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儿时便能够背诵的第一首诗，是母亲教的。入学后，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个叫李绅的人。对他充满了景仰与好感！

然而，长大后却发现了李绅的另一面。

据记载，当李绅在淮南当节度使时，根本不把百姓疾苦放在心上，露出一副酷吏嘴脸：“持法峻，犯者无宥。狡吏奸豪潜行叠迹。然出于独见，僚佑莫敢言。”在李绅的暴政下，黎民百姓终日惶惶不安，纷纷渡江淮而逃难。而当部下向他报告“户口逃亡不少”时，这个曾经同情农民的李绅，却这样对他的部下说：“汝不见掬麦子乎？秀者在下，秕糠随流者不必报来。”在官老爷李绅的心目中，老百姓不过是那“随风而去的秕糠”，不值一提。

读《滕王阁序》时，老师要求我们要会背诵。我仅用一个晚上便把它背得极熟。老实说，王勃的《滕王阁序》作得好极了，乃至于千古流传。可是，谁又能想到，最早建阁的这个滕王却不是一个好东西呢！

滕王名叫李元婴，是唐高祖李渊的第22个儿子，也就是李世民最小的弟弟，此人以王子身份，贞观十三年（639年）封为滕王，高宗李治永徽三年（652年）任洪州（今南昌）都督。永徽四年，他建了滕王阁，不久因犯罪被安置到滁州。到了上元元年（675年），都督阎伯屿在此大宴宾客，王勃作序即在此时。

关于这个混世魔王滕王，李兴濂在他的一篇文字里这样记述道：

这个滕王，凭着他是王子，为非作歹。早在金州刺史任上，他便荒淫无度，每逢打猎，就强收老百姓家里的猎犬，并让老百姓跟着他四处奔走。他骑着马，带着一群猎犬，不打猎，专拉起弹弓，对准老百姓的脑袋，一弹一个，把他们全部打倒在地，百姓头上鼓包流血，疼痛哀叫，他却高兴得放声大笑。在洪州任上，凡是看到官员的妻妾美丽，就借着他妃子的名义，召入宫中，加以强奸。有一回，典签崔简的妻子被他诱入宫中密室，他突然扑出将其抱住，崔妻极力反抗，脱下鞋子猛击过去，打得他满脸流血，他才放手。因为脸上受伤，整整10天他不敢到衙门接见官员。除了好色之外，他还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向老百姓横征暴敛，百姓怨声载道。朝廷也知道他这些劣迹。有一回，高宗赐诸王每人五百匹彩缎，知道滕王贪赃枉法，秽声昭著，便下诏道：“滕叔不须赐，但给麻二车，助为钱缗。”意思是说，你家里的铜钱堆积如山，穿钱的麻绳一定不够用，就赐两车麻，让你穿钱吧。

文末，作者感叹地写道：

这样一个滕王，因为建了一座滕王阁，又因为王勃写了一个《滕王阁序》，居然名留千古，历史真让人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又岂止他“这一个”呢？

曾国藩、曾大帅，我上学时老师告知：此人是“卖国贼”、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人称“曾剃头”、“曾屠户”。然而，上世纪90年代，渐渐有了翻案文章，一些人试图将他“还原”成一个有“辉煌成就的政治家”。曾国藩日记、诗词、书信、选集、全集纷纷出笼，央视“百家讲坛”某教授甚至把曾吹成古今做人的楷模、学习的榜样！有一本书的广告词是这样写的：

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立徳立功立言修身齐家治国。

曾国藩是近世影响深远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又是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是官场楷模、人格典范，是朝廷良臣，又是做官高手，是最好的父亲，最好的儿子，最好的兄长……

这样的人物，只怕连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都要望其项背了。难道我们那位历史老师与曾国藩有私仇家怨？还是我们的老师人格有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曾国藩，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对起义军俘虏，他的主张是“痛加诛戮”，“一意残忍”，“重则处以斩枭（把人头挂在长竿上示众），轻则立于毙杖下”。但凡太平军，抓住都施毒刑并处死，“至则立于磔（肢解）死”。可谓凶残至极，故人称“曾剃头”，“曾屠户”。

对外，则是投降卖国嘴脸。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大肆烧杀抢掠，还一把火将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化为灰烬。而曾国藩却为侵略者的这种行径大唱赞歌：“洋人（咸丰）十年（1860年）8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地，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在曾国藩看来，洋人烧我圆明园，实在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一桩！连埋怨都不可有，不该有！

曾国藩攻入南京后，做的头一桩大事就是“设女闾于曲巷”，亲开了6家妓院，即陆家、李家、韩家、刘家、小师家、三和堂，均受曾专利保护。开张那天，曾与老妓新雏在妓舫同乐，“笑声满秦淮”。曾大帅还捧红了一位叫“大姑”的妓女，为她写了一副对联：“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大”与“姑”对仗工整。从此，“大姑”名噪秦淮。秦淮人肉兴隆，曾大帅功不可没啊！

而这恰是信奉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曾国藩的所言与所行。 

看来，我们的老师没有错。他讲出了真实的历史。

那么，为何历史上的一些人物明明是鬼，缘何一眨眼便成了神？又为何一些人明明是神，却又会瞬间变成了鬼？ 

从过往的历史看，让一些人变成神，取决于统治者的心情。同样，把一些人神变为人鬼，也取决于统治者的心情。孔夫子便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

可像曾国藩这样的人，缘何在没有统治者授意的情况下也会摇身一变由鬼成神呢？有一首打油诗，作了最好的揭示：

天下争说文正公，国贼转运成英雄。

雾罩云遮颠黑白，奸商悄悄露笑容。

揭示虽然深刻到位，可依然难消我心疑惑：历史上一些铁板钉钉的人物，岂能任由书商随意篡改？据我所知，我国的书报检查制度还是很严格的，怎么会容忍奸商如此无法无天？难道历史允许后人这么胡来？瞎搞？长此下去，这历史还有什么可以叫人相信的呢？

照目前这态势走下去，曾大帅将在自我们这代之后变成一个无与伦比、古今天下第一“完人”。“卖国贼”、“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曾剃头”、“曾屠户”，完全可以安到他人头上，变为“聂剃头”、“聂屠户”，或者其他什么剃头、什么屠户。总之，曾大帅既已成为“完人”，就不能有这般的瑕疵、更不能有这般的罪恶！而在中国，一个人只要能成为“完人”，他便有资格被世人尊奉为神了！

很显然，曾大帅哪世积下了阴德，以致竟能在这样一个科技发展、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咸鱼大翻身，时来运又转。这样的事情若发生在蒙昧时代倒似可理解，而今天毕竟不是那样的时代了。不是那样的时代了，却发生那样时代的事，当然让人不明白，自然也就不能认为是几个书商搞的鬼，即使他们是奸商。

实际上伴随着曾大帅这样的人的时来运转，那些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我们称之为落水的、为日本侵略者效力的人物，于今不也是一个一个地都交上了这样的好运了吗？ 

让一个人变成鬼的确不难。刘少奇不就在一夜之间由人变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吗？像刘这样的人在中国的“文革”期间不计其数。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是喜怒无常的家伙。你让他大快活，他自然也就让你小快活，你让他一时不高兴，他便让你一辈子不高兴。慈禧便是这帮家伙里头的杰出典范。此话也是出自她之口。

北魏世祖拓跋焘在位期间，有一位掌管文书、奏章等事务的尚书令，叫古弼。据说此人文武双全，在官场上更是以“敏正著称”，只是此人长相奇特，脑袋比常人尖许多，像个毛笔头，所以时人尊称其为“笔公”。

有一次，拓跋焘举办阅兵式，顺便到野外狩猎，令古弼留守都城。既然要狩猎，当然就得选调一批膘肥体壮的马匹配给伴随狩猎的将士，这个任务拓跋焘交给了古弼。古弼竟专挑瘦弱马匹随驾，令拓跋焘大怒。骂古弼道：“尖头奴，敢裁量朕也！朕还台，先斩此奴。”古弼对拓跋焘说，把瘦马给皇上用，虽然不太适合，论罪却不大。如今北狄、南虏虎视眈眈，要是好马都去狩猎了，若敌人来犯，才是天大的罪责。“故选肥马备军实，为不虞之远虑。苟使国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拓跋焘听了这话，才消了怒气，并表扬了他。

古弼的形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统治者眼里，像古弼这样的人，你若让皇上高兴，你就是“笔公”；你若让皇上不高兴，你便成了“尖头奴！”任何一个大臣、重臣，在统治者眼里无不都是古弼这样的命运。

最可怕的还是，一旦把你变为邪恶、魔鬼了之后，你的罪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邪恶、越来越魔鬼。

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考证文章《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他发现商纣王共有70条罪状，都是各朝各代陆续加上去的。比如战国增加20项，西汉增加21项，东晋增加13项。而且这些罪状越写越离谱。司马迁说纣王修了鹿台，刘向就说鹿台高达一千尺！晋朝的皇甫谧一使劲，鹿台又变成了高一千丈！商周时候一丈大约折合两米。诸位想想，纣王为了淫乐，竟要爬上两公里高的鹿台，这可能吗？

那么商纣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说起来还真不可思议。

周武王决定讨伐商纣王，出兵前特地召开动员大会，开这么大的会议干什么呢？无非是声讨商纣王罪恶吧！可周武王想了又想到最后也没想出几条令人痛心疾首的罪状，无非是纣王听女人的话、不重用亲戚、祭祀活动搞得太频繁，等等，如此而已的东西。

然而，光靠这点小东西怎么能勾勒出一个暴君的形象呢？所以，后世的文人们便展开丰富的想象力，不断为纣王的罪恶添砖加瓦。

这是极典型的将人变为鬼的范例。

很有可能，周武王并非圣君，商纣王也并非暴君。只是周武王要讨伐商纣王便给他罗织罪名——事实也正是这样，只是周武王所罗织的罪名并不那么令人信服罢了。但后世的人明知商纣王的罪恶不能构成暴君，为何不质疑周武王反倒继续帮助周武王给商纣王罗织罪名呢？

如同黄帝打败蚩尤，把蚩尤描绘、糟践成十恶不赦的恶魔一样，刘邦对项羽也采取相同的方式，以致时至今日项羽仍被人们看作杀人如麻的残暴者，但事实绝非如此！历史是由胜利的一方书写的。蚩尤和项羽这两个杰出的中华儿女几千年来愣是被钉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册页里，不能动弹。好在今天，尽管我们无法撕毁那些册页，但我们却可以打开那些册页，在哗哗翻动之中表达我们的怀疑，甚至于不屑！

实际上，历史有两种：一种在书上，另一种在人们的心中。在人们的心中，项羽始终比刘邦更值得尊重，我相信，蚩尤也是如此。

历史是诡异的，是莫名的，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常说，时间会证明一切，可时间究竟会证明什么呢？我们常说，历史是公正的，历史果真是公正的吗？我们常说，历史是个任由人们打扮的小姑娘，这样任由打扮的历史还有多少可信度呢？

其实，历史是人创造的，也是由人记录的，而人又是一个多么复杂、情感的动物。犹如我们已经很难知道商纣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我们更难以知道无以数计的历史人物，他们究竟是历史记录上的好人，还是留在民间记忆中的坏人，抑或倒过来？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老师们在教《悯农》诗时，能把李绅的另一面告知孩子们。同样，当我们欣赏《滕王阁序》时，也能一并地知道滕王原本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