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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熊哲宏文学自传》第一章 意识发端与自我意识的微光(十一、十二)
作者:熊哲宏  发布日期:2017-10-13 10:14:01  浏览次数: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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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萨特相信人生只有童年,他后来人生的所有音键都在童年时期已经按下——还往往按得过重。作为搞心理学的人(我1997年正式介入心理学,因为那年我在苏州大学参加了全国心理学大会),我当然相信童年之于人格、性格的重要性。弗洛伊德说3—5岁是“伊底帕斯情结时期”(可理解为恋母恨父时期)。而我恰恰这一时期父母不在我身边,他们只是春节期间才回来。那么短的相处时间,我对他们就只有爱,没有恨的,哪怕是对父亲,也没有恨。这就意味着,我不存在弗洛伊德所说的伊底帕斯情结发展不善的问题。我说不上特别恋母。因为母亲我在头三年已经恋过了,甚至是恋够了的。而且这种“恋”,是纯粹的亲子依恋,并不像弗洛伊德所假设的那样,是以“恨父”、甚至“弑父”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没有“恋母情结”。

没有恋母情结的男人,他的人生发展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很快地并很好地把对母亲的爱,转化为对别的女人的爱。这就导致了我的天性(Nature)和人格(Personality)中,是具备爱女人的天赋能力的。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尝试着去爱;哪怕爱情必然伴随着痛苦,我也无怨无悔,因为我坚信爱情是人生的真正意义。作为男人,每一个不爱女人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这也就可以解释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自传叫做《我惊鸿一瞥的是爱本身》了。在专业上我研究爱情心理学,并创立了“爱情的模块理论”。其要旨是:从“功能分解”的方法出发,将性、爱情和婚姻分解为三个功能独立的模块(或单元)。这就是说,性、爱情和婚姻,三者彼此的功能是不同的,或三者分别具有独立的功能:性(Sex)的功能是为快感而快感;爱情(Love)的功能是为幸福而幸福;婚姻(Marriage)的功能是为繁衍而繁衍。如果人们无视这三者的功能区分,或将三者的功能加以混淆或替代,那么两性的情感关系将会出现问题或危机。我在系列论文《柏拉图的〈会饮〉与“柏拉图式的爱情”》(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1月2日;1月23日);《菲奇诺〈柏拉图“会饮”的评论〉与“柏拉图式的爱情”之由来》(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9日);《论性、爱情与婚姻的功能独立性——关于柏拉图〈会饮〉的模块心理学解读》(载《心理研究》2008年第1期);《“爱欲的奥秘”:柏拉图〈会饮〉的背景故事》,(《中华读书报》2011年11月2日)。以及两本著作:《我爱故我在——西方文学大师的爱情与爱情心理学》、《围城内外——西方经典爱情小说的进化心理学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我可以郑重地宣布:爱情的模块理论的创立已基本实现!

我相信这个理论对于解决“缺失‘爱情基因’的中国人”的问题有帮助。而我迄今为止的小说,全部都是爱情小说(我希望我的爱情小说可以写到70岁;我总是在幻想我的睾丸激素流失得慢些,再慢些)。也许我——自觉或不自觉——是在用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来表达我的爱情模块理论。我特别相信爱情能力与创造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正如我在中篇小说《寒山寺里爱情的祭奠》中所写的那样:

“你也许会问,爱的能力为何如此重要?简单的回答是:因为有爱的能力,人生才会有创造性。爱情最大的神秘之处,就在于它能从人的天性层面上,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创造性潜能。这是我们之所以需要爱情的惟一合理的解释,最大程度、最高水平的解释。我爱,故我创造!我创造,故我需要爱!”(载《空空舞台上的爱情彩排》,美国南方出版社2016年10月,第54页。)

这样一来,我也就没有“恨父”的情结。纵然我少年时期的父亲形象是威严的,我有点怕他,至少比母亲要怕。但我成人后并不无意识地贬低他。而没有恨父情结的男人,他的人生发展也有一个优势,就是能较好地接纳那些富于创造性的男人。我不像萨特那样特别看不起别的男人。我欣赏才华横溢之诗性气质的男人。我的挚友刘昌(南京师大教授、博导)

就是如此。他写诗填词的天赋和能力令我五体投地。他主张学术研究与诗词创作两者并行而不悖——要像写诗填词那样做学术,也要像做学术那样写诗填词。只有二者兼备,才是他所期望的生活。诗词应该条理细密,学术研究也要生动有趣。请诸位欣赏他为我赋的词《贺新郎》: 

哲宏兄隐居沪上,致力于小说创作以实现哲学心理学文学三者之融合,特记之。

大隐于淞沪。正幽居、高楼百尺,白云深处。昼夜江流流不尽,浩荡凭君看取。且细把、芸芸描叙。赋得传奇言百万,为人生快意添真趣。花月雪,等闲度。  是知天命安随遇。与西贤、隔空对话,畅游今古。逝水年华当追忆,不必巴黎独步。正健笔、纵横心宇。忘却世间名与利,让知行合一回东土。子曰乐,或如许。

   注:巴黎,借指普鲁斯特。上海有“东方巴黎”之称,相互媲美。

我相信男人有男人的用途。男人嘛,不过就是雄性!就是阴茎勃起!阴茎勃起是男人的常态。我原以为我一睡着阴茎就勃起、特别是做梦时勃起更甚,是什么大不了的自豪事儿(特别是现今!)。最近我发现,连两岁半幼童睡着时阴茎都是“勃起”的,朝天冲着,像个小小的肉锥子。雄性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有睾丸激素作支撑,胆子更大。正如我在姑妈家观察到的,一大群母鸡,如果其中有只公鸡的话,它就能带领鸡群远离自家的周围,到更远些的山地里去觅食,这样就能吃到更好的野菜野草、更多的昆虫;而没有公鸡的母鸡群呢,则没有这个富份(因为离自家越远,就越有可能遭遇黄鼠狼或其它食肉动物)。这就是雄性的力量!你作为雄性,干吗要贬低、甚至嫉妒别的男人呢。

如果西方心理学家所说“本能来自父亲、智慧来自母亲”是有道理的话,我这里要特别感恩我的父母,他们在最佳、最适宜的年龄段生下了我。我出生时,父亲24岁,母亲23岁。按进化心理学家的说法,那时的母亲正处于“繁殖价值”(越年轻就越能生更多的孩子)最大、“生育力”(生孩子的质量)最强的年纪,这就注定了我这个“老大”是我们兄弟仨中遗传基质最好的一个(希望我这个武断的说法没引起我两个弟弟的不悦)。我一生最引以自豪的,是我的那颗大得有点出奇、形状有点怪异的脑袋瓜子。说它出奇地大,是因为一个上方硕圆下方略钝的超大头颅,就那么生生地硬搁在一个又矬又粗的短脖子上,使人看起来显得与整个身子极不协调;而它的怪异呢,是因为那向上开顶、饱满圆润的天庭盖儿,锃光闪亮得像铜球一般,而后脑勺——特别是左边——一带却又畸形怪状般的凹凸不平,令我想起加尔的颅相学关于颅骨的“隆起”(意味着“聪明”)与“凹陷”(意味着“愚笨”)之区分。我这样的头颅形状和过早的秃脑门儿(31岁开始缓缓地谢顶),让我有禀赋和资格以“苏格拉底”自居——至少从我40岁开始便有意识地这样“自居”着。记得1999年我开始读心理学博士期间,徐州师范大学的一位同学正是依据我的脑袋(加之我又是哲学教授),便一忽儿戏称我为“苏格拉底”,一忽儿又雅叫我“柏拉图”。我开始谢顶那会儿,还颇有点焦虑呢。也用当时特时髦的“章光101”涂抹过,但不久就放弃了,因为完全不管用。好在我从《柏拉图的〈会饮〉》一书里面的“苏格拉底像”中,得到了某种理性的安慰。自此,“天生我秃必有用”或“我秃故我在”的观念便深深扎下根来。我对我的秃顶不仅不自卑,反而找到了我之所以能成为哲学家的某种先天根据。

后来我研究进化心理学,方才为我的某种“盲目的”自信找到了最后的生物学根据:秃顶的男人睾丸激素的分泌最旺盛——而越旺盛的男人,他的身体就越健康(这不!我现在还没有“三高”);睾丸激素分泌越多,男人就越是具有“阳刚之气”——对称性好的面孔和体形;秃顶男人的前额叶皮质发达,因而他们富于智慧和理性、更具有创造力。于是,我对我那既开阔圆润又饱满亮泽的天庭盖儿和额头就更觉自豪了。我相信,那正是我智慧和创造力的来源——“前额叶皮质”的所在之处。根据“脑功能定位”的理论,前额叶皮质的功能,是大脑内部专门负责观察、监督、指导并特别关注行为的部位。具体来说,前额叶皮质负责:(1)集中注意力;(2)判断力;(3)控制冲动;(4)自我监督;(5)从经验中学习;(6)感受并表达情感的能力;(7)预先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正是由于我那独特的颅骨造型,使得我的天庭盖儿和额头下覆盖有惊人的、无以计数的前额叶皮质,从而富有一般男人所难以具有的创造力。

此外,进化心理学还让我相信:秃顶男人能量充足、精力旺盛、斗志昂扬、坚忍不拔(这仍然是由他们睾丸激素分泌旺盛所决定的)。这样的性格特质有助于我尽早成才。我1996年(38岁)破格晋升为哲学教授(而按黑格尔的说法,“哲学家像猫头鹰一样是傍晚时分才起飞的”呢),显然有其天赋的遗传基质。我现在也弄清了“聪明脑袋”为何“不长毛”的问题。由于他们的内分泌系统过于发达、特别是睾丸激素的分泌特别旺盛,致使他头皮的毛囊里积聚了太多的油脂(皮脂);这些过多的油脂会堵塞体内的营养成分从毛囊内的输入,从而导致头发营养不良。时间长了,头发就会干枯、发黄,坏死,直至最终脱落。

至于民间流传的秃顶男人“肾虚”之说,恰恰与进化生物学、进化心理学的科学观念相悖。在我看来,纯属扯淡!

十二

那年夏天,母亲一人专程回来接我和弟弟回湖北。“苦难”的日子终于就要熬到头了,我跟母亲走的喜悦之情可能让婆婆很伤心。走的那天上午,二叔一担竹篾箩筐将兄弟俩一头一个地挑着,往官地坪方向走。我双手抓紧筐上的棕绳,看着婆婆一直跟着送我们,并不时地用她那黑麻布衣宽大的袖口抹眼泪。我的童年记忆对她的第一瞥是,在老屋门口母亲不让她送,可她坚持要送。在那条弯曲像ζ形的田埂上,她好像打了个趔趄,我真担心她会掉下旁边的下凹水田里。过去是她担心我,此刻我就不放心她了。似乎我长大了,要远行了。我对她接着的一瞥是,她正在走过熊家祠堂(现为黄家台小学)旁边的那条干涸的河床上。她的脚步踏在石头上很有些颤颤巍巍的,而她平时去赶场时可不是这样的。而我对她远远地最后一瞥是,我已经到了黄家台那座丘包式小山的顶上,放眼望去的路右边是三个依次增高的池塘。我能感觉到她气喘吁吁地走过了第一个池塘,又走过了第二个池塘。到了最后一个池塘时,她似乎再也走不动了。她缓缓地走下池塘的水边,用手浇起水来给自己洗脸。洗一下,就抬头望我们一眼……又望我们一眼……再见了!婆婆,我以后会回来看望您的!

二叔挑着我们艰难地跋涉了一整天。炎炎烈日下,他赤着上身,挥汗如雨,那条被压得吱嘎吱嘎响的木扁担,把他的双肩压出了一道道血印。母亲也不轻松,她身背一个细竹丝背篓,除里面塞满东西外,背口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白色大包袱,那全是兄弟俩的衣物之类。天已经黑了,可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这山路可真长啊!母亲在后面打着手电,照着二叔前面的路。那路两边的茅草长得快有人那么高了,把箩筐弄得唰唰地直响,那茅草不时也会拉在了我们的手臂上,又痛又痒。天黑了很久之后,我们才终于到了。

我们在旅馆住下。这里才是有汽车开往桑植县城的地方,据我现今推测应该是叫芙蓉桥镇——以养殖娃娃鱼而闻名全国,并纳入“国家星火计划”——的那一带。第二天天刚亮,二叔就返回了。我们则在镇子的路口等汽车的到来。汽车!什么是汽车?它是个啥样子的呢?我在那里想象着,但实际上是无法想象的。我猜想它应该是个可以“动”的东西;要动,就得有个什么东西拉着。不拉,是动不了的。可能是牛,也许是马吧。母亲抱着哲喜,我则翘着头望着那公路的尽头,母亲说汽车就会从那里开过来的。那路看过去有点儿向上斜。远处高,近处低;远端窄,近端宽。突然,远处传来了嗡嗡声,我脚下的地面似乎都震动了。只听等车的人们在叫喊“车来了!车来了!”是的,从路的远端出现了一个小红点;那小红点越来越大;那红色的东西上面有闪光的东西(后来知道那是车玻璃);那个前低后高的长方块的东西,随着越来越大的轰隆声越飞越近。我大概是想把它看清楚,情急之下就擅自跑过马路的那边去了。那边是山的里坎。我刚刚跑过去,那个红色的铁家伙呼啸一声就从我身边擦过。我的那个吓得呀!吓得我直往里坎朝上爬。我再也不管那是个什么东西了,或者我认为那准是个会咬人、甚至会吃人的东西。慌乱中的我双手紧抓青草,双脚蹭蹭直往上蹬,像是在比赛爬山似的。我竟然爬到一个能站住脚的土坎儿上了。这时母亲拼命喊我下来,要上车了!要上车了!见母亲又着急又生气的样子,我就从上面纵身一跳。刚一着地,母亲就狠狠地给了我一记耳光。我丈二摸不着和尚,只得傻愣愣地让母亲推上了车。母亲被我的举动吓坏了,我差点儿就把命给丢了!其实呢,这都是被那汽车给吓的!

就这样,从桑植到鹤峰县的绕圈儿式旅行开始了。由于我们太小,母亲不可能带我们走山路抄近道。只好坐汽车。可那时的汽车一天只有一班;如果你没赶上趟,那就要等到第二天。于是,第一天只到了桑植城,第二天到永顺县,第三天到龙山县,第四天到来风县(已属湖北),第五天才到鹤峰县。由于路途遥远,母亲最担心的是怕我们丢失。因为每到一处,她第一件事就是要把第二天的车票买好。而买票就得排队,一排弄不好就是一到两小时。这期间,兄弟俩最容易走失或被人拐走。母亲于是给我下了死命令:你就带着弟弟站在这里。一动也不能动!不管是什么人都不要理他!如果有人骗你说,“是你妈妈叫我来的,跟我走吧。”你也不能相信。

终于在第六天,我们来到了母亲工作的地方——县城郊区龙井公社新庄大队的新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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