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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感受和思考:余光中其人其诗
作者:庄伟杰  发布日期:2017-12-15 12:39:29  浏览次数: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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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感受和思考:余光中其人其诗--兼谈“余光中热”及其所谓“历史问题”

     在炎炎的东方,有一只凤凰

     从火中来的仍回到火中

     一步一个火种,蹈着烈焰

     烧死鸦族,烧不死凤雏

    一羽太阳在颤动的永恒里上升 

    清者自清,火是勇士的行程 

    光荣的轮回是灵魂,从元素到元素 

               ——摘自余光中《火浴》

     A.在望乡中永葆一颗葱绿的诗心

谈到余光中,人们总是想到他那“缠绵悱恻”的乡愁,也许这是一个真情太少,而乡愁过多的年代。说到余光中,不少人总是把他比喻成一只“火浴的凤凰”,或许因为诗人在一次又一次的烈焰中涅槃,既把自己炼及更纯更精更美,而且活到愈老愈“老得漂亮”。

纵观当代华文文学世界,真正学贯中西,诗文皆精,又善翻译的多面手诗人作家堪称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或许是客观的或主观的多重因素使然,笔者对余光中在诗文上取得的盈芳硕果和非凡成就颇感兴趣,觉得他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个案”。记得当年在选择博士学位论文的论题时,曾考虑过以余光中作为研究对象,后因种种原因而未如愿。可能因为这是一项挑战性极大的课题。应该说,像他这样的大家对于真正有文化懂文学爱艺术的人来说,之所以具有颇大的诱惑力,在于他的心灵历程,他的艺术造诣。或者说,他在20世纪乃至新世纪中国文学文化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潜藏着诸多有待挖掘的艺术资源和丰沛的价值意义。

当笔者摊开他的著作,翻阅他的过去和现在,欣赏他的才情和智慧,便担忧起自己浅薄而随意的感觉会亵渎了诗人,亵渎了其作品中的神明。直到今天,当我作为一个来去家园的游子饱尝到漂泊浪荡的岁月而有所感悟之后,当我畅饮到乡愁的盛宴所发酵的永无可解的意蕴之时,自以为神明已经附体,自以为菩提已经明鉴,我才在冥冥之中,以慢镜头蛙泳的姿态,游进诗人眼中的世界和心灵的世界,方知这只绚丽灵动的“鸣凤”,是一只非常可爱的火鸟,更是一只魅力四射的大鸟。

放牧在诗人的文字世界和艺术城堡里,我漂泊的孤魂好像奔向生命的原野,赶往心灵的圣地。我感觉到太平洋的蓝色,波光粼粼的海面,鸥鸟翔集的天空,一切都是那么辽远开阔,一切又都沉静在生命诠释的意义里。于是禁不住想起西方传说中的芬尼克斯(phoenix,中译“凤凰”),每五百年即集香木自焚以求更生的神奇;我同样想起东方庄子《逍遥游》中巨大无比的鲲鹏那种高远广大的气象。

据香港学者黄维梁观察分析,余光中的诗歌大概每五年就“在时间里自焚”一次,换得一身新的羽毛。《蓝色的羽毛》于1954年出版六年后是《钟乳石》和《万圣节》,四年后是《莲的联想》,五年后是《敲打乐》和《在冷战的年代》,又五年是《白玉苦瓜》,再五年则为《与永恒拔河》……,每一册新诗集的出版,他都表示了要超越自己的努力和信心。

中外古今,举凡有成就的大诗人,总是永葆一颗葱绿的诗心。

余光中有颗执著而永恒的诗心。大学时代,他的文学才情就初露锋芒。大一那年,他开始尝试翻译雪莱、拜伦的诗歌,并发表在校刊上。青少年时代的余光中,因为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颠沛流离的经历,倾向于杜甫、孟郊、贾岛及至新月诗人的诗风。他的诗也好,文也好,呈现的不只是难以熄灭的艺术才华,更是艰难年代中的一种人生勇气和智慧。

注定要成为一代文学大家的余光中,前往台湾之后,即当他落脚在宝岛时,好像一只不愿安分的火鸟,在那座孤独的岛上,不停地鸣唱、奋翥、翔舞。面对波涛滚滚的海峡、望穿秋水的大陆,常常独自一人凭窗而立,眺望海峡西岸。尽管身在台湾,他可以直视对面的香港,可以一生守望着梦中的大陆。

无数个日子在生命里飞逝而过,可诗人那颗不愿漂泊流浪的心,终于在创办“蓝星”(诗社)中找到了寄托。于是,他右手写诗,左手为文,翻译《凡高传》,编辑《蓝星》诗刊……不断地营造和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也许,这才是余光中真正迈向文学写作生涯的起跑线,这乃是他作为一个文化使者留在那方空间的印记,这驱使他点燃自己心中那片隐隐若现的文心诗弦,正是这段砥砺人生的经历,成就了他成为一个缪斯的钟情者和虔诚的使者的初衷。

从21岁负笈漂泊台湾,到高楼孤灯之下怀乡的呢喃,直到往来于两岸间的探亲、观光、交流,萦绕于余光中心头的仍是那永远挥之不去的乡愁。对于他,故乡不仅只是记忆、或者是对于往事的怀想,而是艺术上一种不可或缺的想象,一种不断地产生创造欲的能源。当谈及到作品中的怀乡情绪和心路历程时,余光中慢慢地意识到:这种乡愁应该是对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眷恋。这是一种无法驱遣的故乡情结。真正的文学艺术家莫不如此。

“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这种深深的、复杂的、难言的乡愁,与其说是诗人一份深厚的中国情结的表现,不如说是诗人永不枯竭的艺术源泉。20世纪60年代起,余光中以其如椽之笔纵横驰骋于文坛诗苑,并写了不少怀乡诗,其中便有人们争诵一时的“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白发盖着黑土,在最美最母亲的国土。”在他的散文篇章里,这种情怀表达得更加淋漓酣畅:“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片厚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他的名言“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则广为流传于世界华人文坛。

故乡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于此。在诗人的感性想象里,“所谓中国或者中华文化是一个奇大无比的圆,圆周无处可寻,圆心无所不在,这个半径是什么,半径就是中文。”这份情结驱使他总是想把这个半径拉得更长一点,让这个圆画得更大一些。

蓦地,我似乎意识到,余光中为什么会有感生发出那么多充满诗意、浪漫瑰美的语言,有思而为地迸射出那么多撼人心魄、激情澎湃的文字,想必与他常常登高望乡有关,想必他在望乡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换句话来说,他之所以在诗文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地为自己喊魂”。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写自己、在呼唤着自己的心灵。因为对于命运和故国的联想,常常会是一个人记忆中最温馨、最令人陶醉的东西。

余光中说过:“一首诗如果不念出来,它的生命就没有完成,还躺在纸上,像钢琴家弹贝多芬,一个好的performer(表演者)要把诗的灵魂叫醒来”。如是我想,如果音韵给予诗生命,那么,把诗的灵魂叫醒则给予诗人一颗永远不死的诗心。或许,正是拥有一颗永远葱郁青绿的诗心,使得余光中在文学创作上独树一帜,著述丰盛,蜚声四海……

B.余光中给当代诗坛带来了什么启示

早年自称为右手为诗,左手为文的余光中,总是保持旺盛的生命热力和创作活力。其写作生涯或创作历程,除了在大陆的短暂熹微之外,可分为台湾、美国、香港3个时期(台湾时期最长)。然而不论其作品写于什么地方,不论其文类是诗、散文或评论,也不论当时挥笔的作者是少年、壮年或晚年,最令他感触的是:“20岁以前在那片华山夏水笑过哭过的日子,收惊喊魂似的,永远在字里行间我的名字。在梦的彼端,记忆的上游,在潜意识蠢蠢的角落,小时候的种种切切,尤其是母亲贴体贴心的感觉,时歇时发地总在叫我,令浪子魂魄不安。”于是,他感慨系之,坦诚告白:“我所以写诗,是为自己的七魂六魄祛禳祷告”。(《余光中集》序言)

余光中自言诗与散文是他的“双目”,由于兼及评论和翻译,又自称为写作的“四度空间”。屈指盘数,他驰骋文坛已经半个多世纪,其文学生涯辽阔、深沉、悠远,堪称是当代华文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艺术型批评家、优秀翻译家。黄维樑教授用精彩比喻予以赞誉:他手中握的是一支五色之笔——用紫色笔写诗,用金色笔写散文,用黑色笔写评论,用红色笔编辑,用蓝色笔翻译。一代名家梁实秋则称誉余光中,“左手为文,右手为诗,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从上世纪走向新世纪,余光中可谓是华文诗坛的一棵常青树,他笑称自己是一个“跨世纪诗人”。有人认为,余光中的《乡愁》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一样,都是不可多得的好诗。甚至这样说,如果20世纪只有两三位中国诗人能被后人记住名字,有一位便是余光中;如果20世纪只有三首诗流传后世,有一首便是余光中的《乡愁》……如此溢美之辞,主要是人们针对余光中作品里“中国情结”有感而发的。

然而,无论如何,余光中之所以是余光中,必然有其存在(符合艺术审美价值伦理)的道理。诗歌作为语言和思想的精华,作为诗人灵魂的窗口,其诗美的获得并非是直接的,而是通过语言的媒介,经由思维或想象的过程而获得的。面对余光中这样优秀的诗人,最理想和可靠的选择途径还得走向他展示的文本世界。当然,解读余光中诗歌,是否仅凭一首诗就足够了呢?值得我们深思。或许,有的诗人一生就为了写一首真正的诗,然而只有一首诗显然不足以成就一个大诗人。尽管作为大诗人,肯定有其成为大诗人的一首诗和几首诗。而这,可能是诗人留给人们最为生动的风采和最令人感动的标志。因为在这首诗里可能包孕着诗人对生命最为真切的体悟,以及对灵魂的终极回应。我们与其说余光中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那一首《乡愁》,而且在短小的篇幅里道尽了生命的沧桑和复杂的精神过程,不如说这只是诗人丰富多彩的文本中凝结在语言文字这颗大树上的较为亮闪的果实之一。台湾评论家简政珍如是说:“大体说来,和当代主要诗人相比较,余光中的诗并不是以精练和韵味十足的意象取胜。他诗中所展现的是一个清澈的语音,而不是语意的回荡。明晰的主题和悦人的音乐感才是他诗的重点”(《余光中:放逐的现象世界》)。纵观学术界和评论界对其诗其文其人的评价和研究已有所收获,并作多侧面的论述或考察,但真正全面系统的研究尚待深入展开。在笔者来说,更倾向于站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文学空间来观照余光中诗歌。这里,不揣浅陋,旨在探讨其诗在透过历史确立文学的艺术审美价值过程中,为当代华文诗坛带来了哪些有益的启示。

其一,在跨文化语境中让诗歌不断获取神奇的动力。我们知道,余光中本身毕业于外文系,专业领域是英美诗歌。曾经是白天教英文,晚上用中文写作,而且曾从台湾三去美国。这些经历,无论如何阐释,无论有多少个注脚,本身就是有关跨文化与诗歌的一个活生生事例。或者说,他的诗歌创作无不得益于跨文化资源,是一种跨文明经验的形象显现,也是一种跨域式书写。从空间位移来看,诗人漂泊海外多年,或者说“被放逐”,那是另一种文化的流放,也是一个寻求自由的现代人所经受的精神上的洗礼。于是乡思尤甚,乡愁诗写得也多。这种跨域书写是海外华人共同面临的历史语境,也是一种自我与他者彼此生成的镜像,或在两者之间流转不定,不断进行新的综合的能源。从个人视域来看,余光中自言熟读上千首英美名诗,不但教这一课程达半个世纪,而且翻译过近三百首英诗。“英诗的主题、句法、节奏、旋律、诗体意象等早已深入了我的内心,丰富了我的诗思、诗情,成为我‘诗艺’不可或缺的成分。”(《余光中先生的四度空间》访谈录)这种视野和识见所带来的尊重和彼此尊重,理解和彼此理解,驱使他在具体实践中获取了神奇的功效,产生了创造性的品格,甚至带来深切的自察与自省。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的中国化进程中,跨文化交流与探索在催生和孕育中国现代新诗寻求自身变革的内在需求上,的确不断获取了诸多神奇的推动力。余光中的这种跨文化视野和智慧,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带给我们的启示依然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诗人关注人类命运及其心灵境遇的姿态,诗歌寻求不断突破既有边界,探询生命和语言的新的可能性产生,皆有赖于跨文化碰撞、互渗和融通,从中也生发出跨文化写作与交流的强烈欲求和企望。可以断言,这种跨文化努力在任何时候,都是利大于弊,而且能突出彼此各自的主体差异性。不言而喻,对当代华语诗歌包括整体的华文文学,它不但不会被掩盖,也不会被钝化,相反会激励我们直面各种不同的“问题情境”以寻找探索创新之道。

其二,在诗艺上对古典的追求和承续。在华文新诗史上,而今依然存在着心仪古典、致力于“化古出新”的诗人。然而,在承续和转化古诗的过程中,整体风格上真正驾驭得完美而成功者,乃至为人们树立起典范的诗人似乎难得一见。回眸巡视当代华文诗坛,更多的诗人存在着“化欧”自如但“化古”不力的情状。当代诗人中,着力于古典承续和追求者,余光中与洛夫可能是最为自觉和清醒的。这两位饮誉当代诗坛的优秀诗人,其共同点是既能在自觉尝试中推动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又能在回归传统中融合现代精神去建构现代新诗的中国化。在如何对待“西化”和传统以实现现代诗的中国化等关键问题上,他们各自提出鲜明的诗学主张并践履,为实现现代新诗的民族特色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在同趋融会贯通古典和展现出对古典追求的种种诗艺探索方面,其中存在的得失利弊对我们思索新诗古今症结的确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启示。

如果说余光中早期诗歌已充满着古典的感伤和浪漫色彩,显示了深受古典诗词韵味的艺术熏陶(如诗集《舟子的悲歌》),随后又从早期的古典主义转向现代主义(如诗集《钟乳石》《万圣节》),那么重新回归古典,完成了诗歌创作重大转型的是1964年出版的《莲的联想》。从中隐约可见,余光中的“化古”,侧重于意境或境界,尝试约束新诗的诗形。这是余光中的过人之处。因为他深知意境是汉语诗歌的宝贵传统,而境界乃是知性进入悟性层面后生成的一种审美(诗性)智慧,这是汉语古典诗歌不同于西方诗学品味的一种特殊的心灵美学。令人遗憾的是,白话诗自诞生以来就从根本上忽视、甚至否定诗的这种非口语的功能,很难找到中国古典诗的那种境界。余光中倾力于从古典意象与现代意识的交织中去追求一种意境或境界,既有所发现和欣喜,也存在着迷失和悲凉。但他自认为“古典文学是我写作生命的主流,也是上游,而古典文学的载体——文言文,更是我写作语言的根底、骨架。”(《余光中先生的四度空间》)甚至在语言上追求“文白相济”的立体感,主张“白以为常,文以应变”,“俚以见真,西以求新”。在他看来,一位作者如能掌握多种语态,他的筹码就比别人多,而文言正是一张“王牌”。余光中在诗艺探索上尽管有着高度的自觉,但其“化古”成就却由于缺失现代诗在语言向度上的自由延宕而有所局囿,且大多围绕于“去国怀乡”的抒情,以至于在诗意开拓的深广度上显得乏善可陈,或者导致诗意的“散文化”倾向。而这,用在他的散文上似是一大亮色。返观试图“为汉语之美招魂”的洛夫,其以诗语为本位所获得的现代诗质的必要张力,我们从其代表性长诗《漂木》中便可加以窥见和领略。总之,两位诗人在诗艺上对古典的回归和追求启示我们,当代新诗在这方面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三,善于在艺术转换中注重新诗的节奏乐感(或称音乐性)。诗歌可能是文学种类中最讲究最需要艺术转换的文体,同时需要在表达上充分发挥汉语特有的音调韵味。就前者而言,无论是历史现实还是时代生活素材要进入诗,都必须经过一次艺术的发酵,这种转换是无法强加给素材的。因此,创造性的想象力与无意识显得十分重要,并常常触发出火花时所产生的能量。如是经过一番催化合成,现实在瞬间便转化为艺术的真实,或以隐喻的方式呈现于眼前,使之成为现实的化身、即“有意味”的艺术形式——诗。这时,诗歌语言往往是由暗喻与意象组成在艺术转换过程中。在这方面,无论现代主义试验,还是回归传统之作,余光中诗歌均有其独到之处。譬如他笔下的人物诗,大多是历史或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也有传说与神话人物,却无一不是想象飞腾,意象纷呈。总之“实有其人,就以信史为经,同情的想象的为纬,事求其实,情求其真。”(《余光中先生的四度空间》)如是,他皆能在进行艺术转换中,以独特生动的角度切入并淡出。如果说作品是文字的质材在纸页上建造的别样风景,那么真正的诗篇不仅要生动地表现现实生活中可触碰感知的声色形相,更要发觉那些易被忽略的(美)东西,体现为创造、生发和阐释,既洞穿晦暗的表层,又深入事物内在本质,获得并呈示为另外一种形态的精神生命。如是一旦化身为诗,便超越了时空的障碍,成为人类可以共享的时空,具有广泛流布的可能。例如,短诗《民歌》,主要由黄河、长江、我的红海我的血、风、沙、鱼龙冰河等意象组成,论结构张力,虽层层分开,诗的内涵却十分紧凑。更为可观的是,江河、风沙、鱼龙本是一种自然的象征,但诗人巧妙地转换成用血、血型来抒写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古典诗画中有寄灵性于外物,化万物于心灵,创造出崭新的第二自然,但很少有人把这种境界推到血缘关系的层面上。这可视为现代新诗中鲜见的一首以血缘抒写大自然的诗篇。至于对诗歌音乐性的重视,明显的构成为余光中诗艺的一个重要元素。因而其诗总是琅琅上口,那是诗与歌的交媾,与古典诗歌纯熟清湛的音乐性可谓一脉相承。对此,余光中如是说:“意象与节奏,是诗艺的两大要件,必须齐备,诗才能生动而流畅。诗有意象,才不会盲,有节奏,才不会哑。”(《余光中先生的四度空间》)的确,诗歌一旦把语言的音乐性和图画(意象)性发挥到完美的境地,并通过美的画面和节奏向人们传情达意,就能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在当代,诗之所以必要,原因或许就在于此。反观当下新诗,由于不能充分发扬汉语特有的音韵情调,常常出现不乏诘屈聱牙的诗行,缺乏一种节奏乐感。这对于新诗作者是一种困惑,也是难以与古典诗词相媲美之处。这种音乐性的缺失使得中国新诗比表音性语言的西方诗歌略逊一筹。看来新诗要有所突破,还有待我们作更深入的探究。

其四,主体性的反思与诗人素养的提升。在百年华文新诗的流程中,涌现了无数的诗人。然而,有的随波逐流,终如昙花一现;有的目迷五色,终究半途而废;有的功利心太重,静不下心来,便草草收场;有的缺乏自律与清醒,始终停滞不前;有的缺乏底气力不从心,从此江郎才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相反的,真正有成就者大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且保持前倾和开放的姿态,甚至像孩子一样永葆童心,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对人生世相总是怀抱一种强烈的好奇、新鲜和有趣,始终吸收维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或者甘愿置身于边缘坚定地为文学(诗歌)不断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生命与艺术空间。余光中从小荷已露尖尖角到注定做南方的诗人,从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到成为“五陵少年”,从穿行于茫茫的风里到相信高处必定风劲,从春天里的高雄出发到浪子回头重返大陆故土,从心底有一朵莲到和星宿停止争吵……从出发的那一刻开始,诗人一路吟唱一路蜿蜒一路奔腾一路深情地向我们走来。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历程中,总是清醒地保持着对于生命精神的执著和人生定位的自觉,既注重诗人自身素质的提升,包括身心的涵养,又不断地进行主体性的反思以调整和校正自己的航向。尽管被誉为“通才”,但他从不墨守陈规,也不满足于现状。一方面,诗人在尊重自身的同时也尊重他者,富有一颗真诚且格外动情的诗心去面对世界面对宇宙人生。另一方面,他深知精神姿态、知识结构和心理定力是成就诗人的主要因素。诚然,有知识不一定能写诗,但没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会制约诗的深度,没有鲜明的精神姿态会限制诗的高度,没有坚实的心理定力则难以生成创作的原动力。他特别强调“世界化是一个横的宏观,历史感是中国文化历史的了解,应该是一个纵的宏观。这两个宏观都是中国读书人必须修炼的美德。”(《诗意人生——著名作家余光中教授访谈录》)如此自知之明,驱使他至今诗思未窘,彩笔尤健,依然从容自在以最美丽的母语、以不朽的中文、以歌哭吟啸的灵魂去造就诗人独到的诗歌品格和美学特征。

余光中自言是个与永恒拔河的人,这是诗人在面对无法抗拒的时间面前呈现的主体性姿态,是最高的知性自然转化成情性和灵悟所闪烁的光芒,并因此成为当代诗坛的一位坚定的长跑者。面对当下浮躁的诗坛,余光中独特的心路历程、丰富涵养和主体(生命)意识为我们提供了真实而典型的诗学启示意义。

C.并非题外话:“余光中热”与“历史问题”再议

旧话重提。记得新世纪之初,大陆有学者撰文质疑“余光中神话”,并因此在海峡两岸文学界引发争议。其实,纵览中外文学(艺术)史,许多卓有成就的文学家、艺术家,常常都是有争议的人物,余光中也不例外。因为他是大诗人名作家,人们对他的评价和要求自然会比常人来得更加严格,甚至苛刻,这是可以理解的。追根究源,引发争议的焦点无非是对他在“陈映真事件”和乡土文学论战中的一些个人表现。至于台湾评论家李敖2004年曾于凤凰卫视中,以极端、偏激甚至可以说带有攻击性的言辞,抛出对余光中几乎不屑的批评。相信举凡听过如此狂妄口气或读过李敖这种以偏盖全和乱扣帽子且“匪性”十足的文字,会保持足够清醒的警惕。限于篇幅,暂且不表。

一湾浅浅的海峡,除了是余光中的“乡愁”,竟导致了海峡两岸因为信息不通的认知误差。说明我们对台湾文学史的复杂性和其中许多恩怨纠结的真相等欠缺足够的了解,对余光中“乡愁”背后的“中国想象”的真实内容也缺乏全面的理解和认知。余光中到底怎么啦?素来热衷于纠缠历史事件和恩怨的国人,动辄就翻出点滴旧帐,或抓住一点所谓“历史问题”大做文章,却常常陷入肤浅的阐释和片面的理解。倘若只是抓住那些本身带有争议的所谓“历史问题”来否定余光中的文学成就和地位,要么是不幸地落入一叶蔽目的可能,要么是给人小题大作、有意挑弄的嫌疑。诚然,余光中在漫长的创作生涯和探索历程中,难免对一些问题曾经发表过较为激烈的言论。只要我们以包容、宽容和开放的姿态去接纳,甚至允许人(不是神)犯错误,也允许人改正错误,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正如爱情双方,爱一个人同时也得接纳其缺点,否则,就永远不会爱的结合之存在。对此,余光中曾说过,一个作家走过的创作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他的观点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尽管他的那一小段历史和曾发表过的观点是不可回避的。然而,盘根纠结的是非曲直,在特定的语境和背景下,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况且,站在不同的立场,在不同的时间段看问题,结果往往是不尽相同的,甚至相去甚远。

至于把大陆曾掀起的“余光中热”(当然不排除有某些政治因素起作用)与某个阵营的个别发言人所披露的余光中的“历史问题”混为一谈,那就给人以牵强附会之嫌了。只要我们信手点击百度“余光中”词条,那数百万(非数万数十万)条的信息映入眼帘,谁能说这种热是偶然的,谁能说他浪得虚名?在笔者看来,“余光中热”本身说明诗人在大陆的知名度和普及度与国内读者对诗人形成的独特的阅读心理是同构的。换句话,“余光中热”是凭借其个人的“文气”、“才气”和“人气”而形成的。这种现象与大陆风靡一时的“金庸热”、“三毛热”、“琼瑶热”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当然也有明显区别。这里恕勿展开。至于所谓“余光中神话”,总比“王文华神话”、“几米神话”要好(钱虹语),因为余光中对于“美丽的中文”的感情比他们要深得多。不是吗?余光中在《五行无阻》后记中有着自谦式的感言:“一位诗人到了70多岁还在出版新作诗集,无论生花与否,都证明他尚未放笔。”这种精神姿态和创作状态,两岸诗人确实鲜有能望其项背者。

在物化而浮躁的时代,笔者素来对那些在艺海不断航行穿越,在诗山执著攀援的追寻者心存敬意。尽管峰顶或彼岸笼罩着神秘的雾岚,哪怕大部分可能将距之遥遥,将路之漫漫,但他们依然躬身喘息着穿行其中,始终心无旁骛。尤其是在一个需要用生命体验、用灵魂认知、用文化涵养的“贫乏”的时代,倾诉与倾听,注定诗人无法摒弃个体的声音与世界与万物对话。可以说,一个民族在每个历史阶段如果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是极其不幸和悲哀的。由是令人恍然醒悟,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的确需要多一些“余光中式”的诗人。一个从少年时期就确立文学信仰的人,用其一生营求一项“有意味”的事业。这就不能不令人惊叹和感佩了。

针对有关“余光中热”及其某些“历史问题”作了如上分析之后,我们可以断言,余光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个案”存在,是当代华文世界无法轻易替代的景观。他的全部著作所营造的深邃而独特的话语空间,无疑的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就笔者个人而言,如果自己也算得上是一名文学(诗歌)的钟情者和实践者的话。那么,余光中笔下对母语文字的弹性把握,对中文内质的伸张,对中文诗性因素的采掘,对现代新诗的创造性转换及其对散文文体的革命性创新等等,绝对是启发良深,受益匪浅的。于是,我突然想起卡尔维诺的观点:“我仍然纯属于和克罗齐一样的人,认为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我会告诉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从不会告诉你真实。”(《为什么读经典》)作为一个富有艺术成就的作家,卡尔维诺是十分清醒和明智的。他是文本细读的主张者,在他那里,不愿意看到的是,读者把作品和作家混为一谈,更不愿意让作品的艺术价值与作家的行状、好恶和名声互为因果。这种纯粹的文本细读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语境下)文论的所谓知人论世,文如其人的批评观是相抵牾的,却自有其道理,即把作品从作家那里剥离出来,让它成为一个自足的存在(现在很多文艺评奖和论文课题的评审之所以采用“匿名”的方式,大概亦然)。当然,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任何批评方法其实都是优劣互见的。是故,其缺点常常造成诸多的误读,或与作者原来的意旨大有径庭,甚或可能有悖于传统的道德伦理,乃至于可能把人格上有缺憾的作家推到台前,反之亦然。

其实,对于那些始终走在永远的路上企冀复活所有的美,像在寻找屈原的五月舟,像在怀抱荷马的七琴弦去确认属于生命和文学(艺术)价值与尊严的诗人作家,面对他们创造的文本世界,有时必要的“误读”反而能为我们再造或敞开一片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甚至更加接近作品企望传达出来的意志和情感真实,而这恰恰是作家提供给我们的文本呈现出来的最大价值化。况且,任何艺术形式自有其自身的艺术道德、良知和境界,用世俗(道德)的眼光是无法领会和洞穿的。如果一个诗人作家在创作时勇于摆脱世俗道德规范的束缚,自觉自由地听任来自灵魂深处的本真律动,呼应比现实世界具有更高意义的庄严艺术召唤,那么,这应是一种伟大的写作抱负,因为他直面的不是显而易见的真理,而是潜藏在灵魂深处的秘密。这正是每一个诗人都渴望企及却并非每一个诗人都能臻达的境界。相信诗人余光中包括明智的读者自有一番体会和感悟。

朱光潜曾说过:“诗的疆土是开发不尽的。因为宇宙生命时时刻刻在变动进展中,这种变动进展的过程中每一时每一境都是个别的,新鲜的,有趣的。……诗人和艺术家的眼睛是点铁成金的眼睛。生命生生不息,他们的发现也生生不息。”如果说,《莲的联想》《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连同那些余音萦绕的“乡愁”诗篇,作为优秀作品成就了“曾经沧海”的余光中,也创造了乡愁般又深又浓的“余光中热”,同时造就了当代华文世界一位具有独立艺术个性的大诗人。那么,时至今日,余光中敞开的诗文大门还没有关闭,我们尚不能过早地急于定论或用预设的理论框架来解读这位世纪诗人。文学靠自身的魅力征服读者,唯有作品和时间最有发言权。我们已经看到,余光中的诗性智慧颇具智性特质,其特色是融思入物,在精雕细刻中呈现出珍珠项链般的质地。他为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诗艺,也是智性和生命精神不息的自然延伸。从这位把“永恒”两个闪光字眼写进诗中的诗人身上,我们同样看到,诗歌和历史的大门一直为他敞开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后来者、包括余光中的子孙,都将从文学(历史)教科书中记住这个名字!

当然,以上的感受、思考和分析,并非是说余光中其人其诗及其文学成就是无懈可击的。或许有人会如此责问:你这是在为余光中辩护。对此,我只能回应:就算是吧,因为值得!相信人们一旦走进余光中的诗文艺术世界,也许会有同感。

参考文献:

①《余光中先生的四度空间》(访谈录),受访人:余光中;访问者:郭虹。《文艺研究》2010年第2期。

② 简政珍:《余光中:放逐的现象世界》,黄维樑编:《璀璨的五采笔》,台湾:九歌出版社1994年版。

③ 傅孟丽:《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版。

④ 梁笑梅:《壮丽的歌者:余光中诗艺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 《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4年5月21日。

⑥ 《文学报》(华韵)2004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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