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和论点,是学术研究的两个基本要素。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但是,两者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各人的看法就大不相同了。

我国古代文史学者,很重视史料的搜集和辨识工作,所以才发展出考据学、校勘学等专门学问,为的是先判定资料的真实性,剔除其虚假成分,再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推演出自己的论点来。这叫做“论从史出”,可见资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五四新文化学者,对于我国旧文化多所批判,但他们所批判的是对“圣人”盲目服从的非理性行为,而对于学术上的求实精神,则还是肯定,并加以继承的。胡适强调,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固然与西方实证主义有关,但声称自己有“考据癖”,也表明他对于传统考据学的肯定。鲁迅虽然对于胡适的“考据癖”时有讥讽,不赞同他“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而声称自己“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信)但易得之通行本,不等于坏版本,而且鲁迅还常自校勘,使成善本。可见他对于资料工作的重视。据他的好友许寿裳说:“自民二以后,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校对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精祥,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亡友鲁迅印象记》第41页)而且鲁迅还做过许多辑佚工作。单是古小说资料,就辑有三种:《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这些资料,大都从各种类书中录出,不知化了多少时间。正因为有这样扎实的资料基础,再加上作者独到的史识,所以才能写出《中国小说史略》这部开创性的著作。

但后来,却出现了一种新的学派,他们对立场、观点的强调,甚于对史料的重视。这种观念,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成为主流意识。人们常常从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出发,先有论点,再来处理资料,而不是从资料出发,来归纳和演绎出论点。这样,就把研究和写作的流程都弄颠倒了。1955年批判胡适的时候,连考据学也在批判之列,这就是说,史料的真实性也不必讲究了,只要理论“正确”就行,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

但这种做法,并不能取得普遍的认同,老知识分子仍旧按自己的治学方法行事,而且还在青年人中产生影响。这就需要进行强力冲击。

重大的转折出现在1958年。

现在人们议论得较多的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这场运动在政治上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打击。但单是政治上的否定,还未能完全击垮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肚皮里还有学问。这学问,被认为是与党对抗的资本。所以接着而来的,是对他们学术思想的批判,要剥夺他们的优越感,要清除他们在青年学子中的影响。红专问题大辩论、拔白旗插红旗和群众性集体写书等,都是对此而发。

1958年3月初,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做了一个《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这个讲话谈了两个问题:一是说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最主要的的缺点是言必称三代(夏、商、周),脱离实际的烦琐主义,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逃避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企图躲到“三代”象牙塔中去,不同他们作斗争,就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要提倡“厚今薄古”;二是说要破除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迷信,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的所谓“贡献”,就在于“积累了些资料,熟悉了些材料”,并调笑说“据说就很有学问了,有多大的问题,有多大的贡献”,他认为,积累资料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领导,那么他们的资料是有用的,否则有什么用呢?——这就是说,资料要受观点的统帅,否则再多也没有用。他鼓励老干部、小干部们不要悲观,要接受右派分子的挑战,其方法就是“边干边学”。

陈伯达这个讲话本是为配合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发的,当然立即得到毛泽东的肯定。陈伯达的讲话发表在3月11日《人民日报》上,同月22日,毛泽东就在成都会议上对这个讲话作出赞扬。他批评了共产党人“怕教授”思想,说是“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认为这是奴隶制度的残余。而现在有了转变,标志就是陈伯达的这篇讲话(还有一封信和一个通知),称赞它有“破竹之势”。接着,就提出一个鼓舞人心的论点:“从古以来,创造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并举了很多实例,从孔子、耶苏、释迦牟尼,一直到《隋唐演义》中的秦叔宝、罗成、王伯当,都是年经人干大事。而且也提到马克思,说他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在开始著书时,只有二十几岁。那时,马克思批判的都是一些当时的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但是,他却没有说,马克思最主要的著作《资本论》却是化了几十年工夫才写出来的,而且生前还只出版了第一卷,二、三卷是恩格斯为他整理出版的。为了写作《资本论》,马克思长期在大英图书馆里,埋首于故纸堆中,仔细地钻研原始资料,从中寻找资本的运行规律。甚至连那些工厂调查员的冗长报告,他都仔细阅读,而这些很厚的书,议员们只是用来作为枪靶,以测试手枪的射击力。

在这种政治氛围中,6月份的《光明日报》上接连发表了两封有名的信:一封是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给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谈史学工作大跃进的信,说“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它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另一封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回复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五编辑组的信,编辑组是向他商借董西厢黄嘉惠本,用以校勘,康生则说:“我以为文学出版社不必再在版本校勘上去费工夫,只要将原影印本的几个错字改正一下就可以了,如再弄些繁琐的校勘,对读者不仅无益而且徒耗精力。至于那种资产阶级教授专以版本吓人的手法,我们出版社不仅不应采用,而且要坚决加以揭露,使读者破除迷信,懂得那些所谓‘专家’,并无真才实学,只不过在那里作文字游戏和文字消遣而已。这类事,我很清楚,我自己就是把校勘小说戏曲作为工作之余的游戏,疲劳之后的休息,好似有的人休息时打麻将差不多的。”

郭沫若和康生的信,都是为配合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而发,但不约而同地都在资料、校勘上做文章。一个把校勘学比做打麻将,说得一钱不值,一个则把占有史料说成是资产阶级史学家的特长,要年轻的师生在短时期内就要在掌握史料上超过史学大师,这样匆匆掌握的是什么样的史料,也就可想而知。

如此“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结果,是由青年学生自己动手来写著作、编教材。以前教授们要经过多年积累,甚至要化毕生之力,才能写出一部著作,编出一部教材,而现在的青年学生,有些是刚学过这门功课,还没有消化,有些甚至还没有听过这门课,连门在哪里也不知道,就要他们编写这门课的教材,实在有点非夷所思。虽说有青年教师在后面支持,但青年教师也还刚刚入门,积累无多,研究不深。这就用得着陈伯达所提供的办法:“边干边学”。

“边干边学”当然也是一种可行的学习方法,但同样需要有一个积累过程,有时所化的代价比学好了再干还要大。而当时却不讲积累,只要求立竿见影。许多人聚集在一起,几个人包干一段,有的跑资料,有的写文稿,大家分工合作,只要几个月就能完成一本书。这叫“大兵团作战”,多快好省地完成“集体项目”,体现了“大跃进”精神。这种工作方式,当然不可能“论从史出”,因为他们不掌握大量的史料,也没有时间仔细研究史料;而必然是“以论带史”,就是从某种现成结论出发,找一些材料来加以印证,敷衍成文。这种工作方法,被当做“政治挂帅”的新方法而加以肯定。

但随着“大跃进”的结束,这种由学生“大兵团作战”写成的教材也转眼间就被束之高阁了,而由教育部组织各学科的专家另行主编一套教材,有些则是专家本人一手写成,如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虽然上册还挂着主编的名义。但是,这种“以论带史”的写作方法并没有受到清算,反而更加发展起来。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各种写作班的出现。

写作班并非新生事物,但在中华大地上大规模的出现,则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首先是为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需要,继而又扩展为反对“国内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时期,写作班蓬勃发展,它们的具体构成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工作方式却是完全一致的,即由掌控写作班的领导人根据政治需要来命题,然后由笔杆子承意写作。有时领导意图有变,笔杆子还得根据改变了的意图变调重写。这样,论点当然不可能从材料中研究出来,而只能是从上级的指示中来。

“文化革命”结束之后,许多写作班都受到批判,但所批判的是他们用笔杆子参与政治阴谋,而不是这种写作方法本身。这种写作方法不但没有受到否定,而且还继续使用,并得到发扬,因为这种写作方法,对于任何政治力量,都是需要的。

但问题恰恰出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政治家要求一切意识形态都要服从于政治,一切写作都要从政治需要出发,而学者则要求学术的独立,思想的自由。这种分歧,当然也不是从五十年代始,而是由来已久。1929年,陈寅恪有赠别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诗两首,第二首云:“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他希望学生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受政治势力的左右,并把这一点视为治学的诀窍。这也不是陈寅恪的独家意见,而是许多正直学者的共识。王元化《谈汤用彤》文中说:“据说,抗战胜利那年,他对毕业的学生讲话,曾勉励他们不要去做‘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那种人。在运动频仍,政治风暴逼人而来的岁月,他仍本着老一代优秀学者在治学上不容宗教政见杂入而只问是非真伪的独立精神。”

但要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却并不容易。政治的强力干预,常常使得学术无法独立。而当从属于某种政治意图的“以论带史”方法一旦流行,它同样可以被用来对付提倡者本身。于是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政治气候改变了,理论观点完全相反了,而这种从政治观点或政治情绪出发,不顾材料真实性的写作方法依然盛行。这只能说是“以论带史”的方法,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所以观点虽变,而论证方式依旧,都不讲究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而是从既定的政治需要出发,来改造和利用材料。

所以,还应该从改变思维模式着手,才能改变多年形成的不良学风。只有将这种不良学风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文化事业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