶所生。我爷爷是孙传芳的手下，做过淞沪警备司令、上海戒严司令、上海公安厅长、上海卫生局长。下野后，他在法租界淡水路做寓公，后来又在家乡南通买地置业。就像巴金、曹禺笔下的那些旧家族一样，一部分子女花天酒地，败家毁业；另一部分子女怀着赎罪的心理，寻找光明。第一个出走的是我的四姑妈，年方17岁，就参加了新四军。紧随着的是我父亲，取道上海来到苏中分区。小姑妈还在南通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地下党。最后，解放南通的时候，我父亲来到家中，带走了年仅14岁的小叔叔。   

小学最后两年，我主要是与南通老家的奶奶，也就是我父亲的继母，还有姑妈们一起生活，所有对伯伯的印象也是从他们那里来的。根据他们的说法，伯伯是一个败家子，浪荡子，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最糟糕的，伯伯还是一个反革命，参加过国民党的部队，后来混入革命队伍，最后被揪出来成为右派，长期在农场劳改。在那样的年代，要找出一个更坏的形象，也不容易了。   

我还记得刚到奶奶家的一天，旁边邻居沙奶奶来访，一看到我就大呼小叫：这个孩儿长得齐整来，眉眼儿活像他家大伯伯！然后就开始讲我伯伯的事情：抽大烟，吃花酒，争家私……沙奶奶有一个句子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婊子一车车的哟。” 

在我小时候，父亲很少和我谈他家族的旧事，可能是出于一种羞耻感，也可能是不愿让我背上太多的包袱。但有时候他会不小心涉及这方面的话题。令我惊奇的是，作为一个有道德洁癖的老革命，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伯伯一句坏话。他会满怀温情地回忆起小时候哥哥带他玩的情景。他说哥哥特别心灵手巧，会用线轴给他做小坦克，做走马灯，捏很逼真的泥人。“他真是比我聪明多了”，我父亲说。最初我爷爷给兄弟俩聘了一位家庭教师，王蘧常先生，后来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的章草书法家。王先生给他们布置的作文，伯伯总是很早就写好，一溜烟出去玩，留下我父亲在那里苦思冥想。

到了父亲晚年，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就有意识地引导他回忆过去的事情，谈话的内容已经很少有禁区了。有一次父亲谈到1949年渡江前夕，他的部队在如皋江边，突然伯伯从南通城里去看他，走之前脱下手上的手表，还把身上的派克金笔给他，最妙的是留下一包棒棒糖。我爸把棒棒糖全分给战友，结果一屋子的人每人都拿着一根棒棒糖在那里快乐地吮吸。父亲说起这事的时候，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微笑。那确实是大时代的一个令人难忘的小场景。

再后来，我把这个小插曲告诉小姑妈。出乎我的意料，小姑妈不但没有为之感动，还气愤地说：“这支派克金笔是你爷爷专门留给我的，你伯伯看了眼红，就骗我说小孩子用钢笔会把手写坏，他先拿去用，等我长大了再还给我。”我听了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头脑中顿时冒出一句网络名言：楼主真相了。  

至于那块金表是从何而来的，就不得而知了。父亲的部队一过江，很快就打到苏州。那是个温柔富贵乡，吃货的天堂。艰苦了好几年的父亲看到满街都是好吃的，深藏心底的馋虫被勾出来了。可是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忍无可忍之际，把伯伯送的金表到当铺里卖了一块钱，买了无穷的小吃，和战友吃了N多天。

那时候父亲既不知道金笔是伯伯从他小妹手上骗得来的，也不知道他哥参加过国民党部队，带棒棒糖来是未雨绸缪，有目的的。伯伯隐瞒了他的那段历史，又参加了解放军，后又离开部队到石家庄工作。到了五七年，投敌事发，被打成右派，押送到一个边远农场劳动改造。父亲收到伯伯的信，说他情况很惨，天气很冷，衣服也没得穿，肚子很饿，妻子远在石家庄带两个孩子，十分困难，要我父亲帮助他。当时父亲在福州军区文化部工作，忠诚老实，组织性纪律性很强，自己不敢作主，跑到上司那里请示。结果出现了一个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今天听来也觉惊心的场景。   

上司是大名鼎鼎的蒋峻基部长，苏中新四军中的大才子，也是南通人，平时对我父亲非常关照。他听了我父亲的话，两眼望着别处，一声不吭，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就在这死一样的沉寂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父亲默默地退出，最后硬着头皮，给伯伯寄了一些钱，一包旧卫生衣和一些饼干。听到这里，我对父亲说，你那时很勇敢啊。父亲说，也谈不上勇敢，心里其实很害怕，所以也不敢给伯伯多寄。但是从那以后，就给我伯母每月寄20元。伯母为了孩子的前途，已经和伯父假离婚了。再后来，伯母来信说孩子上学了，我父亲每月寄的钱又增加一些。父亲同时还每月给他在南通的继母寄60元，直到“文革”他自己倒霉为止。父亲当时是少校军衔，每月收入150元，他说除了给亲戚定期寄钱和间或帮助朋友外，剩下的钱还是够他花的，买书和唱片，还有他喜欢的零食。 

1949年长江边上的相见，就是这两兄弟的最后一面。父亲说，“文革”后，他收到伯伯的好几封信，希望能够兄弟见面。但是父亲不但没有答应，甚至没有回信。嫡亲的兄弟，都是劫后余生，又都曾经相互帮助，为什么不愿意在气候尚好的人生晚秋再见面？父亲一直不告诉我原因，我也一直在进行各种猜测。直到有一天，小姑妈告诉我，伯伯当年想要独占家产，把我奶奶和她的孩子们从家中赶走，是我父亲跪在他面前，阻止了这一家族的悲剧。也许，这就是父亲心中永远无法克服的阴影吧。   

父亲去世后，我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伯伯在1988年写给他，他没有回的信：   

二弟： 

  四九年如皋城里一晤，近四十年了，千言万语，万语千言……   

最近，与方易通信才与小妹联系上，也才知道你的通信地址。去年小吕（我的儿子，你的侄子）出差去南通，带回来你的照片，你的头发白的不少了……   

现在我考虑，在冬季以前，如我体力尚能支持，准备到南京，到上海，然后回南通老家一次，跟阔别几十年的同胞手足聚会一次。这是我的计划，近七十的人了，能否实现？很难说……   

谈谈西门房子的事。无非那几间房子，我的意思是按照合情（手足同胞）、合理（实际需要）、合法（依法解决，不留后患）的原则早日解决。至于我，我从对弟妹们的内疚出发，早就表态，我放弃继承权，一切由弟妹们处理，我不介入。最近，我又出具了一个“放弃对父母遗产继承权”的正式书面意见书……

再说严锋侄的事，前几年我就看到南通报纸发表的关于他高考以及考研究生的报导，兴奋快慰之极。当时我还在教书，将此报导交学校打印作为课外阅读材料（我没说是我侄子）分发给学生们，作为激励上进的思想教育材料。最近接四妹来信，说她在沪曾去严锋处，印象极好。孩子勤奋好学，不慕虚荣，艰苦朴素，太好了。我经上海时一定去看他……   

（啊，伯伯！）   

该谈谈我这30年的事了。   

我49年在上海考入三野特纵特科学校炮兵科，后历任文化教员，文教助理员，秘书等职。54年转业到石家庄任中学教员、组长。58年错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一共在里面呆了21年。   

79年改正，推倒原结论，未留尾巴，恢复原职原薪……

我是以讲师待遇办退休的，你嫂嫂今年评了高级讲师，你侄子单吕在厂里担任副职领导，总的收入还可以。单吕多次跟我表示，父亲错划为右派的那些年，叔叔给咱们很大照顾，孩子们很感激叔叔（这些情况我原先都不知道，后来慢慢地知道了，最近从瑞荷信里才全知道的）。所以，孩子让我问叔叔，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认为这也是应该的……   

     大哥承晞（严正）
                            1988.10.6

这封信让我看到了一位与亲戚们的讲述和我以往的想象完全不一样的伯伯：温良，柔弱，善感，忏悔，通达……他的文字风格与我父亲很不一样，但是都能让人感到其中的温度和修养。我现在有点理解了，其实见和不见都无所谓了。无论当年多少歧路纷争，当兄弟俩走向生命的尽头，时光洗去历史的尘埃浮云，最终留下的是最真实的亲情，和彼此最永远的回忆。

本文原题《兄弟》，刊《文汇报·笔会》2013.8.13，此为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