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时候，社会思想混乱不堪，本来是非常清楚的问题在很多人看来却是糊里糊涂，不管有多少社会贤达精英怎样苦口婆心的好说歹说，他们就是听不进去，社会何去何从成了当务之急。此时，往往在此时，反面教员们粉墨登场了，其歪理邪说反倒使糊涂的人们突然间大觉大悟起来。

不久前发生在香港立法会的宣誓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2016年10月12日，有两位立法会后任议员，一男一女，男的姓粱30岁，女的姓游25岁，在宣誓时公然违抗<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故意倒举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发表辱华言论，那男的说“香港不是中国”，那女的用旧时日本人蔑视中国人的词语“支那人”来称呼自己的国家，并用英语脏话说“fucking of China”(去他妈的中国)。是可忍，孰不可忍！事后全球华人社会舆论一片哗然，谴责之声此起彼伏，都惊呼香港人到底怎么了。

毕竟是坏事变成好事，香港社会各界因之而警醒了起来，终于认识到要在一国两制下实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要与“港独”思想作斗争，要与粱、游二人的辱华言行划清界限。大批香港市民在全国“人大”释法的鼓舞下，走到立法会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并且打出“将民族败类踢出立法会”的横额，获得了更多民众的支持。梁、游二人被香港最高法院裁决其自动丧失议员资格并不准重新宣誓后，居然要求英国外交部出面干涉，全然“不知今夕是何年”，不知香港已经回归祖国将近二十年之久，如此之无知和浅薄，令世人笑掉大牙。

香港市民把粱、游等人界定为“民族败类”是正当的。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败类，然而并非所有的败类都是民族败类，只有那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堕落分子或变节分子才是“民族败类”。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败类。汉奸的表现形式是叛国投敌。和平年代也有民族败类，其表现形式是辱国丧权。任何时代的民族败类在思想本质上都是为了卖国求荣。

民族败类在一个社会中是属于最高级别的败类，它的成因往往不是单一的、孤立的，而是社会各种糟糕因素的综合或总和。原本是一张纯洁无瑕如白纸的粱、游二人，年纪这么青青的就做了“民族败类”，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那些向他们灌输各种反动腐朽思想的社会势力要为之负主要责任。

民族败类是最好的反面教员，在一个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因何呢？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这就是说动物和人类都对生命之源怀有感恩和崇敬之情。任何人不能污辱生我养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底线。国家民族是放大了的母亲，任何人不能污辱我生于斯而长于斯的国家民族，这也是我的底线。

原来，那些民族败类们的所作所为冲撞了善良人们的心理底线，使之突然间反弹起来，反其道而行之，爱其所恨，恨其所爱，回归到了社会的正常状态。这种反面教员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难道不是最好的吗？香港宣誓风波不由得使人联想起澳大利亚的芭蕾舞剧风波。墨尔本市政府决定邀请中国芭蕾舞团于2017年二月前来演出<红色娘子军>，此消息在整个澳大利亚引起奔走相告的轰动，也出现了一阵令人不愉快的炒作。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早前在一些西方国家演出过，在国际上享誉多年，在澳洲已是姗姗来迟。此剧是中国文革时期的样板戏，西方国家的观众喜欢它，一方面是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认可，但更主要的方面是对其芭蕾舞艺术的好奇和惊艳，这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路线扯不到一起。奇怪的是这里的一些媒体无风起浪、没事找事，把艺术问题政治化，说什么“中国要输出革命”，煽动对抗情绪。有个中文广播电台更是请来了一位“重量级人物”作为座上宾，让他大放厥词。此人大约在十年前曾在中国驻澳大利亚的一家领事馆任职时“叛逃”来澳，谎称“中国在澳间谍有一千人之多”，以此换得“政治避难”，一时耸人听闻，使中澳两国的友好关系受到了干扰，被华人华侨骂作“民族败类”。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民族败类说些什么。他居然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宣扬杀人的，不符合澳洲的价值观，谁去看这个舞剧谁就是对澳大利亚国家不忠诚”，简直是一派胡言。

不过听到这类人的言论，人们想要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反倒坚定了起来。我们认为，中澳两国人民都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两国人民很友好，都不愿意打仗，也永远不会打仗，这才是两国最大的共同价值观。一个对中国不忠诚的人，对澳大利亚也不会忠诚到哪里去。这个民族败类还有脸说自己忠诚于澳大利亚！

2016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