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初版本原有20篇,此次修订,删去4篇,增写10篇,共26篇:计正文24篇,绪论、结语各一篇。增写的内容主要是1949年以后的部分,还有与1949年以后的文艺运动直接相关的前期事件。就篇数算,约增写了五分之二,就字数算,约增写了一半。
为什么要着重增写1949年以后的部分呢?因为原书这部分相对较为薄弱的缘故。
我国现代文学史的断限,史家们虽然各有不同的说法,但后来大体上渐趋于一致:上起1917年文学革命运动,下迄1949年建国前夕的第一次文代大会。建国之后部分,就属于当代文学了。我开始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写,但在写作过程中,愈来愈觉得到1949年断不下来。因为1949年以后的文艺思潮发展,实际上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思想的延续,这个路子一直走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告一段落。所以我把下限定在1976年。但由于当时在资料上只准备到1949年,而教学上又急于要开别的课程,无法再在这个课题上化太多的时间,所以1949年以后的部分只是概括性的论述一下,就匆匆将全书结束了。这个弱点,明眼人一看便知。所以在复旦出版社为这本书举行的讨论会上,就有几位朋友指出这种前后不均衡的问题。我当时立即表示,这个缺点一定要在修订本中加以补正。
时间一晃就是15年,未曾再回到这个论题。在这15年中,退休之前的几年,主要是指导博士生研究中国古代审美文化,我请他们将博士论文加以压缩,编成一套3卷本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退休之后的几年,则主要是从事鲁迅研究工作,我单独完成了一套8卷本的《鲁迅研究系列》。于此同时,我也没有忘记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的资料积累和问题思考。特别是鲁迅研究工作,直接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的写作相关。虽然鲁迅早在1936年就已逝世,但后来的文艺思想斗争,却仍旧与他的文艺思想和文学道路有关。搞清了鲁迅问题,也就搞清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的问题。这样,增订此书也就较为顺手了,增订工作大约化了3年。
本书初版本出版于1996年12月,当时已经逼近世纪末了,以世纪来断限的理论相当流行。我认为,以世纪来划分文学史时段,虽然打破了以政治年代来分期的局限,但其本身也未必合理。不久,我系青年教师李钧借调到《文汇报》编副刊,前来约我写稿。我就将写作本书时关于现代文学史断限问题的思考,写成一篇短文《世纪交替与文学史断限》给他。李钧对此文颇为重视,发表后还组织讨论,但讨论文章发了几篇之后,就戛然而止。我问李钧是怎么回事?他说,报社领导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不需要在报上讨论。我想,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现代文学史的断限问题的确值不得关心,大众传媒不讨论这个问题,自有其道理。但两年多后,《复旦学报》却以此为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可见在学术领域,这却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对于现代文学史的上限,现在很有上推的趋势。有些推到19世纪末戊戌变法时期,有些更推到19世纪80年代末,理由是那时已出现相当水平的白话作品了。但现代文学并非仅仅以白话为标志,它应该是整个现代审美意识的综合表现,我在本书《五四精神与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一文中曾将这种现代审美意识归纳为四个方面:语体和文体的改革,理性的感悟,个性的张扬和真实的追求。当然,除了语体变化之外,在19世纪末的作品中,其他几方面的表现也还是找得出来的,但是个别的表现和形成一个时代潮流还是不一样的。比如,鲁迅在1907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里,早就在呼唤个性的张扬了,并将它作为拯救时弊的药方提出来。但由于思潮尚未形成,社会上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 使作者无可措手。同样的主张,到了五四时代,影响之巨,就大不相同了。原因就在于此时已形成一股思潮了。所以,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限,还是应该定于1917年文学革命开始之时,而以前的种种新的表现,只可看做变革的前奏。
至于下限,我觉得不但要打破1949年的政治界线,而且赞成从1976年再往后推。因为1976年虽然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接着还有几年“拨乱反正”时期。所谓“拨乱反正”者,即拨10年文革之乱,而要返回到文革之前的17年中去。直到数年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才有所松动。所以我赞成将现代文学的下限定于1979年,作为标志性事件,则是那年10—11月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这次文代大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致的《祝词》中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这就预示着中共中央文艺政策的转变,不再要求“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不再要求作家们去“写政策”了。虽然,这种转折是很困难的,比如,后来所提倡的写“主旋律”,其实也还是写“最中心的主题”论的延续,但毕竟政策有所松动,主流意识已经控制不住文艺潮流了。而事实上,到得八十年代,文学艺术已出现向五四回归的迹象,各种新的艺术方法不断引进,不断实验,文学艺术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从初中开始,就喜欢读鲁迅的书,深受其独立思考精神的影响,不肯随俗,不想做驯服的的工具,因而常常受到批判。但毕竟统治阶级的思想是时代的统治思想,像我这种在特定时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思想仍不能不受到该时代主流意识的控制。就文艺思想而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同样深入脑际。我曾经批判过我的老师蒋孔阳先生的“超阶级文艺观”,曾经鼓吹过塑造英雄形象的重要性,曾经参加过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等电影的批判,甚至在鲁迅思想分期上,也接受了“转变”论,并把他后期思想与主流意识等同起来。改革开放以后,思想的自由度提高了,我从原始材料出发,重新加以研究,发现过去有些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我的鲁迅研究工作,就从“重新解读鲁迅”开始,对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实际上,这本《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增订本),正是我的鲁迅研究工作的延伸和扩展;而对于文艺思潮史的重新认识,也就是对自己文艺思想的一个全面清理。
我的“鲁迅研究系列”和本书的写作,深得复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老弟的帮助。从评点鲁迅作品入手来开始这项工作,就是圣遂请我吃饭时一起聊出来的主意,《鲁迅的抬棺人》则是他先想出来的题目,本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先获得了他的支持,我才放笔直干。我想这正是一个好的出版人的作用:他不是被动地接受稿件,而是主动地提出点子;他不是消极地审稿把关,而是积极地与作者互动。我在这段时期写作和出版都比较顺利,就是与复旦出版社社长圣遂老弟以及各位责任编辑的支持和配合不开的。
本书获得复旦大学“金秋”学术基金资助,特此致谢!
吴中杰
2013年1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