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决定命运，我是坚信不疑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所以，人的命运是极不相同的。
但国民的性格，也能够决定国家的命运，则不为人们所在意了。
固然，人的性格各有不同，但也有共性的一面，比如我们所熟悉的赞扬中国人品质的勤劳、善良、坚忍等，就属于共性的。
共性越多，对国家越好。因此，对国家来说，国民仅有勤劳、善良、坚忍，还是不够的。
中国的国民性，非常复杂。鲁迅花费了一生的经历去挖掘、揭示，得到的不过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令人悲酸的国民性。
柏杨把中国的国民性归结为一句话——丑陋的中国人。这句话引起过较大的争议。至今还令我们中的一些死要面子的中国人感觉不爽。
我生长在中国，整天与中国人打着交道。按说，我应该很熟谙中国人的思想与性格。也许，相对于那些不爱思考、也不爱读书，更不关心国人思想与性格的同胞们，我在这方面算是有一点认知和体会吧。可即使如此，在同中国人打交道时，我依然感到力不从心，总觉得对他们的认识和了解，还是很浅薄和失之简单的。我把他们想得太简单，既缘于我的自负——我认为了解他们没那么困难；也缘于我自己的简单——我内心的简单，做人的简单。
我不想做一个复杂的人，那样活着太累，也太没意思。所谓复杂，说白了，就是人的心机太甚。一个时时、事事、处处都大动心机的人，不仅活得很累，而且也损寿。但不动心机，或者说没有丝毫心机，却要在社会上混，又确实步履维艰。多年来，依凭我简单的人生哲学，我也活了过来，只是个中隐痛，只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了。
我喜欢简单的生活，我喜欢人们都能直来直去，坦坦荡荡。我害怕心机，更害怕心术。人与人的相处，原本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可事实上的人与人的相处，却总带着心机和心术，就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变得毫无意义，更无快乐可言。
如果人与人的相处是如此的没意义、不快乐，那何谈社会的和谐呢？
但身为中国人，如果不能洞悉（即使做不到洞悉，也当了解）中国人的性格，那不能不说，这是个不幸的事。
曾几何时，对于了解中国人的性格，我同许多人一样犯下了幼稚病——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曾经以为，身为中国人，成日厮混于中国人之间，还能不了解中国人？后来的事实告诉我，我很幼稚，也很单纯。也正是那事实，让我明了：要了解中国人，单靠自己的眼睛是不够的，还要借助于外人的眼睛。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看上去好像不如我们，实则我们不如他们，不如他们看得准，也不如他们看得清。这也不奇怪，“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鲁迅先生也有我这想法。1936年10月5日，离先生辞世还有十四天，先生在刊于上海的《大公报》上的《立此存照（三）》一文中写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鲁迅全集》，第六卷第626页）
遗憾的是，尽管鲁迅在新中国的地位极高，并被封为圣人，可他近乎于“遗嘱”性的文字却不曾受到重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于此书的关注才多起来，各种译本竞相出炉，几乎到了“狂译”地步，有十几种的版本。
鲁迅可能没有看到这本书，尽管《支那人气质》已于1903年从日文转译成了中文，书名也改为《中国人的气质》（在我看来，也在一些译者看来，此书书名译为《中国人的性格》更好。事实上，在刘文飞、刘晓旸所译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仍多将characteristic一词译为“性格”。）但鲁迅显然又是了解这本书的。不仅了解，而且很推崇，并希望有人尽快翻译此书，让我们自省，分析，进而变革，挣扎，自做功夫。
鲁迅也是想借用外国人的眼睛来替我们挑毛病，并对这种方式充满期待。那么，这个斯密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鲁迅所说的斯密斯，其全名是阿瑟·亨德森·史密斯（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此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维尔农镇，毕业于贝洛依特学院和安多沃尔神学院。1872年作为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来华，在上海、山东等地传教。
在山东一个叫庞庄的地方生活、传教期间，明恩溥作为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通讯员，陆续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组介绍中国人生活、风俗和性格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受在华外国人的喜欢，于是便于1890年在上海结集出版，取了《中国人的气质》这样一个总题。后经过删改于1892年在英国出版，此后又陆续在英美等国出了十几个版本。
不难看出，此书在国外颇受欢迎，表明外国人对了解中国人非常有兴趣。但这本书在中国，除了鲁迅、辜鸿铭，好像也没多少人在意。新中国成立后，则销声匿迹。若不是实行改革开放，真不知道这本书何时才能与我们见面。
我看这本书比较晚，今年1月份才由网上购得此书。显然，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来得正是时候。怎讲？从去年下半年始，我便思考起中国人的性格这个问题，其间很希望能读到外国人写的有关中国人性格的书。此间，我读了《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利玛窦笔下，同样有对中国人生活情状极其性格的精彩描述。而在明恩溥笔下，亦即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里，明恩溥辟出专章予以论述的二十多个“中国人的性格”中，绝大多数都是缺点，比如死要面子、漠视时间、漠视精确、善于误解、拐弯抹角、固执、智力混沌、神经麻木、轻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保守、缺乏同情心、相互猜疑、缺乏诚信和缺乏公共精神等。
面对明恩溥所记述的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这些缺点，我按照鲁迅的要求自省，分析了一下，竟惊奇地发现，这些缺点，的确在中国人身上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自省、分析后，紧接着要做的，便是变革，挣扎，自做功夫。这变革，挣扎，自做功夫，既有个人的，也有国家、民族的。个人需要变革、挣扎，自做功夫，目的是要把身上的缺点改掉，使之成为不再有这些缺点的中国人。国家和民族的变革，挣扎，自做功夫，目的是把国家和民族不健康的一面彻底铲除，把民族的整体素质提升上去，使之成为具有品味高，又有思想和信仰的民族。
新中国试图做到这一点，但“文革”的发生，使这个美好的愿望化为了泡影。
人有缺点，不怕，怕的是一个人性格中的这些缺点总也改不掉、总也不愿改。而更可怕的，则是一个人、一群人性格中的这些缺点，不仅自身改不了，而且还要遗传给下一代，让一代又一代的人继承、发扬这些缺点。之所以感到可怕，是因为我发现明恩溥笔下中国人的这些缺点，至今还在，而且还在我们的骨子里。
我是带着明显的比较的目光来阅读这本时过境迁的书的。明恩溥生活在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最积弱积贫的时代，清政府后期的无能统治，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连年的自然灾害，使亿万中国老百姓生活、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完全可以说，明恩溥在中国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贫困、最屈辱、最混乱的时代。生活于这样的时代里，明恩溥笔下的中国人显然也是最悲情的中国人。——我试图以这样的一种思维来看待此时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缺点。即，明恩溥笔下的中国人，之所以有那么多缺点和短处，是因为那个时代，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显然，这种试图，说白了，乃是一种护短。护短之心可以理解，不能理解的是——也正是比较的结果：如果这些性格，这些缺点伴随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改变而相应地得以改变，那真是令人庆幸。可悲的是，在国家和个人的命运都改变了之后，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久远的中国人的性格、缺点，却活到了当下，还没有死掉，还没有消失，叫人怎能不失望、不痛心、不忧虑呢？
带着比较（过去和当下的比较）的目光来阅读此书，的确让我很困惑。我试图从文化传统和社会体制中去寻找答案，得到的结论更为不幸。人们总担心中国的文化传统会不复存在，会毁在年轻一代手里，可我却惊奇地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在书本里，在书本里的，可能真的会丢掉，因为，现在没有人读书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人的血脉里，她具有遗传的功能，可以一代一代地遗传下去。——不妨把我的意思表述得更明晰一些。我想说的是，明恩溥所了解的那些中国人的缺点，可能很难消失，也可能很难改变。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口头传下来的，不是身教教下来的，也不是书本上留下来的，它是从人的血脉里遗传下来的。它具有遗传性，而且是顽固的遗传性。
至于社会体制，我也很不看好它。实际上，从清王朝到于今，社会体制的变化实在不算小。从皇帝到总统再到国家主席，变得天翻地覆！社会体制变得如此之大，为何中国人的性格却还是一成不变？或者即使变，也变得不大，不是那种脱胎换骨？
照我这思维，中国人好像没救了。一定有人会这么指责我。我不避这指责，我也不想狡辩。但我还是要说话的。我要说的是，如果中国的教育体制不尽快改变，中国人的性格，明恩溥笔下的那种性格——非常糟糕的性格，就根本不可能改变。
我生在中国，我活在中国，将来，我还要死在中国。就像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母亲一样，我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国。明恩溥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未必是爱中国，尽管他对中国很有感情。但他也未必想出中国人的丑。他只是据实写出他的认识与感受罢了。
而我认同明恩溥，也包括认同其他一些外国人士所撰写的有关中国人生活与性格的文字，却是出于我对中国的爱，我对自己同胞的爱。因为，我深知爱一个人，不能只爱他的优点，而把他的缺点藏起来，或者视而不见。在我看来，这样的爱，谈不上是爱，即使是爱，也是有问题的爱。真正的爱，是爱他的优点，再指出他的缺点，帮助他改正缺点，使他成为一个更可爱的人。
我对中国人的心情，正是出于这样的爱。我这样做，也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爱中国人，理所当然。每当我看见有人指出我们的缺点时，我对他充满了感激。因为这个人他不是害我们，而是想真心帮助我们，使我们好起来。
但我们中国人，素来喜欢听好话，听悦耳的话，听阿谀奉承的话。一句不好听的话都听不进去，一些人甚至还和人家急。我忽然从中国人的这种性格里头，找到了真正的病因：中国人的缺点为何总是改不了，是不是与我们不愿听逆耳的忠言有关？我们在谎言里喜滋滋地活着，从而忽视了自己的缺点，甚至不承认自己的缺点。不承认，怎么谈改变？为什么不承认呢？因为“脸面”。
初看上去，用“脸面”这个全人类都有的身体部位来概括中国人的“性格”，没有比这个更荒谬的事情了。但是在中国，“面子”一词可不是单指脑袋上朝前的那一部分，而是一个语义甚多的复合词。其内涵之丰富，超出了我们的描述能力，或许还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中国人的气质》，〔美〕明恩溥著，刘文飞、刘晓旸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9月第1版，第8页）
中国人的死不认错，实在是因为“面子”。“面子”问题很让明恩溥觉得荒谬。其实，说心里话，对我们来说，又何尝不荒谬呢？就因为这个“面子”的这个荒谬，我们的民族虽然在今天的经济上成了世界老二，强大了起来，可在精神上我们却不是老二，也没有强大起来。如果我们连自己的缺点都不能坦然面对，都不能勇敢改正，中国人，难道我们要永远背负这沉重的缺点，如此不利索地走下去吗？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民，可我更爱那些敢于改正自己缺点的中国人。我们现在不是有中国梦吗？我也有一个中国梦，我的中国梦是：在下一个世纪，将有全新的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