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纷繁复杂的海外华文文学，其所呈现的跨文化景观作为一个事实已获得普通性的认可，并作为新的课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它经历了从萌芽到自发到出现阶段性收获乃至逐渐深化的运行轨迹。然而，属于它的真正自觉时代刚刚到来。无论是对于创作主体或批评主体，都必须在不断的更新和拓展中，才能有效地抵达已然选定的目标，让创作与批评研究形成互动，从而显示出它的必要性、前瞻性以及应有的价值意义。现状反思：华文文学创作与阐释存在的难度；诗性呈现：着力拓展一片宽广的学术境域；另种思考：“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超越框架：寻求建立华文文学史的叙述脉络。围绕着这些话题展开探讨和论述，旨在呼吁建立开放的华文文学研究理论（学科）品质，建设一种多元的、立体的、互动的华文文学研究的诗学对话。
关键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现状；问题意识；拓展境域
海外华文文学开始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是20世纪80年代之初。屈指盘算，已走过了30多年的探索历程，依次经历了从萌芽到自发到出现阶段性收获乃至逐渐深化的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一切又只能说刚刚开始，因为过去的一切只属于拓荒和奠基的仪式，属于它的真正自觉时代刚刚到来。鲁迅先生说得好：“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1]诚然，所有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初始探讨和研究的实质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确切地说，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尤其是进入全媒体时代，在后工业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身处多元语境中，由于文学观念的嬗变，文明程度的提高，文学批评疆域的扩展，寻找和解读海外华文文学的有效途径，并在不断拓展中寻求文化身份的新认知，寻求文化想象与阐释的新空间，才真正引发当下人文学者的热切关注和重视。
其实，学术研究并非一种纯粹的学术操练，而是一种有灵有魂的创造和发现，其间有着生命的涌动，无论是对研究对象或研究者自身的生命而言。只有产生内在生命的欲求，才能构成永无止息的研究热情和冲动。前辈诗人、学者林庚先生说过，学术研究从根本上是“向着无限”的，它的全部意义、价值与无穷魅力、趣味，就在于它永远“像新生儿一样，去发现永是新鲜、永是生动、永是陌生的宇宙、人类、社会与自我。”也许，这才是学术研究的“诗性”之所在。[2]
意识到和未意识到这一点，乃是学术研究或理论批评是否鲜活和僵化的分水岭。就华文文学的研究看来，它首先应当是鲜活的，是有魂的，是一种流动的精神之旅和生命之流，只有在不确定状态及处于艺术变化中去展示其存在实质和价值取向，才具备“诗性”追求。创作主体或批评主体都必须在不断的更新和拓展中，才能有效地抵达已然选定的目标，让创作与批评研究形成互动，趋向艺术更大的可能。如是，我们的研究方可对华文文学的未来前景真正起到切实的推动作用，从而显示出它的必要性、前瞻性以及应有的价值意义。
一、现状反思：华文文学创作与阐释存在的难度
面对着纷繁复杂遍布生长于世界各地的海外华文文学，其所呈现的跨文化景观作为一个事实已获得普通性的认可，并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逐渐进入学术批评界的研究视域。与之相对应的是，海外华文文学从萌芽的那一刻开始，其实就等于踏上一条蜿蜒曲折的不归路，所有播下的种子似乎尚不足使它能够在世界文学的土壤上发挥优势，而从整体上看，似乎也没有其背后的本土中国文学所拥有的优势，但在相互参照中，却能发现海外华文文学在文学形态和审美取向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有别于本土中国文学的新质。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种种客观或主观的历史因素，特别是某种先入为主的错觉及误判，某些人依旧带着偏见和保守的眼光，对它采取种种质疑、苛刻和诘难。面对如此尴尬的处境，令人深感到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是何等的艰难，而创作与阐释则存在或面临着不可言喻的难度。
首先，是价值尺度问题。迄今为止，学术批评界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往往悬置于一种颇为复杂的情绪过程中，对这一概念或学科尚未能进行全面而冷静的考察，对其总体的价值评判缺乏统一的标准或尺度，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事实上，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无疑的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而作为一个边缘化文化谱系，它虽然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却是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一种世界性延伸或拓殖；它同样不属海外所在国的文学，而是在超越了语言、族群、宗教、社会乃至制度等之后，自由生长形成的跨文化风景，是属于边缘性的“第三文化空间”。换言之，在海外各地用华文（汉语）书写的华文文学，作为一种流散写作现象，是处于母体文化之外的华人在世界各地重新建构了另一种“中华文化”，海外学者称之为“文化中国”。基于这样的认识，作为历史的叙述者或阐释者，只有努力发掘出海外华人历史或海外华文文学史上哪怕是最细节的一点生命活力与精神，才有可能有效地抵达其内核和实质，这便存在着一个“标准与尺度”的问题。譬如从“留学生文学”现象的走向，我们可以发现，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留学题材的作品已出现了题材多元化、风格多样化以及网络媒体多重化的新趋向。特别是不少旅居海外依然专注于文学创作的留学生/新移民作家的出场，对提升海外华文文学的品质，丰富华文文学的叙事及其历史文化内涵，乃至改变海外华文文学（史）的风貌，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身份的改变和时势的突转，新移民作家们作为精神的探索者，如今在流动的边缘自由来回往返，不止是遭遇海外生活刺激之后的跨文化想象，而是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他们浓厚的中华文化记忆。例如，严歌苓从《扶桑》《少女小渔》到《倒淌河》《无出路咖啡馆》再到《一个人的史诗》《第九位寡妇》等一系列作品，张翎从《望月》《交错的彼岸》到《邮购新娘》《余震》再到《金山》《向北方》等新作，卢新华从《紫禁女》到《财富如水》再到《伤魂》的不断探寻，还有高行健的小说、虹影的系列小说、严力的诗文作品、用双语写作的哈金和李彦、以及张浩音的网络小说等等，这些作品具有某种群体性的特征，随着创作观念和主题意向发生了嬗变，在艺术追求与写作方式上又千差万别，从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倘若我们把他们的全部成果和对华文文学史的贡献进行认真总结和清理检阅，海外华文文学史的风貌又将会是怎样的呢？这里还是一个“标准与尺度”的问题。何况像高行健、北岛、顾城等有争议的作家，对其历史文化价值和文学史贡献我们真正总结过吗？应该说，我们对于海外华人作家和华文文学成就的总结其实还做得相当不够。或许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肯定和切入对象的最佳“通道”。
其次，是现象繁复的问题。对此，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把握和有效解读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和现状。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不可能没有现实或历史的针对性。一种理论只讲体系的建构、观点的四平八稳、完整缜密，而不讲现实的策略和如何切入，就无法对现实和历史的发展进行有效阐释并起到真正的作用。海外华文作家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亲身经历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他们自身往往是多元文化或多元价值观相互较量和碰撞、融合和扬弃、排斥和吸引的磁场，尤其是目前已成为海外华人生力军的新移民族群，他们不仅以其现代性、世界性、群体性构成内外互视互映的精神文化图景，而且构成为移民文化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互渗互动的独特人文景观。其现象之繁复、流程之纷呈，为我们理解和阐释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及其群体带来一种艰巨性。诸如寻梦的失落、文化的归宿、民俗的融和、身份的多重、边缘的姿态以及潜伏于血脉之中的历史记忆和忧患意识……更为有趣的是，这些运用母语写作的海外学子，也越来越为母国诸多领域的巨大变化而陷入另一种矛盾和尴尬，另一层次上的无所适从。[3]要经历这一新的认知或认同过程，其本身与我们认识和理解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一样，同样充满着挑战性的意味。
再者，是研究错位的问题。艺术进展本身的艰巨性同样显示出艺术阐释的难度，对于一种渐成气候的文学现状或文化现象的阐释，阐释者与被阐释者的视界融合需要相应的过程，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华文文学作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在海外已形成各自相应的区域性格局，这似乎有利于研究者扬长避短，达到主客体的融合，并获得某种意义的自由度。然而，严格说来，海外华文文学尚处于艰难探索的“现在进行时态”之旅程中，在已有成绩的繁复现象背后，尚需挖掘和提升的空间依然充满巨大的潜力，即便本身已相对具备自足性和完整性。毫不讳言，现有的华文文学知识谱系还未能真正构建一个自圆自足的诗学体系，还有待于在不断探索和积累中加以完善。当历史与现实的文化信息纷至沓来，还要进行有序有效的清理和调整，以避免阐释者无可奈何地要么瞻前顾后，要么左支右绌。否则，丰富的现实感和历史经验很难真正而自由地投射和释放，主体和客体的错位很容易发生，或者扭曲了被阐释者，或者委屈于阐释者自身。
当我们回顾和检阅海外华文文学阐释的“现场”，譬如进入新世纪之后曾对“语种”的华文文学与“文化”的华文文学之间所展开的一系列争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困窘和难度。在华文文学的理论研究中，研究的错位的确值得警醒，华文文学常常被研究者放置于他们所建构的既定的中华文化语境里加以理解和诠释，更多的是站在本土立场对非本土（尽管同属母语创作）文学的评价和言说；其实，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穿行于不同文化时空的流动性文学形态，既可以看成是“独立自足”的海外华人写作共同体，又是一道别样的跨文化风景，是在异质空间文化碰撞的特定文化背景中生成的多样化文学样式，如果是从族群视角或语种角度对其进行单向性的研究显然还远远不够，因为华文作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如何表现他们在异国生存中所面对的文化认同的挑战。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疑的给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带来了更多诱惑性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困惑。
旅美华人学者李欧梵认为：“作为一个解释行为，作为解释的人，被解释的对象，和解释行为本身，这三者背后都有一个文化的关系，所以永远脱不了文化的范畴。”[4]看来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和阐释所要经历的艰难曲折是在所难免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走出阐释困境的选择应是：把海外华文文学置放于全球化文化语境这一宏阔的背景之中，并以特殊的文化视角来考察华文文学，使这个传统视野中的文学形态，寻找到新的突破口，寻求到新的阐释空间，让其被忽视的独特性及其多样化的文学实践，尽可能获得意义丰沛的文化阐释。
二、诗性呈现：着力拓展一片宽广的学术境域
海外华文文学要寻求新的阐释空间，既要擦净以本土立场对非本土文学形态进行审视的眼睛，又要抹去过分依赖西方文化资源的痕迹，还要警惕因被“误读”、“反读”或偏见而产生的歧义牵引我们的视线，从而体现学术研究的诗性追求，着力拓展一片宽广的学术境域。对此，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应转换视界，进入文学本体与阐释的诗学对话。
如此说来，进入海外华文文学的本体则意味着从多种文化的价值标准出发，去审视华文文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为“他们的所言和所为是出自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它永远是处在双向而不是单向的流程之中。”[5]我们应紧紧依托华文文学的文本特征，从其自身的文化编码和语言编码入手来探讨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存在。这并非否认外在的社会文化概念，而是所有外在的社会文化概念只有在经过华文文学这一特定艺术形态的接纳、融化和重新编排以后才具有意义，也才有研究之必要。可见，适当调整转换我们的研究姿态和视界，显得十分必要。唯其如此，才能拓展出一片蔚蓝开阔的学术境域。因为等待我们去探讨和阐释的话题很多。譬如：华文文学在跨文化语境中的生成和发展；华文文学与多重文化间的对话与边缘性特征；华文文学中的分流与整合；华文文学中的文本母题及变奏；华文文学中的原在性与潜化性；华文文学中的身份书写与定位；华文文学内在的发展动因；华文文学的族群特色和文化活力；华文文学的诗学内涵与形态意识；华文文学史的内在理念与叙述脉络……
其次，应在跨文化视野中走近研究对象。
对处于跨文化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只有将其作为一种独立自足的文学现象的本质属性进行深入探讨，才能显示出它的独特性。因此要进入其“本体研究”，亟待解决的关键性环节是，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和运行进程中，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究竟各自给了它什么？两者之间关系如何？如果说，民族文化心理代表着深层的无意识“共性”，而在异质文化土壤中或世界文化格局中又属于独特的“个性”；那么，诗性本身就是由这些共性和个性所组成的。对于个体作家来说，如果无法理清他们参与多重文化之间的对话，或在两大文化夹缝中意识深层的存在，又如何能解释它的种种拒斥或认同，并因此而构筑一道独特的跨文化景观呢？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中国文化情结在海外华文文学的生长历程中如何显现、裂变或解构？异域（西方）文化观念对海外华文文学在传统与现代的转换和取向上如何产生影响？而在这种特定的空间，即在跨文化语境的写作中，为什么华文书写是海外作家积极寻求其文化身份与定位的方式？但最终到底留下了什么？等等，也许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抵达或贴近海外华文作家在各种文化相交融中的生存体验乃至文化的原生态。如是便意味着，在跨文化的视野中走近研究对象，进入文学本体与阐释的诗性呈现，展开探讨中国性情结和西方性观念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种种关系和纽结，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特征和诗学内涵当可得到新的深入的阐释。
再者，通过华文文学文本的材料反过来研究文化。
把海外华文文学文本作为材料来研究文化，其立足点并非完全在文本，但实际上是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反过来可能会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产生某种效应。以往我们在研究华文文学中的热爱祖国意识、怀旧情绪或传统文化情结等，同样是在研究华文文学。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最高形式，不仅记录着人类心灵的档案和历史，更是文化的核心部位。其实，文学文本常常直接表现了作家的审美意识和价值取向。如新加坡学者王润华先生对老舍当年在新加坡任教期间所写的小说《小坡的生日》进行新的解读之后，认为“《小坡的生日》童话后面对多元种族、多元语文与文化的新加坡社会，尤其是花园城市之预言，就是老舍用来逆写（write back）康拉得小说中的南洋。老舍通过创作一本小说，纠正白人笔下‘他者的世界’”。[6]这种从本土多元文化思考的角度出发，以小说文本来看文化的分析无疑给予我们很好的启迪。
从文学文本的解读来看文化，至少可以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文学文本的文化本身；二是文学文本以外的文化。从文学文本里看文化，更多的是了解文学之外的但又是构成文学面貌的基本元素的那些文化内容，作家流露的情感、意绪、感觉等隐约可见，让人可以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而这些恰恰是文化的内容。譬如旅居荷兰的作家章平在其长篇《冬之雪》中描述了秦冬与玛丽的异国婚姻时，“让人们在北欧女子玛丽身上感受到了东方的气质，而在秦冬身上却看到西方文化的影子，呈现出在‘他者’身上看到自己的双向性。”[7]
从文学文本中研究文化，还可以帮助我们拓宽研究的思路和视域。海外华文文学中的确有一些在艺术质地上令人不敢恭维或在思想和美学方面欠缺档次及品味的作品，有人甚至认为是“经典缺席”。然而当我们站在文化的视角加以透视，它可能让我们发现出其中潜隐着颇为值得重视和引以注意的文化意义。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透过跨文化思考来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即把其置之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来加以理解、把握和阐释，将寻找到更多的可能性。这对于探讨海外作家的文学文本，弄清与文本相关的问题甚具意义；而通过海外作家的文学文本来研究文化，可以推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走向更为开阔的平台，也有助于把华文文学放置于一个更为立体的坐标系进行观照和审视。
三、另种思考：“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
针对目前提出的把“文化诗学”纳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中，我认为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其意义自然不言其明。但对于“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有必要进行一番思考和检验。因为“这是一个全球作家自我放逐与流亡的大时代，多少作家移民到陌生与遥远的土地。这些作家企图拥抱本土文化传统与域外文化或西方中心文化的冲击，给今日世界文学制造巨大的创造力。”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流散现象，既自我更生又吸收他种文化元素，要“诠释这种复杂、越界跨国、多元文化的文学，挑战性很高，深感我们批评理论资源的薄弱。” [8] 或者说，旧的研究模式似乎已难以为继，新的研究方式又不断解构或误导，因此，对于华文文学的研究，当之务急的是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种新的立足点，一种新的理性精神，一种新的学术积累。 [9]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高度关注和不断使用的“文化诗学”这个（洋）概念，其实是美国学者斯蒂芬·葛林布莱特（Stephen Greenblart）在西澳大利亚大学作了一篇《通向一种文化诗学》（Towards a Poetics of Culture）的演讲，他本人及追随者均感觉“文化诗学”的提法较先前他们所热衷的“新历史主义”之说更能反映自己的批评主张。
葛林布莱特等人提倡文化诗学，主张吸纳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拓宽文学研究视野，甚至在语言、宗教、神话、艺术、历史、科学、政治、哲学和伦理等多学科的文化视野中考察文学，以期打破文学的自闭性和消解性，让文学在更广阔的维度被多重解读，重新焕发异彩。这种理论资源固然令人向往，但却充塞着特定的思想指向。我们在引进时有必要对“文化诗学”做出自己清醒的探讨和界说，因为文学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应切合文学在文化生成过程中展开对话的内在需求，而非观念的先在指导。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弄清这个概念的内涵和指向。由于文化诗学是将“文化”与“诗学”相叠加，有其特定的学术语义，而非“文化”与“诗学”的简单组合。况且文化诗学之被关注，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批评机制：既强调对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的关注，强调对协作语境、接受语境、批评语境的阐释和结合，又试图确认文学在历史文化中的位置、特点及相互关系。显然，文化诗学之价值指向在于力图追究文学的文化属性与文学的诗学属性以及两者的综合。把文化研究与诗学研究的方法打通对接，就是文化诗学方法论的轴心。当然，这同样体现在它的认识指向和价值追求上。 [10]
弄清楚这些问题后，我们才不至于或盲目地搬用或套用，或只是抓到浅层的皮毛，或胡子眉毛一把抓，或曲意迎合片面挪用，否则不仅使自身“失语”，也会失去方寸。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在懂得或了解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吸收其长处，为我所用，融会贯通，熔铸新肌，并逐渐走出自己的轨道来。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话语，才能真正地走向世界并与之接轨。
同时，我们应充分意识到，文化研究在严格意义上应属于社会学范畴。在今天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作为切入当代社会现实的一种方式，文化研究不是文学批评，它只是对文学批评的渗透，是批评的文化转向。对此，当代学者陈思和颇有见地地表示自己是不赞同用文化研究来替代文学批评。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和作家一样，对自己的生活应该有一种提问能力。如果提不出问题，只能搬弄别人的问题，那是没有出息的。 [11]
从这角度上理解，我更愿意把文化研究看作学术界具有另种理论价值和实践品格的不同于既有一切批评方法的一种尝试。因为我们不可能只满足于单一的理论上的分析主义，而是需要走向理论上的综合主义境界，也许，只有综合才是这个时代华文文学创作和阐释的最重要的指向。文学毕竟是文学，有其自身的特性、功能和变化节奏。我们应充分利用文化研究的长处，而非单纯的越界、出走，远离文学研究的初衷和意旨。我们应力求去体现出一种诗性追求：既为对文学文本进行高度综合的文化角度的理解和阐释提供新的兴奋点，又不将自己的研究局囿于文学文本或艺术文本；既着力于在学术个案上的研究，力图以切实的学术积累推进有效的知识建构和共同的学术规范，又力求表现出对全球化、多元化文化格局中生存状态的现实关注。同时，要以批判为指向，拒绝平庸，有的放矢，适度地消解或消除“话语膨胀”，让话语恢复自身的指向和意义。我觉得，巴赫金以其毕生精力揭示人们思维的对话本质，同样对于华文文学的创作和阐释具有启示意义。他的对话理论、滥觞于独特的哲学人类学思想，贯通社会生活、人文认知、审美创造等诸多领域。他的对话思想和文化现代性的关系对华文文学的研究可能有所裨益，即在对话中建立开放的华文文学研究理论（学科）品质，建设一种多元的、立体的、互动的华文文学研究的诗学对话。这样，我们才能在更广的维度和更高的层面对华文文学进行综合的分析，并从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的现实需要出发，反观历史又观照未来，逐渐形成学术思想上具有大气势、大视野和大手笔的华文文学的诗学体系。
四、超越框架：寻求建立华文文学史的叙述脉络
如果说以往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有长足进展和初见成效的话，可能是对文学史著作的大量制作，这固然显示了部分学者拓荒性的贡献和学术上的胆识，也可窥见出华文文学研究的希望所在。在学术界齐鸣要“重写文学史”的时代，也许可以说，对各种文学史的写作，恐怕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写作是最为艰辛的难度书写。除了个别学者如刘登翰、古远清、潘亚暾等对台、港、澳的文学史包括文学批评史写作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外，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写作，相对薄弱了些，尽管某些学者对整体的海外华文文学或局部的区域性文学的历史的写作已有不少的收获。陈贤茂主编的四卷本共达200万字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堪称是一部奠基式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巨著，这也是至今我们所能读到的一部较为全面的华文文学历史长卷。近年来先后推出的由江少川、朱文斌主编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饶芃子、杨匡汉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以史与论、点与面相结合的架构，为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新兴学科建设提供了知识体系的基本载体，并正式地进入100多所大学的课堂，成为高校文科大学生和研究生了解、研读和言说跨文化和世界性的海外华文文学的通识性教材。这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汉语文学领域，不仅已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而且将“建设成富有文学性独立价值的学科之一。” [12] 而作为区域性文学史写作，黄万华的《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吴奕锜、赵顺宏的《菲律宾华文文学史稿》等，其体现的价值同样引人注目。然而，如何打破学科边界，超越既定的命题和框架，对现有的文学史功能、叙述方式乃至解释加以完善，以寻求更为理想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写作，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挑战。
诚然，如前所述，要写出一部让内内外外诸多方面都十分信服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确实难乎其难。其难度主要有三大方面：其一是曲曲折折迂回走来的、处于流动的不确定性状态的、且作为跨文化景观的海外华文文学自身的特质，没有为我们的理论认识提供更多的显性支持，最明显的是，大量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的匮乏；其二是本土化经验和立场的先入为主与外来术语的迷乱和棘手，对于我们解读华文文学的干扰和影响；其三是华文文学史的主体到底是什么，它该怎样排除用一般社会历史概念来代替我们的独立思考，从而确立自己的位置，建立自己的叙述脉络。
以上这三方面所造成的影响或困挠，再加上我们的文学史家往往缺乏应有的自信和策略，就很难从海外华文文学历史发展模式中寻求到坚实的理论支点。要解决海外华文文学史书写难度的问题，其关键在于必须寻找、生发和抓住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内在理念和脉络。换句话说，就是应当不断排除来自于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复杂特殊的文学形态之外的种种既有的概念的干扰，自觉地从海外华文文学自身多样格局的内在逻辑发展中调整其方位和思路，解答华文文学史学的本体性问题以确立自己的向度和坐标。既为自身定位，又时刻把握新动向；既体现史家的眼光和理性机制，又避免陷入到对象的迷乱所造成的怪圈中。当然，其内涵和理念并非强加于华文文学史现象之上的“以论代史”，而是源自于华文文学的内在运动，力求更为丰富更为有力更为真实地分析与描述对象的繁复景观。如果只按照作家、作品、现象概述的单向框架叙述出来，只能是刻意“纯洁化”的历史，并不足以反映华文文学历史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包括问题意识的发挥、保持某种“对话”方式等等，这些可能对海外华文文学史的书写都有必要。由于海外华文文学形态的某种特殊性，这些问题也显得异常重要起来。
注释：
[1]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页。
[2]参见钱理群：《为了再一次出发（代序）》，李怡：《现代：繁复的中国旋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页。
[3]参见郏宗培：《在夹缝中生长的留学生文学》，徐俊西主编：《世纪末的中国文坛》，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65、266页。
[4]李欧梵：《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3月版，第145页。
[5]陆扬：《“中国性”的文化认同》，《文艺报》2003年8月26日。
[6]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7]黄万华：《他们渴求对话，也执著发出自己的声音——看华人新生代作家和新华侨华人作家的创作》，《文艺报》2003年10月28日。
[8]王润华：《越界与跨国：世界华文文学的诠释模式》，《中华读书报》2002年9月18日。
[9]参见庄伟杰：《全球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当代性品格及诸多问题刍议》，戴冠青主编：《积淀·融合·互动——东南亚华文文学与闽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92页。
[10]参见刘洪一：《文化诗学的思想指向》，《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27日。
[11]参见陈思和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问题》，《文学报》2003年8月28日。
[12]饶芃子、杨匡汉主编：《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导言，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原载《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