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富二代”，在当下中国充满了争议，就国民的总体感受而言，似乎负面多于正面，抑或没有正面。

“富二代”就是富人的后代，或儿或女，他们与“官二代”、“农民工二代”、“黑二代”、“穷二代”一并构成了当下中国很有意味的社会景致，从这些“二代”里，即可窥见我们所处的时代具有多么丰富的性质，而不仅仅是复杂。关于“二代”们，我一直很想写上一笔文字，不为别他的原因，只为我的一个疑惑：为什么同为一种生命，有人生下来就成了“富二代”、“官二代”，而有的人则成为“穷二代”、“黑二代”？我并没有写，但却想到：若写得出，一定很有意思，也一定会让后世之人对今天的时代感到好奇！

我并不认为做一个“富二代”有什么不好。一些“富二代”、“官二代”之所以出尽洋相、败坏自己的名声，就在于“富一代”、“官一代”自己没做好人，没教育好他们的二代。把财富留给这样的二代，肯定会出问题。其实，不止于“富一代”、“官一代”们爱二代，所有中国家庭，其父母们大都会拿自己一辈子的生命为儿孙们“拼搏”、“奋斗”，对许许多多的中国父母而言，他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为他们的儿孙们留一笔丰厚的财富。他们甘心情愿为儿孙做牛又做马的精神，几乎能够感动天地！当然，他们感动不了我，因为，我绝不会为儿孙做牛做马，我连仅有的一点薄产都拟捐给社会，我会被他们感动？这世上有许多东西都有可能令我感动，惟独这种精神——给儿孙做牛做马的精神，休想感动我。不仅不感动，我甚至为之担忧：不劳而获的生活或者生命值得过吗？这样一种人生能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生命的意义乃在于拥有思想和创造，那么，不劳而获的生活是否会让他们丧失思想、丧失创造？也许我多虑了，也许他们会过得很好，就像当下的一些“富二代”、“官二代”们，尽管他们的生活招致诸多非议。

事实上，无论是“富一代”们还是“官一代”们，他们的想法总是好的——希望以自己创造的财富和自己拥有的权力，给他们的二代们带来一生的幸福。可他们到底还是幼稚了，他们难道不知道人类诡异的命运并不完全所任人们的美好愿望来摆布？极有可能，财富和权力会给他们的二代带来灭顶之灾。这种现象，现实生活中俯拾皆是，丝毫也不稀罕。某种意义上，这乃是一种常识，可为什么这些人连这最基本的常识也不晓得呢？ 

二

如果是一个有思想、有头脑、有出息的“富二代”或“官二代”，财富和权力可能会使他们更有作为。哲学家叔本华也是一个“富二代”，财富不仅没有毁掉他，反而帮助他成了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上帝似乎有意培植叔本华成为一个杰出的哲学家，无论在本身或客观环境都安排得很周全。

叔本华出生于一七八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诞生地是波兰但泽市，他父亲名叫海因利希·佛罗里斯，其父个性刚愎而暴躁，但天资甚高，长袖善舞极具商业头脑，并且，由于早年曾旅居英、法多年，对于英、法文学胸罗颇丰，甚至对法国思想家、文学家的伏尔泰十分偏爱。可见，这是一个儒商。

据说，叔本华的父亲相貌奇丑，有人形容他：身材矮胖，广阔的脸上嵌着一双突出的眼睛，鼻子粗短朝天，嘴巴又宽又大，从小耳朵还不灵光——患“重听”症。——这个毛病后来竟又遗传给了他的儿子——叔本华。而叔本华的母亲则非常漂亮，年龄也比叔本华父亲小许多。

一八0三年春天，叔本华在父母的陪同下周游欧洲各国。一八0四年秋，叔本华与父母回到但泽，在玛丽教堂行了基督教的“坚信礼”。翌年初，遵守父子间的约定，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活。首先，是在他父亲某挚友的店中实习，但他对这种行业始终提不起兴趣，经常偷闲看书或耽于沉思。晚年，他曾回忆说，他恐怕是最差的店员。

但几个月之后，叔本华的父亲就去世了。他的尸体在他家谷仓旁的运河上浮出，是不慎失足，抑或跳河自杀？一直无法证实。不过，一般认为是后者。跳河自杀，可能因其不堪经济上的损失——从但泽迁居汉堡约损失总财产的十分之一，加之在汉堡生意情况不尽人意。这条理由实际也不够充分。因为，据说海因利希死前几个月，精神已经失常，经常忧形于色，性格愈加暴躁，稍有不顺意，立刻大怒，行动上也愈形乖异——附带说明，叔本华的祖母和一个叔父都曾罹癫疯症。

父亲死后，叔本华虽坚守当初的约言，独自留居汉堡（叔本华孀居的母亲约哈娜率同其女亚丽蕾，移居魏玛），继承父亲的遗业，但他对商业生活的憎恶与厌烦却是与日俱增。据称，他当时情绪的忧郁、恶劣，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他曾数度致书其母，乞求辞去这个工作。尚幸，他母亲竟体谅了他的苦衷，应允了他的要求。从此，叔本华从囚役般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踏上学术研究之途。时当他父亲死后第二年，叔本华十九岁。

以叔本华的财富，他本可以像一般花花公子一样，流连歌台舞榭，沉迷脂粉丛中，尽情地挥霍财富，享受“富二代”的幸福人生。以叔本华的才华，钻研任何学科，都可崭露头角，光耀门楣，而他却偏偏选择学术研究，惟独爱上哲学，终身落得“无母、无妻、无子、无家”的结局，千秋万世赢得“忧郁、多疑、孤独、暴躁、厌世、悲观、愤世嫉俗、仇视轻蔑女人、诽谤爱情”之名。

叔本华承袭了丰厚的遗产，这为他从事自己的学术事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不必像我们一样为衣食奔走挂虑，除教了两年书外，一生中再也不曾从事过其他的职业。关于财富和遗产，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经写道：“我并不认为，留心处理既得的遗产有什么不应该。因为一个没有家累的人，一起始就有这么多钱，才可以无忧无虑地过真正独立的生活，这是解除人生穷困忧愁的特权，他可以从人类命定的奴隶生活中求得解放。唯有这种好运气的人，从降生之日起就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因为他能够主宰时间，每天早上，他可以说‘这一天是我的’。遗产若能遇着一位有高尚能力的主人，便可发挥它的最大效用，因为他可从事不同于一般‘糊口而生’的工作，这样便可各得其利。在他个人来说固是幸福，但他能产生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能以百倍的代价来偿还人类的欠债。反之，假如，一个人无能帮助人类，若承受遗产，便应唾弃。所以，这种机会，应当替天才保留，只有天才，才能够在艺术、哲学、文学方面，表现他深刻的观察力。因此，这类人，迫切需要没有烦忧的自由，他欢迎寂寞，闲暇是他最大的幸福。”

叔本华不仅不反对承继遗产，反而认为继承遗产会有助于天才的成长。叔本华同时又是一个很善于经营他的财产的人，直到临终时，他使他的财产几乎增加了一倍。他虽认为挥霍比贪婪是更大的罪恶，但他并不吝啬，许多贫苦的亲朋，穷困的邻居找他帮忙，他从不推辞，他还是德国“爱护动物”的提倡者。一个靠遗产优哉地生活的人，他也必然地会遭遇如何分配自己遗产的问题——叔本华在遗嘱中指明：他的财产继承人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后，组织救助“残废军人和孤儿寡妇”的协会。此外，佣人和陪伴他的那条小狗也都得到一笔丰厚的财产。由此可见，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对人类并没有失去同情之心，叔本华仁慈之心的深厚，从其遗产分配中，足见一斑。

一八六0年九月二十一日，起床洗完冷水浴后，独自吃着早餐，看起来仍好好的，一小时后，佣人进来，发现他倚在沙发的一角，永远地睡着了。 

三

我原本也不喜欢“富二代”，但从叔本华那里我改变了思想。不只改变，我甚至很渴望自己也能生在富人之家，自己也做个“富二代”。如此一来，我不仅能够周游世界，还能够优哉游哉地安排自己的时间，让每一天都是我自己的。这样，我可以读上许多的书，还不必点灯熬油在夜间写作了。做一个这样的“富二代”，有什么不好呢？

但事情也可能会有不同的一面。假若当初，即我从学校一出门便拥有财富，我会不会又没有了现在这想法了？我也可能会变坏，会流连歌台舞榭，沉迷脂粉丛中。那样一来，活到今天这个年龄段的时候，说不定我会幡然醒悟，从此变成一个悔恨交加、以泪洗面的人，也未可知。也可能破罐子破摔，散混到底；也可能“浪子回头”，东山再起。各种可能都有。

“富二代”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财富的问题。只要“富一代”们能够让“富二代”们正确看待、理解、使用他们留下来的这笔财富，我想，问题不至于多么严重。说不定，中国也会出几个叔本华。

但中国人对财富的狂热追逐，实在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当然，更令人感到不安的，则在于有了财富之后不知该如何使用财富，致使许多有钱人要么无度挥霍、要么走向犯罪、要么沉沦而亡。财富，就成了一把双刃剑——没有它，许多人不甘；有了它，许多人则为它所苦、所害。

憎恶女性的叔本华 

叔本华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把女人批评到“体无完肤”，尽管他还是有过一次如痴如狂的恋爱，若非他及时挥起慧剑斩断情丝，叔本华的后半生，恐将完全改观。那个令他疯狂的女人，是当时宫廷戏院最有名的女优，名叫卡诺苓叶格曼，长得娇小白皙，曾经是魏玛公爵的情妇。叔本华认识她的时候，公爵已不在人世。

叔本华在《论女人》一篇中，把女人说成是“先天上就有谲诈、虚伪的本能”，还有“不贞、背信、忘恩等毛病”，公然主张“不能赋予她们土地或资本的继承权力”，只能充当“满足男性不可或缺的一层阶级”；为此，这个老光棍还提倡一夫多妻制。

叔本华的言论，无疑得罪了女性，尤其那些女权主义者，对这个老家伙恨之入骨，恨不得扒开他的棺材，狠狠地扇他几耳光。

那么，叔本华为何会对女人怀有如此偏执的恶感呢？不少人提出了他们各自的看法，但我认为，叔本华对女性的歧见，对女性的不怀好感，很大程度上缘起于他的母亲。也就是说，他对于“女人”和“爱情”的哲学，就是以他自己的遭遇为蓝本，建立起来的。

我们知道，叔本华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约哈娜在整理完亡夫的遗产后，即率同其女亚丽蕾丢下18岁的儿子叔本华，移居魏玛了。

一年后，叔本华在求得母亲的应允下离开汉堡前往魏玛。但在魏玛，母亲约哈娜并没有让他回家，明确表示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叔本华只得另租房子住下。一八0六年十月间，约哈娜写一封信给叔本华，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可以告诉一些事情，使你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但，我还是忍着，因为我知道你，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都喜欢默想人生的凄惨。”一八0七年年底的时候，即叔本华来到魏玛之后，他又接到母亲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一再告诉你，很难跟你一块儿生活。我越了解你，越感觉增加困苦。只要不和你一起生活，我什么都可以牺牲。你的怪脾气，你的怨言，你不高兴时的脸色，你对于愚蠢世界、人类痛苦的悲伤，带给我不快乐的晚上，不舒服的梦境。”

一八一三年，叔本华完成博士论文《论因果律的四种根源》，荣获耶纳大学哲学博士头衔。这本书出版后，叔本华回到了魏玛，并送给他母亲这本著作。原以为会得到母亲的夸奖和赞许，不承想约哈娜不但不感兴趣，反而讥诮说，他的书根本不能销行。叔本华也不甘示弱地反唇相讥说：“等你的著作，连堆垃圾的屋子都不藏一本的时候，还有人会读它。”约哈娜气愤地把儿子叔本华推下楼梯，于是，我们的哲学家尖刻地对母亲说：她只会因他而留名后世。这话果然应验了。不久，即一八一四年夏，叔本华离开伤心地魏玛，从此永远离别了他的母亲——虽然他母亲此后又活了二十四年，但一直到他母亲的晚年，彼此才恢复通信，而已。

固然，叔本华的“家务事”，很难加以评断。而照常情来看，叔本华颇有一点“不孝子”的意味，但他的不孝，显然也事出有因，即，他的母亲也负有责任，而且是不小的责任：她太过自负，又太过固执，不但不欣赏儿子的天才，也不尊重儿子的个性，更谈不上宽恕。当然，叔本华也一直认为他母亲对不起他的父亲（指贞洁方面）。

叔本华的孤独和抑郁，使他不能忍受噪音，在《关于噪音》一文中他写道：“我很久就有个看法，人对噪声倒可以作为很好的量度智力的工具……噪音对智慧的人是一种苦刑……活力过剩的表现，而采取敲打、锤击、摔翻东西等形式，都是我一生当中每天要忍受的折磨。”为了不能忍受的噪音，使他吃了一场官司。而这场官司，无疑地，使他对女人有了更深的恶感。

一八二一年八月，叔本华在柏林的时候，有一天回到家里，发现同屋女房客玛露克杜（四十七岁、裁缝师）和她的两个朋友，竟在他房间前的公用客厅开起讨论会来，叔本华在满心不愉快之余，先是礼貌地劝她们退出屋去，两个客人都出去了，唯独那位女房客，硬是不动，再劝，还是不听，他便出手把她“拖”出去，并把她的东西，扔出房外，于是再度恶言相骂起来。叔本华又推了她一把，女房客倒在地上，惨嗥一声，——声称右手受重伤，一生无法工作，这事便闹到了法庭。虽然叔本华力辩她侵犯他的权力，但他粗暴的行动，仍然使他输了这场官司。这件案子，缠讼达五年之久，但最后，叔本华仍被判供养女房客一生。

女房客所为，分明有讹诈的意味，——这个据说身体极强健、连霍乱都没制伏她的裁缝师，讹诈的不只是一个“富二代”，而且还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叔本华足足供养了二十年这个女房客，可以想见得出，在叔本华的内心，每当他付钱给她的时候，那该会是一种何等的滋味！

从他的亲生母亲，到这个无赖的女房客，据说，还有他的妹妹，都是让他很痛苦的女性。

有人说，由于叔本华“多病的体质”，所以造成他的悲观主义。从一些事实来看，这种说法并不能够成立，因为，叔本华即使在他临死前的那天早上还做冷水浴，若说他多病，实令人难以相信。我个人认为，叔本华的悲观，与肉体无关，或者说关连不大，造成他悲观主义的因由乃在于他对这个世界深刻的洞见或曰识破，以及他自视的天才无法同凡夫俗子沟通。而具体到女人的问题上，我以为，他的家庭，尤其是他的母亲，是最大的祸殃——是她让叔本华彻底地绝望，继而憎恶，并产生了他那对于“女人”和“爱情”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