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中国海南岛文昌县。海南于1950年十月解放，而我是此之前的八、九月间上小学的。我的学校叫做“良小学”，座落在一片宽阔田野边缘处的土坡上，靠近周围各个村庄，却又与之拉开了距离，方便乡亲，环境幽静，是理想的读书场所。

入学的第一天是最难忘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校园里有很多凤凰树，树上满是红得似火的花，渲染着童心向上的气氛。那时候学校里高年级的同学已经在偷偷地传唱共产党的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了。同村的一位叔也是高年级的，他教着我唱，我当天便学会了，他一个劲儿地夸我聪明。

那一天，有一队准备从海路搭船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路过我的学校，一个长官模样的人闯入了我们的课堂，把一杆长枪横放在讲台上，翘起二郎腿，然后用海南话嗡声嗡气地作起报告来。听他讲话的同学中我是最小的，我看着他那威风和那杆枪就有点儿害怕，也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可有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朱德的鼻子有八两重。”朱德是什么人？人的鼻子也能称重吗？这些疑问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酝酿着求知的愿望。

海南解放了，我跟共和国一起成长，不知不觉之间走过了几十年。回过头细细想来，我入学第一天的第一课竟然是决定自己人生轨迹的“重大事件”。原来是共产党的歌和国民党的课构成了正反两面，在我脑子里形成了强烈对立的印象，锁定了我一生的走向。

在往后的小学语文课本中恰好有<朱德的扁担>、<我的母亲>(朱德着)等课文，使我读起来特别认真和入神，才懂得了朱德和毛泽东一样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领袖，是可敬可爱的人。像朱德那样做人，爱国、勤劳、朴素、勇敢、诚实，便成了我一生的追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文化知识的积累，我也逐渐明白了所谓“朱德鼻子八两重”是一句骂人话，是失败者对胜利者无理的泄愤，是不把革命者当人看而把共产党妖魔化，向来如此罢了。尤其来澳生活后，我对这方面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总觉得六十多年前我入学时的那位反面教员好像又回来了。

表面看来，海外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舆论铺天盖地，好吓人的，其实只要留意他们那些人前后发表的文章就可以看出门道来了。比如几年前他们说，新中国杀人多少万多少万，饿死人多少万多少万，被迫害致死的人多少万多少万，而现在他们继续“给力”，各项数字又有所增加，有些翻了一、二倍。过去他们说中共划了50多万右派，觉得还不够刺激，现在改为“迫害知识分子500万”。结果矛盾百出，致使相信者越来越少。他们还正在统计新的数字，比如毒奶粉三聚青氨害死多少婴儿，地沟油造成多少人患癌，等等。哪里死了人，他们都有闻必录，这是关心时事的表现，是好的，不好的是他们为了发泄不满情绪，要把好人说成恶魔，把伟大祖国说成人间地狱。这些歪曲和造假的行为也会像当年“朱德鼻子八两重”的骂话反而促使本人进步向上那样，促使更多人走出错误的阴霾。

我的保良小学不幸在一次特大台风中被夷为平地，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主要原因是场地不够大)也没有重建起来，令人十分惋惜。每次回国返乡，我总是向母校原址远远眺望，行瞩目礼，记念她曾给过我前进的动力。

2015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