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虹女士主编的《中国妇女传记辞典》二十世纪卷中文版出版了，厚厚的878页，收309人传记，是一部为妇女立传的煌煌大著，值得祝贺！

人类自从走出母系社会之后，无论中西，妇女的地位都很低下。《圣经》里说，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用土制造的，而女人，则是神从男人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成的。这样，女人从本源上就有对于男人的从属性。据说，中世纪的神学家们，还讨论过女子有没有灵魂的问题，可见其对于妇女的蔑视。

中国神话里说，人是由女娲抟黄土而作，但一个个做起来，觉得太麻烦太吃力了，于是就用根绳子在泥浆里晃动，一下子造出许多人来，——这个神话并没有对这些人进行男女之别，却是作了贵贱之分，说抟黄土所作之人为宝贵者，而用绳子拉出来的人，则为凡庸者。

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人比外国人更尊重妇女。也许这个神话传说还带有上古女权时代的思想印痕，所以造人的女娲是女性，也不强调女子的从属性。但儒家的三从四德之说一出，妇女的从属性也就更突出了：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她们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而且还被目为祸水，将男人所做的坏事，都推到女人身上：商朝的灭亡，是由于妲己；周朝的失国，是褒姒之故；唐朝的衰落，则是杨玉环惹的祸；……文人学士还用这种歪曲的观点写了许多文艺作品，广为宣传，弄得人人皆知，翳然而从。

当然，也有说公道话，为女士们鸣不平的。如某男士就曾假托某女士的口气，写过一首诗道：“君王城头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这首诗讲了老实话，问得无可辩答。但说实话的诗文未必能流传，远没有编造得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受人欢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近年流传开来，那是被移作他用了，与其本意无关。

在西方，人性的解放是由文艺复兴运动激发起来的，在中国，则要到二十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才表现出来，——新文化运动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现在，很有些爱国人士为了恢复中国传统文化，重新抬出儒学，而非难新文化运动了。但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中国便会一直唱着老调子，永远无法与世界接轨。中国妇女也将一直“三从”下去，得不到解放，发挥不出才干。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何在？正如郁达夫所说的，是“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只有以人为本位的“人本主义”抬头了，才能萌发出独立意志和自由思想。而妇女解放和儿童解放，则都是人性解放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胡适《终身大事》中的田亚梅才会说：“这是孩儿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鲁迅《伤逝》中的子君才会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是人性觉醒的声音！这是妇女觉醒的声音！

萧虹女士前几年曾出版过她所主编的《中国妇女传记辞典》清代卷，共收297人传记，全书共296页。无论是入传人数和著作页数，都远比二十世纪卷要少。清代卷是从1644——1911年，共267年，二十世纪卷是从1912——2000年，共88年。为什么时间长度三倍以上的清代卷，可写的女性远不如二十世纪卷为多呢？显然，二十世纪妇女多才俊，是与新文化运动后妇女解放思潮有关。

萧虹女士将来如果要编清代以前各卷，想来入传的人数当会更少。虽然我们在商代就有女将军妇好，唐朝又有女主武则天，历代更有才女如谢道韫者，但毕竟人数有限。因为中国古代虽有儒学统治衰落，思想较为解放的时代，如六朝，但毕竟时间不长，而解放程度有限。在更长的时间里，社会道德崇尚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要找有才干的女子来立传，就比较困难了。中国的历史著作，以纪传体为主，但极少有妇女的传记。如果翻阅地方志，妇女的传记倒不少，但那是节妇传和烈女传，每本县志里总有一大堆。而这些却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决不是现代妇女所要效仿的。

中国妇女是有才干的，俗语说“不让须眉”，就是认识到了这一点；而萧虹主编的《中国妇女传记辞典》二十世纪卷，写出了那么多有才干的女子，也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只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二十世纪中国能够培育出那么多有才干的妇女，实是拜新文化运动之赐。也只有思想开放了的社会，才能为她们提供演出的舞台。不能因人性解放、妇女解放和由此所派生出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由西方引进的，就要排斥它、打击它。不管从哪 里来的，只要于中国有益，就要接受它，发扬它。

其实，有许多号称传统，以“国”字作标签的东西，也是外来的。如“国乐”中的胡琴、琵琶原是胡人的乐器，号称“国学”的儒学，后来也掺进了许多佛学的成份，如果都要清理干净，怕是要回到上古时代去了。

我看还是顺应时代潮流，向前走为好。这样，将来有人主编《中国妇女传记辞典》二十一世纪卷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女子才俊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