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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应果:一位充满家国情怀文化忧思的退休教授(5--6)
作者:何与怀  发布日期:2015-09-16 16:50:44  浏览次数: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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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烽火中的水晶球》中,不时掺杂作者成年以后的点滴回首。在上述“我”捏紧的拳头对龟田队长的儿子打不下去这个情节之后,应果兄抒发了这么一大段回首:

多年以来,这一幕也常常在我脑海里回旋。我一次次地反思我当年为什么没有勇气打他一拳?在以后无数次的向党交心的会上,在一次次的“斗私批修”的检讨书里,我都曾把这一段当成思想根源来狠狠地挖掘,结论当然也就不断地变化。我曾归咎于我生性的软弱,我也曾归罪于从小读了太多的封资修的书深受“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影响,我更把它的危害性提高到了一旦敌人入侵或是阶级敌人猖狂向党进攻时我的这种思想有可能会导致“亡党亡国”的高度,以后我甚至试图加以理论的解释,认为这反映了自己具有国民的劣根性……其实,一个孩子,当时能懂得多少呢?我承认,我怕血,我胆小,还有就是心太软,看不得人家受罪。

这不是一般的文字,这是一个老人和着血泪的凄苦的人生回首啊!儿童时代不过一分钟的举动,却带来成年后几十年间无数次检讨、深挖,“上纲上线”到会导致“亡党亡国”的国民劣根性。真是何其荒诞荒谬!许多人读着这一段话,也许正因其太过荒诞而难以置信,但那些有过类似切身经历的同龄人,不能不感到有如触电般的震撼。我们这几代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谁没有被威迫利诱“向党交心”?!谁没有一次又一次自我检讨自我糟蹋以致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谁没有被煽动去揭发批判伤害别人又被别人揭发批判伤害自己?!在几十年里,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斗争哲学”,以及最后发展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把中国人特别把中国的文化精英折磨得半死不活。正如前央视知名主持人毕福剑“毕姥爷”在饭局中吐出真言:“哎可别提那个老逼养的了,可把我们害苦了。”毛泽东通过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强硬洗脑,改造人性,力图把“仇恨”的种子深植于亿万民众的血液中,而不惜把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美德摧残葬送。

看着应果兄这段甚具代表性的的回首,我不禁思索他大半个世纪的人生轨迹。

他多次表白他对于中华文化现状的忧思之情,而他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家国情怀是跟他的家世身世都有关的。他出生在抗日战争的年代,就在日寇攻占南京之前的一星期,他母亲怀着他,跟随父亲带领着全家仓皇离开南京,躲到安徽一处偏僻的小山村生下了他。之后,全家又逃难到武汉、广州、香港,再折回到上海的法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租界,父亲无路可逃了,只有带着他们重新回到日寇占领下的南京,躲在中华门城墙根下的一座破房子里,在那里他度过了自己的幼年。他们之所以不停地逃难,是跟他父亲有关的:他是江南水师学堂的第三期学员,那里出了许多晚清及民国的海军高级将领。他父亲就曾率领着“海容”、“海琛”号巡洋舰两次巡航南中国海,驱逐日本商人和日本海盗,成为第一批中华民国授衔的海军高级军官。对于这些人,日本鬼子是下决心要抓捕的。父亲的学生、应果兄儿时常常见面的王伯伯、海军少将王寿廷将军就不幸被日本人抓住,严刑拷打,灌辣椒水,最后肺都烂了,但他坚不吐实,英勇牺牲。应果兄的姐夫严开运参加过保卫南京的战斗,亲眼见到日本人的大屠杀,抗战胜利后,代表中国军队参加了日本人在南京的受降仪式;应果兄大哥汪曼生是早期的共产党,支持并参加了十九路军保卫上海、抗击日寇的战斗,组织过上海城市抗日游击队,后来被派往江西“苏区”任宣传部长,在毛泽东的“肃反AB团”中被残酷杀害,后追认为“烈士”……这样一个家世,即使中国共产党当政,也应该肯定吧?汪应果教授的父兄亲朋,对中华民族、对这个国家,甚至对中共夺得政权,都是有功的,有的还牺牲了性命。

再看看他本人。应果兄一生贡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了半个世纪的教师,大概算得上是全中国少有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1958年党中央的号召口号)至今仍然在健康写作的人了,教出的学生远远不止弟子三千,而是超过万人以上。在工作之余或与工作有关,应果兄至今出版过二十部左右的著作和百余篇论文及文章(没有正式统计过,其中包括少量合作的),各种文体都有,大部分是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也有文化大散文、长篇小说、哲学论文、政论散文甚至还有虽然数量不多的剧作、诗歌等等。他从一名中学教师,当上了南京大学正牌教授,当上了博士生导师。他这一生的贡献和成就,足以证明他是中国文化的精英,一生勤勤恳恳,敬业有加,就像鲁迅说的,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血。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如果正常的话,毫无疑问应该是非常珍惜这样的文化精英。但让应果兄非常不解的是:为什么他这大半生,每逢“运动”,就要倒霉,苦事难事都是冲着他来,奖赏却从来与他无缘。尽管他一向工作、业务都十分出色,也没犯什么错误,但到时候都要把他拉出来批批斗斗。这是为什么?这个一直折磨他的问题的答案直到应果兄在2010年即将离开“祖国”时才知道。真相大白:原来他还有一个身份:“内定右派”!在离国前,有一天,应果兄向一位叫孔亮的人告别。这个人对他有恩。1962年,应果兄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从遥远偏僻的黑龙江松花江调回家乡南京,当时正是人祸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事冻结”,只有南京第四中学的这位孔亮书记把他收留了。这个人曾经是新四军的连长,打过日寇,二级战斗英雄,后来当过南京教育局的人事处长,他虽然没有文化,但十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应果兄与他告别,说:“孔校长,我要去澳大利亚了,向你告别。”孔亮动情地说:“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了,你的档案里写着,你是‘内定右派’,说你‘走白专道路’,将来‘只能使用,不能重用’。汪应果,我在五十多年前就看出你是一个人才,而且是个大才,四中是留不住你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一点没有看错。当时别的人不敢要你,我就敢要你,我不怕犯错误。我要的是人才。”

“内定右派”!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这是什么意思都难以理解。这个陌生的专有名词是1957年“反右”的创造。应果兄这才恍然大悟。当时的“反右运动”倏忽之间就打出了五十五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摧残了过百万中国知识分子,让他们在冤屈中度过坎坷沧桑悲惨的一生。当时年纪轻轻的大学生汪应果不幸也成为其中之一。

在1957年“反右”中,毛泽东竟然能够将几十万中国文化精英置于死地而后快,到了文化大革命,更竟然能够把对他的“个人崇拜”煽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竟然能够煽动全中国几亿民众跟着他进行绝对空前很可能也是绝后的人类大试验,竟然能让全国老老少少狂热“三忠于”(“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让他们竟然为了他们同一个所谓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而互相残忍斗杀,上刀山下火海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这真够邪门真够恐怖的了。

充满强烈家国情怀文化忧思的汪应果教授不由得痛苦地审视这一切。他个人经历是促动思索的一个因素,但他绝不是仅仅出于微不足道的自身考虑。如果就应果兄本人的境遇来说,比起许多肉体和精神都惨遭伤害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同龄人,应该说还算是相当不错的。应果兄一生经历了法租界时期、日伪时期、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时期,最后晚年移民澳洲,可以说浓缩了四分之三世纪中国的历史。他从广阔的历史时代背景、从广阔的世界视野世界文明的高度来审视: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毛泽东,是什么造就了造就了毛泽东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而毛泽东又得以反过来造就了中国这个大时代、造就了中国这个扭曲了的社会?再进而追问:为什么毛泽东在带给中国人民巨大灾难之后几十年的今天不但阴魂不散还被尊奉为一座护卫神灵?

汪应果教授令人敬佩地追查到源头。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谈汪教授的一篇文章。2012年底至2013年初,我在我主编的《澳华新文苑》上连续两期推出“澳华文化学术界人士笔谈中国壬辰龙年之变”专辑,上面刊登了汪应果教授的重要文章《要为真理而斗争——学习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汪教授在文章开篇说,1999年11月,一个和马克思、恩格斯齐名的伟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普列汉诺夫生前留下的遗嘱从巴黎银行的保险柜里拿了出来。这份遗嘱的内容顿时震惊了世界——他在1918年5月,就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断言这个政权必将“土崩瓦解”。

普列汉诺夫遗嘱中有这样一些话:

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知识分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增加得更快,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跃居首位,在电气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会过时。

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而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便会立刻土崩瓦解。

三、“布”党将依次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崩溃危机,最后政权土崩瓦解,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十年,但这个结局谁也无法改变。

四、国家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动荡,直至崩溃。

……

这份遗嘱,准确地预言了八十一年之后的现实。

汪教授说,当他第一次看到这份遗嘱时,他被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所深深震撼。它就像打开了一坛封尘在地下的陈年老酒,散发出浓郁的马克思主义原汁原味的芬芳;它就像出土的勾践剑,闪烁着青铜的寒光;它就像古罗马的排水道,穿过历史的烽烟,威严地直通到了他的眼前。他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懂得,什么叫真理?什么叫真理的力量?这份遗嘱的发现其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绝不过分——在阔别人间八十一年之后,终于让人们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汪教授说,以他的观点,若论及二十世纪谁才有资格“发展”马克思主义,非普列汉诺夫莫属。今天为什么马克思理论在全世界似乎已经很不吃香?这原因就在于它长期以来被某些“不肖之徒”糟蹋得面目全非,不仅用他们的所谓“革命实践”,更用他们的胡说八道给糟践得惨不忍睹,最终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二十世纪与希特勒法西斯相并行的两大人类大灾难之一!

现在,汪教授充分领会到,马克思主义的力量首先在于它的真理性,为捍卫真理而斗争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人生使命和根本道德准则。普列汉诺夫早在二十世纪之始,就看到了真正代表人类前进方向的不是无产阶级,因而断然地否定了马克思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他又敏感地捕捉到新生产力的萌动从而意识到开创未来时代的主人就是与“电器时代”相联的知识分子。在遗嘱里,普列汉诺夫等于是宣告了未来社会的主人应该是由爱因斯坦、普朗克、波尔、薛定谔,直至今日的霍金、比尔.盖茨、乔布斯这些开创“电气时代”的人类知识精英来引领的。而正是他们,创造出今天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只要看看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他们所参与的社会活动以及所发表的有关平等、自由、人权的言论就可一目了然。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升级和转型。

汪教授告诉我们,今天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都应该对专制集权有着天然的仇恨。普列汉诺夫在遗嘱中明确提出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反对“领袖专政”,认为这是导致政权垮台的必然原因。这个警示至今仍在提醒着中国共产党人。普列汉诺夫认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奋斗目标只有人民的福祉和人民广泛享有的民主权利,此外无他;国家的伟大在于“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这真是一语中的。而对比中国的现状,汪教授极其悲愤地指出,权贵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攫取人民的利益,致使现在全国大量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就据2012年6月19日北京《人民政协报》非常官方的报道,百分之零点四的人掌握了全国百分之七十的财富。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激起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社会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是社会公平,共同富裕。在这种情况下,权贵利益集团还要满脸贴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字招牌,这不是无耻的谎言又是什么?!

历史就是如此诡谲——普列汉诺夫逝世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恰恰是逆潮流而动。当年,普列汉诺夫清醒地意识到,他将面对的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对和敌视,他毅然决然地在告别世界的时刻把遗嘱保留到遥远的身后。汪应果教授设想,如果普列汉诺夫一直活着,他必将在列宁时代更在斯大林时代被枪毙一万次。假如他在中国,必将在“肃反AB团”、“延安整风”、“反右”、“文革”以及其后的“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天安门事件”这些任何一次清洗中被批斗拷打割喉枪毙之后还要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即使他侥幸活到今天,大有可能仍然要被打入“邪路”的另册。这样说来,普列汉诺夫当年似乎不适时的早逝(1918年去世,时六十二岁)对他来说未必不是幸事。更有幸的是,历史为他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他以其政治遗嘱把自己定格于永垂不朽的伟大中!这份病中口授的政治遗嘱,虽然手稿的真伪还有争论,但普遍肯定是普列汉诺夫本人的观点,他让被蒙蔽的全世界人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以往八十一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始终走在一条“邪路”上。难怪它这么作孽多端,让人唾弃!作为普列汉诺夫的对立面,在俄国是列宁、斯大林;在中国,则是毛泽东。一时之间,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庞然大物,是傲视天下的“胜利者”。但是,历史终究是公正的。曾几何时,在今天的俄国,列宁、斯大林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已经垮台,这两人已经名声扫地。再看看毛泽东,看来最后也逃脱不掉被清理的命运。1949年中共建党纪念前夕,即将坐上龙椅的他是多么自鸣得意。他广告天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非常不幸,正如汪应果教授所指出,当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什么什么的时候,却正是普列汉诺夫与之决裂的什么什么。中国百年沧桑史已经证明,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也会了解并认同这个证明:毛泽东顶礼膜拜、欣然领受的是恶魔送来的毒药,他“走俄国人的路”的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没有走在正道上——而这,就是中国灾难的根源。(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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