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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国人三部曲》
作者:张镭  发布日期:2017-12-11 22:14:56  浏览次数: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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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国人三部曲》                          


我写作,不是由于我快乐,而是由于我不快乐。

恕我直言,在中国,做一个良知不泯的写作者,其实是很苦痛的事。这苦痛缘于爱——对国家的爱,对民族的爱;这苦痛缘于“爱之深、责之切”。

这种爱,就算是爱到你去自杀,也不会受谴责。相反,你会深受爱戴,乃至于被歌赞。比如,屈原。但“责”就没有这样的“荣幸”了。尽管,“责”亦缘于爱。如果“责”一个人会令这个人反感,生气,那么,国家、政府就不该这么小肚鸡肠了。

只爱不责?从此做个漠不关心的活死人?可我生于斯,将来也死于斯,我怎么能不爱?

从此做个漠不关心的活死人,也做不到。我宁可死,也不做这活死人。

这些年来,我写的一些文字,让读者想起了鲁迅——想起了鲁迅,这是令人高兴的。但我不是鲁迅,也做不了鲁迅。我们今天的时代,不能说完全遗忘了鲁迅,但忽视感还是真切的。忽视,意味这个时代并不欢迎这样的人物。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写作者。之所以要写一些批判性文字,缘于我内心的爱——对国家、对民族。我爱她,希望她更完美,更可爱。那些所谓尖锐的文字,其实一点儿也不尖锐——分明就是提个醒:身上有问题啊,要正视,要治疗了!仅此而已。

我当然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也知道,中国这个泱泱大国,老问题交织着新问题,让人焦头烂额。也正是如此,我们才应该有紧迫感,而不能让新老问题积压成山,压迫着这个民族。

几乎成为一种共识,认为:解决社会问题,是政治家的事,知识分子能做什么呢?如果政治家真有这样的神功,那这个世界真不需要知识分子了。可问题是,政治家好像没有这样的神功。而且,他们解决的问题只能是政治范畴内的,而解决人心灵上的问题,则必须依靠知识分子。

我不鼓动知识分子与政府对抗。但我也不认可知识分子要与政府“沆瀣一气”,抱作一团。后者的可怕乃在于:那会导致知识分子堕落,而人民却要遭殃。事实上,失去了批判性,知识分子的价值便会大打折扣。

有人认为,我是孤军奋战。我说,即便如此,我也会战至生命最后一刻。因为,我坚信,即便只有一个人,也比整个国家都沉默要好,即便只有一个人,也比“沆瀣一气”、抱作一团要好。何况,怎么会只有我一个人呢?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三日,法捷耶夫在别墅开枪自杀,遗书里有这样一段话——

文学的优秀干部(其数量之多在沙俄时代甚至无法想象)在权利者的罪恶帮衬下在肉体上被消灭了。优秀的文学家英年早逝,其他一些能多少创作有价值的作品的文学家也活不过四十至五十岁。最最神圣的文学遭受官僚和最不文明的社会群体的蹂躏……我的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丧失了任何意义……

必须说,我们是庆幸的。我们比法捷耶夫庆幸。因为,我们比他自由。至少,我们不必担心,因为写作,我们的肉体会被消灭。诚然,文学在我们这个混乱、迷惘的时代,并不为官僚和社会群体所热爱,但也尚未受到官僚和最不文明的社会群体的蹂躏,应是不争的事实吧。

三年多时间,我写了150多篇文章,被编成三本书。分别是《中国人的情绪》,《中国人的柔弱》和《中国人的生活》。三本书都与中国人相关,因此,出版社建议以《中国人三部曲》为总书名,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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