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出悉尼歌剧院》后记

   不管生活在国内还是海外，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观察视角，不同的人生感悟，不同的艺术气质，所以，也总有不同的艺术表现角度。有些生活在海外的作家，仍然喜欢写中国的故事，或“双城记”，用跨国跨文化的眼光重新打量中国经验，自有独到之处。而我则较留意移居异域的人物和故事，喜欢用中国经验比照异国经历，中华文化比较西方文化，从华人的角度感知西方社会，从中捕捉海外中国人的生存体悟。

这本传记文学《飞出悉尼歌剧院》所汇集的四部纪实作品，就是体现了我的这一写作思路。书中四个不同身份的人物传奇，四段迥然不同的人生经历，都展现了澳洲华人的文化品格，而其中也有澳洲华人百年历史的呈现。既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沉思，也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文化。

一

过去我是搞文学批评的，初到澳大利亚时，出于专业习惯，还是比较关注澳洲华文文学的状况，写些有关澳华文坛的评论文字，出版了《澳华文人百态》。因在华文媒体工作，也接触了不少来自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本地生长的华裔文化人，为其在西方国度前赴后继进行艰难的中华文化之旅所感动，以秃笔记录其踪迹，出版了人物专访《澳华名士风采》。但同时，新的社会环境、新的生活体验，让我有种创作冲动，所以写作兴趣逐渐转向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的创作，写澳洲华人的故事，写中国人在海外五光十色、酸甜苦辣的生存体验。

为什么要写海外华人的故事？虽然身在异乡，文化与血缘使我与母国仍有一种难舍难分的精神维系，但在新的人文环境下，我的生活重心，我的精力所在，当然是此时此地，所以我的关注点离不开身处的环境，周遭的人与事。而且，我觉得这些人与事，都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都与我的情感共鸣，与我的精神共振。我认为，自己既然生活在澳洲写作于澳洲，就应更多去表现自己眼中的澳洲生活。所以我的着笔点，都是从澳洲华人的独特视角去透视这个过去不为中国人所熟悉的西方社会。早期的《悉尼写真》、《澳洲风流》，以及稍后的《家在悉尼》，就是我对这些华人生存状况的一种散点透视。

不过，现在我则更多地穿行于历史文化中，写些与澳洲华人历史有关的纪实性作品，既想为这些真实的、典范的人物作传，同时也想为澳华历史留下些文字印痕。

二

我首先比较留意的是八十年代后移居澳洲的中国人。这是中国首次打开国门，让国人走向西方世界。而首次踏出国门的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动荡，走出国门看到了一片新天地。这片天地不仅与他们过去的人生经验大不相同，而且与他们的文化背景也迥然不同。从经验、文化、甚至经济上来说，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一切要从头开始，但他们有一种可贵的东西，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屈不饶的奋斗精神。所以他们经历了重新适应，不断追求的努力之后，不少人完成了文化的跨越，身份的转换，在异域开花结果。我接触过不少这些人，也采访过一些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生存能力，看到了中华文化在异域土壤扎根的生命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国留学、打工的俞淑琴，就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俞淑琴是悉尼歌剧院的“终身艺术家”。悉尼歌剧院，不仅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也是音乐艺术的象征。而在这个在西方享有盛誉的艺术殿堂里，曾活跃着一批出道于中国大陆的华裔音乐家，如女高音俞淑琴、女中音马柯露，男高音丁毅、男低音蓝小明、首席小提琴手孙毅、黄抒提等。他们能够站在歌剧院舞台，与西人艺术家比肩，实属不易。而其中俞淑琴的经历，更为曲折更为典型。

俞淑琴原是中国东方歌舞团的专业歌手，出过5张个人唱片，但和当年出国大潮的所有留学生一样，都经历过打工的艰辛。她当过清洁工、餐馆工，攻读了音乐学院11门课程，掌握了英、法、德、意及拉丁语，最后在西方舞台成名，并拿过各类国际性奖项。在跟她几次交谈中，我觉得她对于自已生活和艺术道路上闯荡的艰辛，成名的荣耀，都看得比较淡，她看重的是如何把中华文化融入西洋文化，推陈出新，蹚出一条中西合璧的艺术人生之路。在她获聘悉尼歌剧院“终身艺术家”之后，却毅然辞掉歌剧院全职，做一个自由艺术家，并探寻商品社会中的艺术生存之道。音乐大赛当别人唱了许多咏叹调之后，她却来首中国经典名曲。她出版的个人演唱专辑CD，醉心于用洋腔唱中国民歌。从她身上我看到了她的美，美在创意，美在追求，美在人生，也看到了一个更广义的“中国梦”。于是我以纪实文学《飞出悉尼歌剧院──华裔歌唱家俞淑琴的艺术人生》，写下她笑看艺术人生的心路历程。

当年，在悉尼和墨尔本，都有很多原中国的专业艺术家改行打工。拉琴的缝纫，唱歌的叫卖，吹号的吸尘，跳舞的搬运，作曲的洗碗……你若在唐人街或留学生聚居的地方找艺术家，喊一声保证一呼百应。每个新移民在澳洲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有人成功了，有人幻灭了，更多的人仍在探寻之中。不管是得是失，或是在追求中，你都会在一种新的生活环境里，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得以重新确认、选择及定位，这绝对是铭心刻骨的，又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我就是从人物的经历中着墨于生活对其人生观、价值观的深刻影响。

三

 华人在海外拼搏，既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但无疑也同时在海外推广了中华文化，用自己的行为抒写了一个“开放式”的“中国故事”。

 我认识了在悉尼开武馆的孙大法。其人功力深厚，经历神奇。当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只拍摄了两位武术气功大师的个人专题片，一个是海灯法师，另一个就是《神功奇技》的孙大法。他也曾被上海派往香港，当了金庸的气功教头。作为武术气功名师，尤其是在中国功夫走向世界的大环境下，他本应可以因此专长而致富，但他对富贵功名并不在乎，心中只有武术气功，只顾埋头传功授徒。也许他一生打滚于草根阶层，习惯于流徙游走，在澳洲他有房子，但不讲究享乐，只过着简朴的生活，没有它想、它求，惟有中国武术气功。他为人豪爽，仗义助人，很有口碑，于才技于人品，都可大书一笔。这也是我这个功夫外行者，也要为他作传《我教金庸功夫——悉尼武术气功名家孙大法传奇》的原因。

说起来，我是从纯文学出道的，当初更是从俄罗斯的“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留罗波夫）文艺理论体系入门，在那个政治环境下，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和中国的鲁迅、巴金、“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和《创业史》）就是阅读范本。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末，一接触到香港的武侠小说时，既觉得无所适从，也觉得新鲜好玩，确实展示了一片新视野。

我虽然不是武侠小说迷，但确实也喜欢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一捧上手，也会通宵追读。我并不是让他们笔下的刀光剑影所迷惑，而是为书中的侠骨丹心、人情文韵所醉心。金庸和梁羽生这两位新派武侠文学大师，都有很深的古典文学功力，也有很扎实的文史根基，所以其书通俗也很文艺。

我移民澳洲后，也有幸与晚年定居悉尼的梁羽生交往，为其学识渊博而折服。金庸家人也定居墨尔本，金庸往返于香港澳洲之间，可惜我缘悭一面，但从其书及报刊上其言谈中，也深感其如一座中华文化的知识宝库。后来得知孙大法是金庸的气功、太极老师，产生了采写兴趣，其实是对孙大法神奇经历的好奇，也是对金庸的敬慕，想藉着孙师傅的亲历感受走近金大侠，感悟大师其人。

我敬佩金庸和梁羽生这两位前辈。至于武侠书中的武功打斗，我倒是看作为一种文字游戏。我对中国的武术气功知之皮毛，什么飞檐走壁、暗器点穴之类，我认为都是文学描写，艺术夸张；对于八十年代曾风靡中国的气功，也疑疑惑惑，认为是狂迷而产生的魔幻效果。接触了孙大法之后，从其经历，从其照片，从其影视，以及有关中国武术、气功发展的资料中，对中国功夫增加了许多感性和理性的认知。

中华武术、气功，确实源远流长，丰富深邃，既是一个存在并发展的实体，也是一种幻化并漂游的意念。惟其如此，中国功夫才根植民心，征服世界，成为令人叹服的传统文化，引人探究的边缘科学。至于如何理解，如何运用，如何看待，那就因人而异。但防身抗击，养生健体、祛病疗疾，肯定是中华武术、气功的正面效应。

 孙大法是个重武疏文的武师，用文艺的话说，就是个粗线条的人。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许多生涯细节，都在记忆中淡化，只留下人生的大轮廓。好在他保存有一些老照片，及一些报道他的相关文字，我顺着他的思路，尽可能复制细节，印证其人生传奇，让读者一起分享孙大法名师的传奇故事，也分享中华武术、气功的精妙风采。

四

 除了关注当下华人，我对中国人在澳洲的历史也颇感兴趣。关于澳洲华人历史，澳大利亚官方资料有所记载，但较零星散碎。悉尼大学华裔教授刘渭平蒐集官方资料作研究，出版了《澳洲华侨史》和《大洋洲华人史事丛稿》，李承基先生也根据官方史料编译了《澳洲华裔参军史略》，还有张威翻译的两本澳洲学者所著的《红带子、金剪子——悉尼华人史》、《公民们——澳大利亚华人史》，以及郭存孝先生考证的几本澳洲华人文史书籍和中国学者黄昆章所著《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这些书我都看过了，对于中国人开发澳洲的历史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这些专著对华人历史还留有一些空白，特别是细节方面，所以我希望自己能用形象化的笔触，表现某些具体的历史和人物，去延伸这些历史记载。

 比如说，悉尼唐人街是如何形成的呢？唐人街的中国人生活又是怎样的？史书记载不多，也不甚明确。但唐人街有位老侨领方劲武先生，是唐人街的“活字典”。他是1946年就随家人来到悉尼唐人街，长在唐人街，创业于唐人街，目睹了唐人街半个世纪的变迁，见证了唐人街脚步跚跚的发展，因而也被尊称为“唐人街之王”。与他交谈，大凡说到唐人街，他总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于是我就从他的亲身经历并参考有关史料，拼凑起悉尼唐人街的历史碎片，让读者从这幅历史拼图中，看到海外华裔异域生存的阳光与阴影。

 第一个到悉尼定居的中国人，是1818年来自广州的木匠麦世英，他的后裔现在仍在悉尼居住。虽有官方记载，但以上几本史书都没提及。而悉尼唐人街的起始也并非今天的街区及规模。悉尼开埠之初，华人及其店铺首先立足于港口的岩石区。而唐人街的第一次出现，是1880年于坎布街，经过近百年的变迁，于1975年在德信街立起一座木牌坊“中澳友善”，才确认了新的唐人街。当年华人还组成美化唐人街委员会，拜访悉尼市政府，商讨合作开发唐人街，这是历史上华人团体第一次有机会与市政府官员坐下来交谈。过去市政府是不肯与华人直接打交道的，除了有中澳双方官员身份、并有英裔妻子的梅光达之外，没有一个华人能见官。1980年，唐人街建成新牌坊，市长亲临剪彩，唐人街才正式被官方认可，正式标注在悉尼市区版图上。2000年悉尼奥运会，方劲武手执火炬，将圣火穿越唐人街，标志着唐人街走出历史阴影，突破自我局限，走向广阔空间。我拂去尘封的历史，触摸到生命的体温，以《悉尼唐人街的历史拼图——“唐人街之王”方劲武见证今昔》描述了这个世纪的变迁，留下了澳洲华人历史的映像。

五

 记得当年我要到澳洲，在广州中山医附属医院体检时，看到有一批乡下人也在体检，也是出国到澳洲的，一问，都是来自粤中地区的高要农村。我好生奇怪，那年头办出国不容易，能办的都是城里人，大都是去留学的，而这些乡下人怎么就这么容易出国呢？到了悉尼才知道，这些人是来种菜的。在悉尼，到处都有中餐馆，都可以吃到家乡菜。连杂货店、超市都可以买到中国品种的各式蔬菜。而这些菜，几乎都是澳洲的高要人种的。在悉尼一带，大约有80%的菜园是由高要人经营的。

于是，我开始关注高要菜农的情况。他们有自己的同乡会“洪福堂”，有自己的高要庙“洪圣宫”，也有自己的贸易公司，都是上百年历史的老字号了。虽然今天他们的子女在澳洲长大后都不再种菜，转型为各类专业人士，但高要人仍一代一代从家乡移居澳洲，接棒种菜。我翻阅了一些资料，知道旅居海外的高要人中，大多数定居于澳洲，约有6.4万之众。在澳洲65万华人中，一个小小的县市，人数比率已是相当高了。比起台山、开平、东莞、中山这些逾百年的老侨社群，高要人较为低调，但每当中国、澳洲及国际上发生地震、水灾、海啸、饥饿时，高要人都是唐人街慈善捐款的大户。

当我捧着碗里的饭菜时，经常会想到高要菜农。遗憾的是，即使史料上也略有提及高要人种菜，但没有明确的标注，更没有一幅完整的画面，也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今天在悉尼，许多当地华人或中国游客，吃着新鲜的中国蔬菜体味着乡情的时候，却浑然不知这些菜产自高要人手中，不知澳洲华人史上，除了有个淘金热外，还有一个种菜潮，这也是今天中国餐馆遍地开花的一个渊源，所以我一直很想写出这个许多人所不知的史实。幸而遇上退休菜农蔡裕权先生，他为我提供了他的家族资料，促成我为其家族作传。

蔡家四代都在悉尼种菜，曾祖父是鸦片战争后抵澳的，祖父、父亲先后从家乡来澳接棒种菜，见证了澳洲蔬菜种植技术的发展，而他本人，也经历了悉尼菜园的变迁。当年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国领导人来访悉尼，他父亲作为侨领，也是欢迎宴会的座上宾。从蔡氏身上，我看到了海外中国人奋发图强的精神品格。

作传写史，既要描画历史发展的轨迹，也要探究人与事物背后的原因及其影响。我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华人处境来透视高要菜农的精神及其行为。他们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有传统手工技艺，在白人当道，华人受歧视的生存夹缝中，他们选择了条件艰苦的行业，担当了自己所能承担的社会角色，在与白人竞争中开拓出一片天地，并代代相传。

 我写的是家族史，但又不仅仅是蔡氏四代的家族史。我参照澳洲华人的历史，结合澳洲高要人史迹，把《澳洲菜园人生——蔡氏四代悉尼种菜传奇》写成澳洲高要人140年的种菜史，这其实也是一个半世纪澳洲中国移民的奋斗史。

六

写海外华人的故事，也有各种写法。我自己则比较喜欢从文化的层面落墨，從一種文化視野中去品味人情世態，在似輕似重的文化層面中透視社會人生。

我以为，社会的深层结构是文化，人的深层意识也是文化。文化影响着社会，文化左右着人。尤其我生活在澳洲并切身领受着中西两种文化之后，更感受到不同文化的无形巨力。当然，文化改造着社会改造着人，而社会和人也改造着文化。所以我比较关注各种文化形式，文化心态，文化行为，以及各种人在这种文化影响下的生存狀態。

文化，是世界文明的创造。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经历过时间的淘洗，能留下的精神和物质，仍然是文化。澳洲华人的生存之道，归根到底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华文化之旅，从局外人到边缘人，再到融入主流群体，华人被巨大的文化推力驱使，不断寻觅、吸纳、蜕变，最终改变其历史地位，完成了角色转换。俞淑琴艺术与生活的开放与兼容，是一种文化实践；孙大法向华洋传功授徒，是一种文化推广；唐人街生存及发展，也是一种文化交融的痛苦过程；而澳洲华人种菜历史，更是一种文化基因下的行为选择。我总是有意无意用作品去表达我对历史文化的认识，对民族形象的把握，及对社会风情的理解。

人在澳洲，家住悉尼，总要“入乡随俗”，用澳洲人的价值观融入本地生活。但经受了中华文化薰陶，流淌着炎黄子孙血液，我也不能抹煞传统文化的背景。我既有母国情结，也有居住国情怀，既有中华魂，也有澳洲心。正是这种双重身份，双重背景，造就了我生活与写作的双重视角。无论是小说、散文、纪实文学及评论，我都自然而然地穿行于历史文化中，试图在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的交集中，揣摸一种新的语境，寻求一种新的话语。然而，自觉火候未到，仍需努力。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老前辈郭存孝先生，以86岁高龄为我这位晚辈挥笔作序。郭老原是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馆长，退休后旅居墨尔本，仍笔耕不断，出版了好几本文史书籍。这也是对我关注澳华文史的一种激励。当然，也要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为此书提供了难得出版机会，感谢责任编辑付秋婷为本书出版精心尽力，也为澳大利亚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