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们这些堪称俗人的眼睛里，生命的法则委实地有些残酷，残酷到某种极至。想想看，无论是那些至高无上的皇帝，还是社会最底层的平头百姓，谁也抗拒不了那必然要到来的生命的死亡。
但一想到皇帝再怎么风光最后也和平头百姓一样被黄土所埋，又变成黄土一抷，似乎心理上又或多或少地有那么一丝慰藉了！——该不会是阿Q心态吧？
然而，同是死亡，却又有着极大的不同：有的人将家中的积蓄花个净尽，才在医院的病房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有的人花尽家中的所有似乎还不过瘾，还要让子孙为他（或她）背上一大笔的债务，才肯撒手人寰。这样说来，似乎有些指责死者之意了，其实，对死者而言，他（或者她）的痛苦，无论精神层面的，还是肉体上的，一点也不比他们的儿孙要小，甚至于大许多。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那叫“生不如死”。
他们的生病，绝不是他们的过错；世界上任何一种东西都有人渴望得到，而惟疾病这东西，可能除外。
不仅没有丝毫指责病者的意思，反而十分同情那些病者——一方面，他们的精神和肉体被疾病折磨得苦不堪言，同时还要忍受那个高昂的医疗费用对他们的心灵的折磨。他们没有公费医疗，他们暂时还不是享有这种命运的人！国家正在采取行动，让这些普通的人们也能够在大病大灾来临时，获得一些帮助！不至于让他们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了——盼望这一天早些到来。更盼望实施的时候少让他们跑些弯路，更不能让他们说还要走后门，找关系，请客送礼，诸如此类的社会顽疾。
二
最近，阅读了杨绛先生的新著——《走到人生边上》，勾起了我许多的想像。二OO七年十二月九日，我为此写过一篇小文，今天的这一篇，姑且就算作之二吧。在这一篇里，重点说的是关于死亡关于鬼神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我思考得很浅，但仍然愿意将其写下来。
有许多以前常想后来不再想的，有许多想不通扔了下来的，有许多想了但不敢公然表达的，这回，统统都写了出来。一时间，头脑有些昏，有些胀，有些吃不消，有些乱七八糟。
有些东西，我确实要好好地想一想；有些东西，我要敢于表达；有些东西，我要弄个清楚，争取想个明白。比如上帝；比如灵魂；比如真理；比如报应；比如缘份；比如鬼神；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诸如此类”的东西，委实地太多了，而像我这样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小小脑袋哪里装得下这许多的东西？所以要昏，要胀，要吃不消，要乱七八糟，甚至于要骂自己是个“没用的东西”了！
可是，做人也实在地不容易啊！谁知道几千年几万年我们才能来到人世这一遭？所以，不珍惜不行！不思考更不行！试着想一想：如果跑到这人世上走一遭什么也不想，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想通，就走了，那该会多么可惜，又该是多么地遗憾啊！我甚至认为，这样走了，未免太悲哀，太不好意思，还有些太可怕。因此，不管自己的脑袋瓜子有多大，我都要想下去。
有人说，想多了太痛苦。我想说：什么也不想的人就没有痛苦了吗？如果人世间的痛苦皆来自于我们人类的思索、思考与思想，那上帝再重新造人时就不要让人类有大脑，有心灵了！这样一来，那些重新造出的人还是人吗？可能都要变成低级的动物了！做人还有什么意义呢？
恕我直言，也恕我狂言，中国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思想家！这个时代没有！整个亚洲都没有！所以，亚洲总是如此地不和谐，犹如一盘散沙状。
三
而我的思考，终其量，不过是一介凡夫一个俗子在低层面上的一些可有可无的胡思乱想罢了。思考的东西很简单，即使是伟大的问题，可能也会被我们思考得比较平庸，比较渺小。而智者总能够小中见大，于平凡中发现伟大，发现真理，发现人性，发现许多我们所发现不了的东西！智者与愚者的区别，便在这里。
这样说，绝无要贬低自我的思考能力，乃至于意义。这样说，恰好能够证明我们成不了思想家的真正原因。尽管或者明知自己只是个平庸的低能的思想者，但在那些被称作大师一级的思想家们面前，我丝毫没有退却或畏缩的意识。当他们滔滔不绝地向世人宣讲其思想时，我会静静地倾听，然后再静静地思考。听完之后，你会发现他们的许多思想并无多少高明处，尽管他们时常会获得掌声，但在我看来，这掌声不过是一帮从不思考的人群对思想家的哗众取宠所发出的没有任何意义指向的鼓噪！——我的感觉似乎就是这样！
大师在哪里呢？杨绛先生算一个！为什么只她算一个呢？因为她从不发表演讲，从不到处推销自己的思想。她默默地悄无声息地在她那个人生旅途的客栈里思考着，思考着；然后把她的思考用笔记下来。一切是那样的安然，安然得令人肃然起敬！
而我坚持思考，绝不是为了做大师！我的思考，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明白一些，仅此而已！
如此之言，可能会让一些人大失所望：原来你的思考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得明白一些的呀？！这样的思考也太简单，太无意义了吧？
是的，这种思考的意义端的简单。但若说太无意义，恐怕也不尽然。我说过，我非大师，我想不了那么多复杂的东西。以我的头脑，只能想一些简单明了的东西或物事。因为，在我的理解能力里，我以为能把简单明了的物事想明白了，便有了意义，至少不会无聊。要知道，不思考的人是很多的；无聊的人就更多得去了！为什么他们不思考？为什么他们无聊？都到名利场上争名夺利去了，哪还有时间思考啊！一直争到不能争了，夺到不能夺了的时候才罢手，这时候的他们或许会想点什么，比如自己的人生，不想倒好，一想就生悲了：自己的一生原来是这样子的啊？“啊”有什么用呢？夕阳已到西山下了，还说啥呢，等着死吧！
四
神和鬼的问题，人的问题，命的问题，上帝的问题，灵魂的问题，杨绛先生都思考了，而且有了结果。我们自然不必再浪费时间了。有了现成的结果，每个人都可以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用当然可以，但还是有必要奉劝一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们，用过了不必鸣谢，但千万别说是自己的思想。使用时要加引号，标明是杨绛先生的东西。
感谢世界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是他们为我们解决了许许多多困惑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难题。打一个不确切的比方：是他们的披荆斩棘，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平坦的大道，让我们不再耗费艰辛，只从容行走就是了。而我也要感谢杨绛！感谢她帮我解决了许多我思考得很多也很苦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她那里都有了答案，尽管有些答案，还值得再思考。为何说还值得再思考？因为我对她的一些思考还不能完全地苟同也或者在认识上仍存有分歧。但并不妨碍我对她的尊重。我赞赏一位哲学家的话，他说：“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 ！
现在，还是回到我思考的那个问题上吧。我思考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那是个多么简单的问题，简单到几乎就不是个问题。人生病了，病当然痛苦。医生能解决一些病人的痛苦，但不能解决所有病人的痛苦。解决了，病人就成了健康人；解决不了，病人可能更痛苦，最后导致其死亡。问题不就是这么简单吗？
你不能说这样的分析没有道理。他们分析得很好！那么，是我庸人自扰吗？还是我智商太差？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因为，“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者常有，真的不必感到奇怪。至于智商问题，就不好说了。据说，易中天先生在地摊上发现《易中天品性感内衣》伪书后，非常愤怒，说：“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绝不可以侮辱我的智商”。但这句话在我这里，就有些不能接受。我没有易先生那样的大名气，估计也没他那么高的智商，因此，如果是我，我则会这么说：“你可以侮辱我的智商，绝不可以侮辱我的人格”。
这就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对那些品行高洁但才识并不很高的人，始终尊崇有加的原因所在。——此为题外话，不作深谈，打住。
五
现在，还是来谈一谈我的问题吧：同是死亡，为什么死亡与死亡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
鲁迅说，死后埋掉、拉倒。死了当然拉倒。可问题在于你的生命还没有拉倒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要忍受那样大的痛苦？这个问题之所以让我苦恼，让我思索不止，就在于我想知道，为什么人都快死了，还要经受这样的苦痛？为什么有的人在疾病折磨中死去，为什么有的人在睡梦中安然地死去？为什么有的人死得很惨烈，为什么有的人死得很幸福？
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声啼哭，就宣示我们其实并不想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之所以来，是出于被迫，也是出于无奈，几乎是身不由己地，母亲就把我们给分娩了。我们的哭，就是对父母最有力的反抗！我们的哭，也表达了我们对生之恐惧与生之不满。同时，这种哭的本身便是一种最为有力的兆示：生命是苦难的。写至这里，该把我的母亲，一个平凡普通的中国女性请出来了，为了更具真实性，我想请我的母亲自己来介绍她的人生，因为，在我看来，母亲就是苦难的化身。
大家好！我该怎样介绍我自己呢？我真的感到好好为难！我甚至不知道该从何处讲我的人生，或者说讲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的儿子总认为我是个苦难的女人，他甚至认定我便是那苦难的化身。我的儿子阿容，他出生于茅山脚下的句容，因此我给他起了个乳名叫阿容。长大后他写文章时用的就是这个乳名，不过，他的朋友告诉我，说这个乳名现在成了他的笔名。阿容是我最小的儿子，中国有句老话，叫作“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真是一点也不虚假的。其实世界上所有的母亲都是疼爱自己的儿女的。所有的母亲都为自己的儿女而骄傲！阿容出生时，哭得很凶，一直哭了许多天。一直到今天，也就是说，当我来到另一个世界里之后，我依旧会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儿子阿容出生时会哭得那么凶？是他不想来这个世界呢？还是这个世界太凄苦，让他害怕了？真是抱歉得很，我仍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又分明知道，阿容的内心太柔弱了，而他的性格又是何等地刚强！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而这种矛盾注定了他的人生是要比别人痛苦许多的。在阳间，我在人世的时候，每一次我病重，他都像个女儿般坐在我的床前拉着我的手，眼泪无声地流落下来。我走了好多年了，他还不时地跪在家中我的遗像前失声痛哭！我承认，他今天的许多痛苦全是由我引起的，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过由我带来的伤害。在人世间，我的确是一个不幸的人；只是我没有想到，自己的不幸竟会带给我的孩子。我一直追问上帝：为什么不幸也要遗传？上帝不答。我的儿子要我跟大家谈一谈我的人生苦难，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不是我不想谈，而是人在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尤其到了另一个世界之后，他们才发现，人世间无论多大的苦难，都已随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殆尽，连回忆也成了温馨。如果非要我找一点记忆或感觉什么的话，我只能说，一切不幸的东西都会成为一个人一生中一笔无法估价的财富，不仅能够丰富我们的人生，更能够增添我们生命的价值。
我理解我的儿子！我也深爱着我的儿子！自从与他分别后，我们母子时常地会在梦中相见。每一次他都哭得很伤心！我突然梦醒般地惊悟道：“我儿子出生时哭得那么凶，是不是因为我这个母亲呢？”我坚定地想，一定是的！
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其实生活得挺好！可我的儿子总是不踏实。每一个节日他总要给我送去大把大把的钞票，我能说什么呢？有一个这样的儿子我真的满足了。俗话说知子莫如父，其实真正了解儿子的还是自己的母亲啊！我这个儿子别的不敢夸口，心地是极善良的，但骨子太硬了，得罪人啊！山能移，而性难改。我也不逼他改了——毕竟对人生中的许多东西他早已看穿！他的这副淡然倒令我这个做母亲的甚为欣慰。他现在的心思不过是读读书，有时也会写点东西。我很赞赏他这种活法。生命毕竟太短暂了，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而不应该把这宝贵的生命浪费在那些无谓的争夺上。人难道只有待他回过头去看时，才会感知生命的重要吗？可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往往我们已走到了人生的边上。
在另一个世界里，我这个老太太向阿容的朋友、同事、邻里们作个揖：请大家多多关照他，请大家多多原谅他！拜托了！我在另一个世界里恭候大家的到来——届时说不定我还可以给大家帮点忙呢，比如在车站接个站啊，帮你们办个手续啊等等。阳间与阴间都是一样的，有了熟人好办事！
六
二OOO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午后一时许，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坐在有庭院的家中聊天。母亲说：“容儿出差，今天晚上该到家了吧？”父亲说：“是明天吧！”母亲突然说：“我心里有些不好受！”父亲笑说：“想儿子了吧？”母亲也笑了。父亲说：“送你去床上躺一躺吧！”母亲说：“好吧！”躺到床上的母亲突然哭了，边哭边叫着我的乳名，父亲说：“你别哭，我来打电话，看他回来了没有？”父亲没有拨通我的电话，当他去告诉我的母亲时，母亲走了！
母亲以这样的方式离世，固然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悲伤，但我感谢上苍，感谢上苍有眼！正是这一天的开始，我对所谓的神灵啊、上帝啊有了新的认识。坦白地说，我对它们有了一丝儿好感！一个忍受了人世间所有苦难的女人，安详地走了。走得让人多么地欣羡！所有的乡亲们都对我说：你母亲是善终！她到另一个世界享福去了！
我本不相信人世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但是，现在我相信了。我相信我的母亲现在就生活在那个幸福的世界里，过着幸福的生活！她时常会回到人世间与我相见，在梦中。每一次我们都抱头痛苦！临别时，她总说，我很好！孩子！妈妈现在不哭了！因为妈妈的眼泪在人世间的时候哭干了，流尽了！你也别哭了，在你的身上我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母亲忍受了作为人所能忍受的所有的苦痛。但她一生心地善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个艰难的年代，一个几乎断炊的家庭主妇，竟然把仅有的一碗稀粥倒进一个快要饿死的乞丐的碗里。那时我还没有出生。狠毒的祖母竟用一根粗硬的拐杖猛击母亲的头部，血流如注，险些断命！这样的生活，对一个出身于富贵家庭的小姐来说，其艰难和悲苦是多么地不可忍受！“文革”中一身病痛的母亲被几个粗壮的汉子押在街头游街！折磨、毒打、侮辱！她惟一的要求只是要看一眼“我那个太小太小的儿子！”当姐姐抱着我出现在母亲面前的时候，她已经奄奄一息了。但看见我的那一刻她兴奋地大叫了一声：“我的容儿！”就昏厥了过去。
一辈子，她只践行着一句话：“天下人可以负我，我不可以负天下人！”这样的一个人，又怎能不以那样的方式走向另一个世界呢？
我曾经诅咒过命运。但是，这么些年来，每每想起母亲，我再也不诅咒命运了。命运是公正的。如果它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受罪，那它会让你到另一个世界里享福。天下那些正在受苦受难的人们啊，不要责怪命运，也不要骂上苍瞎了眼睛。上苍看得见人世上每一个人和他们的所作所为。
七
谈到上苍（即上帝），谈到神灵，不能不谈谈鬼。杨绛先生在其《走到人生边上》专门有一节“神和鬼的问题”。其中有一段话很精妙，不妨抄录如下：“我相信看不见的东西未必不存在。城里人太多了，鬼已无处可留。农村常见鬼，乡人确多迷信，未必都可信。但看不见的，未必都子虚乌有。有人不信鬼（我爸爸就不信鬼），有人不怕鬼（钟书和钱瑗从来不怕鬼），但是谁也不能证实人世间没有鬼。因为‘没有’无从证实；证实‘有’倒好说。我本人只是怕鬼，并不敢断言自己害怕的是否实在，也许我只是迷信。但是我相信，我们不能因为看不见而断为不存在。这话该不属迷信吧？”
在鬼和神的问题上，我更侧重于关注鬼这个问题。感觉里，神比较遥远，好比在天上，而鬼似乎就在我们的身边。常听人们说他碰上鬼了，他被鬼迷住了。至今还没听谁说他碰见神了，被神迷住了。
实际上，鬼和神是属于两个层面上的东西。把它们并列在一起，简直是对神灵的亵渎。鬼和人可以排列一起，神与上帝似乎才是一个档次。这一点，杨绛先生好像没有作那么清晰的分类。“鬼”字用在人身上，比如鬼头鬼脑，鬼灵精，这人太鬼等，很有些贬义。而神字则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某人创造了奇迹，我们会说“简直神了！”不敢相信的意思！而老百姓如果说某人就是神，那便证明此人就是他们的救世主了！比如中国人心目中的毛泽东！
那么，鬼究竟有没有呢？它又在哪里呢？这是个问题，很显然。而且是一个大的问题。谁也不能轻率地说有，谁也不能轻率地说没有。我自己没见过鬼，但听人们说过鬼，而且是这些人的亲身经历。许多人都认为，人死了才成鬼。也就是说，鬼在另一个地方，一个叫作阴间的地方。但这样说，并非鬼与阳间水火不溶，互不来往的。鬼有时也是来阳间的，当然不是白天来，要来也都是选个风雨交加的漆黑之夜悄悄潜入阳间。不然的话，我们怎会听到那么多的鬼故事呢？我相信在另一个世界应该是有鬼的。但做鬼的是哪些鬼呢？人死了之后，有人去了天堂成了神仙，有人去了地狱，成了鬼。那些在人世间做善事发善心没有罪恶的人们是可以去天堂的，反之另外的人就去了地狱做了鬼。去了天堂成了神仙的人们只会给人间带来美好，带来健康和平。而地狱里的小鬼恶鬼就不同了，只要逮着空隙他们就会回到人间兴风作浪干坏事，所以民间才有驱鬼打鬼之说。杨绛说：“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见，无所不知的。”鬼却没有这个本领。因此，我们人类供奉的也多是神仙啊，佛祖啊，而绝不会去供奉一个鬼。鬼是可怕的，像瘟疫，人见人躲。而神则是可敬的，人人爱着。
我一直认为，人应该时刻与神同在。只要我们心中有神，即使不供奉她，也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安宁。我们人类之所以会犯各种各样的罪恶而又不能自拔，完全是由于我们心中失去了对神的敬畏！我们的犯错，我们的犯罪，实在是因为我们受到了鬼的迷惑，被鬼引领着，被鬼驱使着，最后走向了罪恶的深渊。
实际上，我还一直认定，鬼除了在阴间，还有一部分混在人间。他们是人，又是鬼。比如，说人话干鬼事的，说鬼话干鬼事的，还有那些整日鬼鬼崇崇的，心怀鬼胎的，鬼迷心窃的，鬼头鬼脑的，鬼计多端的，鬼话连篇的……都是鬼，比鬼还可怕的人鬼！
八
现在，我来讲一个真实的鬼故事。
故事发生在十年前。是个炎热的夏季。一个有着暴风雨的电闪雷鸣的深夜。
这样的描写，连我自己都感觉可笑，俗套得接近于一个小学生的命题作文。然而，那一天的情景，又是千真万确的，容不得我们篡改的，更不容我信马由缰地创作。也就是说这个俗套的场景并不是来源于我的创作，而是王宗盛事隔多年后面对我好奇的追问时所作的叙述。
王宗盛是我的老乡，今年快六十岁了，人看上去有几分木讷，属于那种少言寡语型的。十年前，他独自一人在我老家的后山上种了一片瓜园。瓜园就在坟场边上，一条从山上一直贯穿到山下的沟壑就从瓜园边上穿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黄昏至十六日拂晓，作为宿北战役重要组成部分的峰山战斗，山东野战军第八师和国民党预三旅，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结果是：国民党预三旅遭到全歼。当时只有十六岁的我的叔叔张业庭参与了拖运、掩埋尸体的任务。尸体当然是黑压压的，“这就是战争！”几十年后我的叔叔依然十分感慨！小时候我们弟兄几个总去纠缠叔叔要他讲述掩埋敌人尸体的故事，可每一次叔叔给我们的总是失望和一张悲戚的脸。有一次，叔叔喝多了酒，他哭了，像个小孩儿，好悲伤的样子，把我们吓坏了。但也只有这一次，我们听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敌人？都是咱中国人！”
王宗盛的瓜棚就建在当年的古战场上。他身下的山沟里掩埋着无数个没有留下姓和名的战死的军人。王宗盛选择这么个地方种瓜，许多人都说亏他想得出。更让大伙不敢想的，他竟然在瓜园中间盖了一间草房子，独自一人搬过去，住了下来。
很长一段时间竟也相安无事。王宗盛每天一大早要把瓜园里成熟的瓜摘下来送到集市上，卖掉后就再赶回瓜园。老王没上过学，自然要算作没文化的人了，可这个不识字的庄稼汉却打小爱唱歌，每天深夜，总有人听见从山上瓜园里传来他那熟悉的优美、苍凉的歌声。
然而，接连数日，王宗盛的歌声突然消失了。有人见着王宗盛的媳妇，便问道：“宗盛有些天没下山了吧？”他媳妇道：“有些天了。”人家接着问：“你该上山看看去了，我咋几天没听见他唱歌了呢？”媳妇一时就有些紧张了，说：“我咋没这么想呢？”就一阵风似的跑回家，拉把锁上了门，直往后山跑去。
小屋里一片狼藉。地上、床上全是尿味。王宗盛不见踪影。“宗盛呢？宗盛！”宗盛的媳妇眼泪流下来了，哭着叫着，然后沿瓜园边奔跑起来，大喊大叫。王宗盛是何时滑溜到床底下的？他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隐约地听见有人在叫，他睁开眼睛，侧着耳朵在听。王宗盛笑了，“是媳妇啊！该死的老东西，叫我干吗呀？王宗盛在这儿呢！王宗盛好好地哩！”王宗盛竟然大叫了一声他媳妇的名字。媳妇听见了，赶紧往回跑，“宗盛！宗盛！你这是干吗呢？你又喝酒了？你咋醉成这样？”王宗盛苦苦地笑了一笑，说：“我哪有酒喝啊？我连饭都没吃呢。好像有几天了吧？”媳妇傻呆了，脚步向后退去，然后一溜烟似的跑回村庄。村民们把她扶住，让她别急慢慢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媳妇终于讲话了，她说：“坏事了！坏事了！宗盛召鬼了！他讲一口的蛮语，我一句也没听懂。你们快上山去救他，他快没命了。”几乎整个村庄的人都出动了。有人举着草叉，有人从草垛下抄一根木棍，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个家伙。路上的行人一边向这哄哄的人群张望着一边紧蹬起脚下的自行车。他们不知道这群人又要到何处为何事去械斗了。乡村里一个村与另一个村的村民为水为地甚至为一个女人而械斗的事，时常上演。
快七十岁的叔叔也来了，他的身板依旧硬朗得很！一点疾病也没有。叔叔拨开人群，他看见王宗盛已没了人样，颓丧地靠在小屋的后墙上。叔叔的出现，王宗盛的眼睛突然放光，他讲的依然是一口蛮语。但叔叔年轻时在外跑江湖，他听得懂。王宗盛说：“啊！老朋友！几十年啦，没想到今日又相见了。还认得我吧？我姓黄，叫黄亦亭，是国民党预三旅山炮营的营长。我是南通人。我战死的地方就是这个瓜棚下，这儿原有一棵大树，很大很大的一棵树，在大树的左首有一座坟，坟前有块碑，碑上是一个和我同名字的人，不同的是他姓王，我姓黄而已。看见这块碑时，我惊呆了，我在这块碑前沉思了许久，当我的弟兄们拿起家伙要砸掉这块碑时，被我制止了。一个活人砸一个死去的人的碑，那该是何等愚蠢的事啊！好歹我也是个读过书的人，我怎么能做这样的蠢事？当然，我也很清楚，这就是命，一个人的命。我命该死在这个地方吧？！后来我笑了，我对着自己的弟兄们笑了，眼中有着泪的笑。我笑自己，虽然是个军人，还是个军官，但只怕自己死后连个长眠在黄土下的一介村夫都不如！他还有个碑立着，我呢？我恐怕要横尸荒野了。还好，我遇见了您！您年纪虽小，可您很懂事理，很善良，您阻拦那个留着几根黄胡子的人翻我的口袋，其实那个时候我虽然负了重伤，可我还没咽气呢。您和那个黄胡子的男人打起来了，这时您看见从黄胡子的手中突然掉下一样东西，您扑过去，拣起那样东西，那是一张照片，一个女人的照片。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料想那张照片可能是您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这等玩意儿，人的脸可以印在一张纸上！那是我的未婚妻，她很漂亮。原本准备打完这个战役我们就结婚的，可战争终归是战争，人的生命在战争中比地上的蚂蚁还脆弱。其实，我死了也就死了，军人嘛，在战场上死终归还有点壮烈的人生况味，但让我悲痛的是，我的未婚妻因为我的不归，几乎把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都哭瞎了！她终生未嫁。一个人过到八十八岁那一年，离开了人世。本来我们是可以相见的，可由于家人和我的未婚妻不知道我死在何处，无法将我的尸骨运回家乡安葬，我成了游魂，致使我和我的未婚妻仍旧不能相见。
黄营长哭了，眼泪是从王宗盛的眼里流出来的。定了定，黄营长又说起来了：“可能是我活得太憋屈了，也可能是我想报仇吧，我决定冒一次险，我把自己不得安生的魂灵投到那个当年翻我口袋的黄胡子的儿子，也就是这个看瓜人的身上。我也不想怎么他，王宗盛这个人不像他父亲，这人本份，厚道。我这样做，是想把自己曾经学过的中医技艺奉献给阳间的人们，我给大家伙瞧病，不收分文，只求大家伙给我点炷香，你们可能不知道，根据我们阴间的法律，一个游魂要获得一万炷香烛才可以化得归魂，和家人团聚。也就是说我至少要获取一万个阳间的生命为我烧香，我才能如愿以偿。只是苦了宗盛这孩子了，没办法，谁叫他住在我身上呢？……我想念我的未婚妻！我想念我的父亲母亲！我想念南通。”
……从此，王宗盛，这个一字不识的农民开始了他人生的新旅程：做起了医生，给人瞧病。据一位老中医讲，黄营长的药方开得好厉害！好厉害！
这件事情，当然是传得很玄乎，也传得很遥远。许多省外的病人不远千里万里而来。当然，也有非病人的，这些人只是冲着稀奇，来看个究竟而已！
王宗盛从山上的瓜棚回到了山下的家。黄营长每天晚上八点准时地来，当然，也准时地回。起始阶段，黄营长来时总要让王宗盛扑咚倒在地上，跌得很疼痛！后来，不知何故，黄营长再来时，便不让王宗盛跌跟斗了。……
九
一晃，王宗盛弃农从医已过去十多个年头了。在这十多年里，王宗盛——不，确凿地说是黄营长，一直盘桓于我的大脑，偶或地我也会像身边的人一样，谈一谈这桩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事情。坦率地讲，在事情发生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一直认为这事很好玩！说白了，我压根儿就不相信人世间会有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我认为这件事情太荒诞了，太不可思议了。直至我见过卧病在床的叔叔，看见他一直珍藏着的那一张相片——黄营长未婚妻的相片，之后，才让我若有所思。后来，我决定去见一见黄营长。我同黄营长谈了一些与疾病无关的话，我提到了那一张相片，我说我叔叔还珍藏着，您的未婚妻她长得真是漂亮，我说话时十分注意观察黄营长的动静，我想象不出他会说什么？当然，我更想象不出他会做什么？当时我有些后悔，甚至于后怕。但我已经坐在了他的面前，想退却都不可能了，又怎能把说出来的话收回来呢？
黄营长的烟瘾好像很大，我发现每棵烟他只抽几口就扔掉了。屋子不是很大，甚至有些窄，有些阴，有些潮湿，还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屋子里寂静得连掉落一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条案上的香火燃得很旺，许多人还把香烟也点上插在条案上香火炉内。屋子里烟雾腾绕，让人误以为进入仙山寺庙。恐怖之后因没有发现异样，我的心情稍稍地有了一些平静。黄营长见我并不是个瞧病的人，一般地，对于这种冲好奇而来的人他是不欢迎的。但我似乎没有什么恶意，这一点我相信他是能够知道的，大抵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吧，黄营长并没有惩治我，也没恶言相向，他只说了一句话：“你可以走了，我还有要紧的事情。”果然是一口南通话。
这么多年了，围绕这个稀奇古怪，众说纷纭的黄营长，我努力地想写一部小说，题材大家自然是知道的了。但我却一直没有拿起笔。怎么说呢？有些吃不准吧，尽管文学创作不等同于新闻。说实话，我一直为王宗盛庆幸，庆幸这段事情发生在今天，而非上世纪六十年代，如果是文化革命期间，王宗盛惟死路一条。
这几年间我一直时断时续地阅读一本书《聊斋志异》。这是一部具有神话色彩的古典名著。作者以超现实的笔触将人、鬼、神、狐、妖，放到同一时空中，于是上演了一个个充满玄幻色彩的人间悲喜剧。故事是荒诞的，然而在这荒诞的背后，许多的鬼狐仙精却令我们深感温情与可爱！
而在最近的一个时期，我又认真地阅读了一本当代人写的作品——《走到人生边上》，是九十六岁高龄的杨绛先生的大作。先生在这部充满人生智慧的大作里，以自问自答的形式谈到了神和鬼的问题。我在前文已作了部分引述，这里不再重复引用。但可以肯定地说，是先生的这本新书，是先生关于鬼神问题的那一番探讨和思索，给了我提笔的勇气，尽管我写的不是小说。在适当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将这个故事写成小说，我认为只有在小说里我才敢于把黄营长的故事讲述得更有意蕴，尤其是他那个未婚妻！太感动人了！感动得我多少年来不能安然入睡。尽管有人主张散文也可以虚构，但我坚持认为，散文应该是来自作家心灵深处的最真实的那个声音！虚构的散文，是没有丝毫意义和可取之处的。
十
世间有没有鬼神，其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许多东西尚不能弄明白搞清楚之前，既不要轻率下结论说“有”，也不要轻率下结论说“无”。人类在前行的过程中，不断地解决问题，也不断地产生问题。更何况，包括灵魂啊，鬼与神啊，等等诸多的问题，人类自古至今虽孜孜探求，可仍然没有确凿的答案。杨绛先生感叹说：“数千年来，哪一位哲人解答了世人所探求的真理呢？”就连一生寻求智慧的苏格拉底，也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我们的万世师表孔老夫子更甚一着，道：“朝闻道、夕死可矣”。
身为万物之灵的人是需要信仰的。但信仰的培养又谈何容易？苏格拉底坚信灵魂不灭，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宁愿饮鸩就义，不肯苟且偷生。因信念而选择死亡，历史上这是第一宗，仅次于基督之死。
据说，一个人在急难中，在困顿苦恼的时候，上帝会去敲他的门——敲他的心扉。他如果开门接纳，上帝就在他心上了，也就是这个人有了信仰。
十一
孔子六十八岁的时候才开始删《诗》、《书》，作《春秋》，我现在的年龄比他老人家要小得多。在我热爱的文学上也许做不出什么成就来了，压根也没想过要靠文学成名。爱文学，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更有一些意义罢了。既如此，那就转而求其次吧，思考几个被那些头脑伟大的人们称之为迷信性的东西——也就是我现在所写下的这些东西吧！要知道，杨绛先生已经九十六岁了，比我们的孔老夫子还要高寿呢，她能研究，能自说自话，能出版新著，我为什么不能也学着他们尝试着做一做这方面的事情呢？
写这篇文字时，我使用了一个题目，叫作《死亡的千差万别》。这个题目，很俗，很没水平。之所以用这个题目，是想表达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出生的时候总是一样的，而死亡时却千差万别？为什么有的人很长寿，为什么有的人活得很短暂？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善终，为什么有的人则连死也死得很痛苦、很惨烈？其实，本文应该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然而，很遗憾，我却写鬼去了。有人一定以为我是“黔驴技穷”了，才将话题转移。不能说人家的指责毫无道理。但若说完全地正确，恐怕也未必。无论是前一个问题，还是后一个问题，都在我要探讨，思索的范畴内。本文写得有些杂乱，只能说明我的心有点太急，妄图把我要探讨的东西一古脑儿全写出来。殊不知，这也是学术之大忌呀！老话说得好：一口吃不成胖子！接下来还有一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做学术，做研究，做思想的东西，那是要坐得住冷板凳的，要有耐心，要忍受得住孤独、寂寞的考验。
接下来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读书、记录，思索；再读书、再记录、再思索。不定哪一天，也许阿容会给在天的父母之灵带去一丝欣慰！也更能给生活在这个世间的亲人、朋友们带去一丁点的惊喜！
希望终归只是希望，能否实现才是关键。为着那些对我怀有期许、怀有厚爱的人们，我愿以苏格拉底的精神，在向着人生边上走去的这段时日里，好好地做一点自己想做，也应该做的事情。
上帝保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