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时候，我在江苏南通的一家中学里念高中。有一天晨读的时候，我后面的同学敲敲我的背，说邱岳峰死了，是自杀的。
我心里一片茫然，但不甚悲痛，因为还没有作好准备接受这个可怕的传言。下课以后，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谈的全是这事。那年头，我们还没有惠妹霆锋辣妹小甜甜那样的满天星斗。我们主要的消遣是电影，其实也就是译制片。我个人唯一的偶像是邱岳峰，我周围的同学也同我差不多，当时的全国人民，也大抵如此吧。回过头想想，那时报纸上既未登讣告，又没有互联网，一个小小的声优死了，怎么会消息一下子就传遍了全国？恐怕还是大家口头接力，就像我们那样一站站地传下去的。
至于自杀的原因，当时的小道消息说是和一个年轻的女演员怎么怎么。我们那时还不会用“相恋”这样的词，也不熟悉阮玲玉的故事，只知道“搞腐化”、“乱搞男女关系”那样的汉语习惯用法。十几年以后，我在《电影故事》上看到李元先生写的怀念邱岳峰的文章，里面提到邱岳峰的儿子邱必昌先生说起他父亲去世前周围确实有那样的流言，令我再一次为我们中国的传统信息传递方式的网络化效率所震惊。我从小在一个清教徒的思想环境中长大，有着绝对道德化的倾向，对那样的事长期以来可以说是深恶而痛绝之。可是，我记得当时自己对自己说，邱岳峰那样的人，即使是真的搞了腐化，我也会原谅他。其实连原谅都说不上，让他搞腐化好了，人民不会在乎，他有资格搞腐化，搞多少都无所谓。
看来最严厉的道德观也会在最深切爱戴的偶像那里瓦解。说是偶像，还不如说是“偶声”，连长得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可是只要电影院的灯暗下去，那个鸭子一样沙沙的、扁扁的、暗暗的、没有光泽的声音响起来，浑身便会如中魔法，一片酥麻。
最早记得的邱岳峰的声音来自大名鼎鼎的《追捕》，应该是1978年上半年吧。今天的人很难想象这部片子给我们的冲击。我周围的人有不少连着看了五六遍的。我就是在第一次看《追捕》的时候发现自己眼睛已经近视了。回家以后，翻箱倒柜找出父亲老早的近视镜，看看度数太深，又把奶奶的老花镜叠上去，无师自通地拼合成一套危险的“组合镜”，返身又进了影院。影片一开始是新宿闹市区的夜景，那些摩天大楼的俯拍镜头一出现，影院里就一片“哦”、“啊”的艳羡之声不绝。等到高仓健抱着中野良子大口大口地接吻的时候，银幕外更是各种怪声连连。那年头，大伙儿算是素狠了。我现在有点怀疑当年放《追捕》是上头深谋远虑宏大构思的一部分，要说《追捕》给改革开放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心理基础和思想动力，我看不算太离谱。78年看《追捕》，79年搞特区，过渡很自然嘛。时过境迁，新宿的高楼同陆家嘴比起来已经显得又矮又寒酸了，但是我们对邱岳峰配音的坏医生堂塔的著名台词的记忆却一点也没有变：“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一直朝前走，不要往两边看。走过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
印象里邱岳峰配的堂塔之类的坏蛋最多，像《巴黎圣母院》中的克罗德神父，《悲惨世界》中的德纳第大爷，《恶梦》中的典狱长。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用暗哑磁性的声音来勾勒邪恶。我发现，他给恶人配音时用一种独有的呼吸方式，使一些细小的气流混合在他的语音中，产生一种类似毒蛇吐信的咝咝声，令人不寒而栗。可是他又总是能把邪恶用从容优雅的方式道来，把恶提升为一种令我们心醉神迷的美。我们是多么喜欢他配的这些坏蛋啊。
他配的好人也不少，像《舞台生涯》中过气的喜剧演员，《警察与小偷》中的小偷，《大独裁者》中的理发师。有一点卑微，有一点羞怯，有一点温柔，这样的男人，就是铁石心肠的女人也会动心吧。也有罗切斯特这样饱经风霜的强悍而傲气的孤独者，他对简·爱的冷嘲热讽（“你可真是只会……‘一点儿'呀。”），我们实在是爱听，恐怕简·爱本人也爱听。让矫糅造作的女权主义见鬼去吧。
我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听《简·爱》的结尾邱岳峰和李梓的对白，我相信这差不多快接近人类声音的魅力的极限了。
“有人吗？谁在那儿？”很简单，真的很简单啊。
“是你，简。”一个短促的气口，一个小小的停顿，一次语调的微微的提升，无不近乎完美。
“真的是你。”平淡和克制中有多少的真情！
1981年的时候，我有幸在当时中央台的“星期日英语”节目中看过全本的原版《简·爱》，是演过巴顿将军的乔治·斯各特主演的。粗一听，邱岳峰同斯各特的声音几乎一模一样。可多听听就能听出差别了。斯各特的声音干、粗、硬，直，比邱岳峰少了许多的韵味和内涵。谁知道呢，也许那些微妙的味道全是邱岳峰替罗切斯特凭空添上去的。这些年来，原版片看得不少，喜欢的外国演员的声音也不少，像汤姆·汉克斯，马克·汉密尔，罗宾·威廉斯，可总觉得没有一个人比得上邱岳峰。邱岳峰的声音比他们更丰富，更成熟，更有魅力，更像外国人。看《刺激1995》，我就想典狱长应该让他配；看《沉默的羔羊》，我就想汉尼拔应该让他配。那样的话，不晓得会增色多少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相信邱岳峰已经死了。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很不小了。听说他的死讯后不久，去看国产科幻片《珊瑚岛上的死光》，在里面突然听到邱岳峰的声音。那是个邪恶的跨国公司的董事长，一个极其拙劣的角色，配得也很粗糙。可是我就像听到了仙乐。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角色不仅仅是邱岳峰配的，根本就是他本人演的。邱岳峰的母亲是白俄，这也是选择他演外国人的原因吧。去年，我终于买到了这部粗陋得可怕的“科幻片”的VCD，我凝视着那个反面的形象，透过漫画式夸张的化装和机械模仿外国人的形体动作，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一个清秀的老人，带着他的忧郁，带着他的善良，带着他的“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内控对象”的帽子。是的，这一切都和我多年来的想像一模一样。看了李元先生的文章，我才知道邱岳峰一家七口人从1953年到1980年去世一直住在南昌路一间只有十七个平方的房间里，至死未获平反。
月复一月，连《珊瑚岛上的死光》这样的电影也看不到了，我的心渐渐沉下去。我已经快要相信他真的已经死了。可是有一天在看一部罗马尼亚片《冲出包围圈》的时候，又听到了他的声音，令我再度燃起希望。我就像一个落水的人，要绝望地抓住每一根救命的稻草。这是我看到的他的最后一部译制片。
后来终于在杂志上看到“已故配音演员邱岳峰”这样的说法，从那时起我就不大看译制片了。我偏执地认为，没有邱岳峰的译制片，再好也只能算二流。这种偏执也算是一种纪念吧。
有时候，我会想，声音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很多东西都会消失，可是声音却能长久留存。我甚至觉得它会比视觉更加天长地久，因为它不但能被品味、琢磨，还能被模仿、学习和传承。一个人生下来，模样就那样了，再怎么也难大变。可是声音就可以雕塑成各式各样，仿佛具有无穷无尽的弹性。就在这声音的无限创造和延续当中，我们有限的生命得到了尽可能的延伸。在我迷恋邱岳峰的年代，物质和精神的空间都相对局促，但有时候一两句味道十足的台词能让我们的心飞起来。
就是在今天，那些声音还是在陪伴我们，时不时让我们飞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