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第三次面对死神是在1973年，那年我十八岁，正在北京市通县马头公社大香仪大队插队。
其实我们本来是可以不插队的。1971年邓小平曾一度出来主持工作，北京恢复了高中教育，并且说，以后高中生毕业后就可以直接上大学了。在党的召唤下，我们在干校的孩子们就全赶回了北京，成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高中生。回京后我在北京第八十中学就读，那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重点中学，师资力量很强，实验室设备也好，再加上我已历经坎坷，觉悟人生，所以学习十分刻苦，成绩自然是门门优秀。踌躇满志的我就只等着高中毕业后考大学了。那时在老师的眼里，我们这些在班里总成绩排在前五名的所谓尖子学生，不是考得上考不上大学的问题，而是考哪个学校？考文科还是考理科的问题，以至于成为学校里文理科老师争夺的对象。但是到了72年下半年，国内政治形势突变，出了张铁生和黄帅事件，全国搞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们想考大学的愿望和努力就全成了泡影。高中毕业后，就只有再响应党的号召，走下乡插队这一条路了。
下乡插队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因为我已经很明白，早晚有回城之日。当初我去河南干校的时候，我妈就说要扎根农村了。她说，我有三个儿子，劳动力够了，甚至都开始给我们物色对象了，我记得当初为我物色的是一个叫关大芳的当地农工的闺女------ 不是最后我们也都回来了吗？再说，我有过三年在河南干校里干农活的锻炼，插秧，割麦，推土，挑担，样样精通。对跟我一起去插队的其他伙伴来说，这些艰苦的农村劳动苦不堪言，于我，却可以大显身手。我甚至还特意为插队利用暑假去学了电工，安灯装表，栽杆架线，样样都学，准备下到农村去后为贫下中农做更多的服务。我的目标很明确：把插队当成一场步入社会锻炼自己的社会实践。按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要不断的为自己今后的发展积累“正能量”，如果可能，就争取被保送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也许有人会说，你那时左的很嘛。其实不是左，那时曾有人邀我一起去延安，说反正逃不了插队的命运，不如干脆搞的动静大点。我谢绝了邀请，我不想搞什么轰动的社会效应，也不想当什么英雄模范，只想按照自己的计划实现自身完善的目标。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志愿开始我的插队生活的。劳动事事争先尽力，不管多累，晚上也要看会儿书，不让学文化课，通读毛选四卷总可以吧，就当好文章来读。那时还搞“批林批孔”，正好给我机会读读四书五经。
下到乡里不久，就赶上了“双抢”季节。所谓“双抢”就是初夏时的抢种抢收：把去年播种已经成熟的冬小麦从地里收上来，并在雨季到来前脱粒，晒干，入库。而且还要及时种上玉米高粱等大秋作物。因为农时不等人，所以用个“抢”字，是农业生产中最忙最累的季节。
那年我跟社员们一起凌晨三点钟起床吃饭，四点钟下到地里去割麦子。每两人一畦，这一畦随说不是一望无际，但是也有一公里长。那天有备而来的我，一撒欢，一发狠，按当地农民的话讲，叫作“惊车了”，我就割了个全村第一名。村里的那些壮小伙子们都看傻了，说怎么就让个城里来的知青拔了头份了？一检查质量，是又快又好，不服都不行。立刻，我在当地乡间声名大振，成了家谈巷议的传说。接下来有不服的就跟我叫上劲了，你追我赶的，那年生产队的麦收比往年提前完成了三天。随后是场里脱粒扬场的活，我跟社员们一起日夜鏖战，干得我汗水沾上尘土看上去跟非洲人似的，吐出痰就跟芝麻酱一个样。有村里小伙子说了，哪有这么干活不要命的，简直就是个流氓。
那天正在场院里干活，突降暴雨，社员们纷纷进屋避雨。我看到场院儿里有一台扬场机在雨中闪起了火花，没多想，找了个化肥袋子冲过去准备把它盖上------冲到距离它一两米的地方时，忽然脚下一抖，一股电流袭上全身------我立刻明白，完了，触电了，学过，这叫跨步电压------再没机会多想，只觉得眼一黑，就一头栽了下去-----
是我命不该绝，这一栽，脚下一滑，没有往前倒，是往后倒的，竟然一下子摔出了圈外。没有摔伤，跨步电压也没有了，算是又捡回一条小命。
其实我们本来是可以不插队的。1971年邓小平曾一度出来主持工作，北京恢复了高中教育，并且说，以后高中生毕业后就可以直接上大学了。在党的召唤下，我们在干校的孩子们就全赶回了北京，成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高中生。回京后我在北京第八十中学就读，那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重点中学，师资力量很强，实验室设备也好，再加上我已历经坎坷，觉悟人生，所以学习十分刻苦，成绩自然是门门优秀。踌躇满志的我就只等着高中毕业后考大学了。那时在老师的眼里，我们这些在班里总成绩排在前五名的所谓尖子学生，不是考得上考不上大学的问题，而是考哪个学校？考文科还是考理科的问题，以至于成为学校里文理科老师争夺的对象。但是到了72年下半年，国内政治形势突变，出了张铁生和黄帅事件，全国搞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们想考大学的愿望和努力就全成了泡影。高中毕业后，就只有再响应党的号召，走下乡插队这一条路了。
下乡插队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因为我已经很明白，早晚有回城之日。当初我去河南干校的时候，我妈就说要扎根农村了。她说，我有三个儿子，劳动力够了，甚至都开始给我们物色对象了，我记得当初为我物色的是一个叫关大芳的当地农工的闺女------ 不是最后我们也都回来了吗？再说，我有过三年在河南干校里干农活的锻炼，插秧，割麦，推土，挑担，样样精通。对跟我一起去插队的其他伙伴来说，这些艰苦的农村劳动苦不堪言，于我，却可以大显身手。我甚至还特意为插队利用暑假去学了电工，安灯装表，栽杆架线，样样都学，准备下到农村去后为贫下中农做更多的服务。我的目标很明确：把插队当成一场步入社会锻炼自己的社会实践。按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要不断的为自己今后的发展积累“正能量”，如果可能，就争取被保送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也许有人会说，你那时左的很嘛。其实不是左，那时曾有人邀我一起去延安，说反正逃不了插队的命运，不如干脆搞的动静大点。我谢绝了邀请，我不想搞什么轰动的社会效应，也不想当什么英雄模范，只想按照自己的计划实现自身完善的目标。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志愿开始我的插队生活的。劳动事事争先尽力，不管多累，晚上也要看会儿书，不让学文化课，通读毛选四卷总可以吧，就当好文章来读。那时还搞“批林批孔”，正好给我机会读读四书五经。
下到乡里不久，就赶上了“双抢”季节。所谓“双抢”就是初夏时的抢种抢收：把去年播种已经成熟的冬小麦从地里收上来，并在雨季到来前脱粒，晒干，入库。而且还要及时种上玉米高粱等大秋作物。因为农时不等人，所以用个“抢”字，是农业生产中最忙最累的季节。
那年我跟社员们一起凌晨三点钟起床吃饭，四点钟下到地里去割麦子。每两人一畦，这一畦随说不是一望无际，但是也有一公里长。那天有备而来的我，一撒欢，一发狠，按当地农民的话讲，叫作“惊车了”，我就割了个全村第一名。村里的那些壮小伙子们都看傻了，说怎么就让个城里来的知青拔了头份了？一检查质量，是又快又好，不服都不行。立刻，我在当地乡间声名大振，成了家谈巷议的传说。接下来有不服的就跟我叫上劲了，你追我赶的，那年生产队的麦收比往年提前完成了三天。随后是场里脱粒扬场的活，我跟社员们一起日夜鏖战，干得我汗水沾上尘土看上去跟非洲人似的，吐出痰就跟芝麻酱一个样。有村里小伙子说了，哪有这么干活不要命的，简直就是个流氓。
那天正在场院里干活，突降暴雨，社员们纷纷进屋避雨。我看到场院儿里有一台扬场机在雨中闪起了火花，没多想，找了个化肥袋子冲过去准备把它盖上------冲到距离它一两米的地方时，忽然脚下一抖，一股电流袭上全身------我立刻明白，完了，触电了，学过，这叫跨步电压------再没机会多想，只觉得眼一黑，就一头栽了下去-----
是我命不该绝，这一栽，脚下一滑，没有往前倒，是往后倒的，竟然一下子摔出了圈外。没有摔伤，跨步电压也没有了，算是又捡回一条小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