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第三次面对死神是在1973年,那年我十八岁,正在北京市通县马头公社大香仪大队插队。
其实我们本来是可以不插队的。1971年邓小平曾一度出来主持工作,北京恢复了高中教育,并且说,以后高中生毕业后就可以直接上大学了。在党的召唤下,我们在干校的孩子们就全赶回了北京,成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高中生。回京后我在北京第八十中学就读,那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重点中学,师资力量很强,实验室设备也好,再加上我已历经坎坷,觉悟人生,所以学习十分刻苦,成绩自然是门门优秀。踌躇满志的我就只等着高中毕业后考大学了。那时在老师的眼里,我们这些在班里总成绩排在前五名的所谓尖子学生,不是考得上考不上大学的问题,而是考哪个学校?考文科还是考理科的问题,以至于成为学校里文理科老师争夺的对象。但是到了72年下半年,国内政治形势突变,出了张铁生和黄帅事件,全国搞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们想考大学的愿望和努力就全成了泡影。高中毕业后,就只有再响应党的号召,走下乡插队这一条路了。
下乡插队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因为我已经很明白,早晚有回城之日。当初我去河南干校的时候,我妈就说要扎根农村了。她说,我有三个儿子,劳动力够了,甚至都开始给我们物色对象了,我记得当初为我物色的是一个叫关大芳的当地农工的闺女------ 不是最后我们也都回来了吗?再说,我有过三年在河南干校里干农活的锻炼,插秧,割麦,推土,挑担,样样精通。对跟我一起去插队的其他伙伴来说,这些艰苦的农村劳动苦不堪言,于我,却可以大显身手。我甚至还特意为插队利用暑假去学了电工,安灯装表,栽杆架线,样样都学,准备下到农村去后为贫下中农做更多的服务。我的目标很明确:把插队当成一场步入社会锻炼自己的社会实践。按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要不断的为自己今后的发展积累“正能量”,如果可能,就争取被保送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也许有人会说,你那时左的很嘛。其实不是左,那时曾有人邀我一起去延安,说反正逃不了插队的命运,不如干脆搞的动静大点。我谢绝了邀请,我不想搞什么轰动的社会效应,也不想当什么英雄模范,只想按照自己的计划实现自身完善的目标。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志愿开始我的插队生活的。劳动事事争先尽力,不管多累,晚上也要看会儿书,不让学文化课,通读毛选四卷总可以吧,就当好文章来读。那时还搞“批林批孔”,正好给我机会读读四书五经。
下到乡里不久,就赶上了“双抢”季节。所谓“双抢”就是初夏时的抢种抢收:把去年播种已经成熟的冬小麦从地里收上来,并在雨季到来前脱粒,晒干,入库。而且还要及时种上玉米高粱等大秋作物。因为农时不等人,所以用个“抢”字,是农业生产中最忙最累的季节。
那年我跟社员们一起凌晨三点钟起床吃饭,四点钟下到地里去割麦子。每两人一畦,这一畦随说不是一望无际,但是也有一公里长。那天有备而来的我,一撒欢,一发狠,按当地农民的话讲,叫作“惊车了”,我就割了个全村第一名。村里的那些壮小伙子们都看傻了,说怎么就让个城里来的知青拔了头份了?一检查质量,是又快又好,不服都不行。立刻,我在当地乡间声名大振,成了家谈巷议的传说。接下来有不服的就跟我叫上劲了,你追我赶的,那年生产队的麦收比往年提前完成了三天。随后是场里脱粒扬场的活,我跟社员们一起日夜鏖战,干得我汗水沾上尘土看上去跟非洲人似的,吐出痰就跟芝麻酱一个样。有村里小伙子说了,哪有这么干活不要命的,简直就是个流氓。
那天正在场院里干活,突降暴雨,社员们纷纷进屋避雨。我看到场院儿里有一台扬场机在雨中闪起了火花,没多想,找了个化肥袋子冲过去准备把它盖上------冲到距离它一两米的地方时,忽然脚下一抖,一股电流袭上全身------我立刻明白,完了,触电了,学过,这叫跨步电压------再没机会多想,只觉得眼一黑,就一头栽了下去-----
是我命不该绝,这一栽,脚下一滑,没有往前倒,是往后倒的,竟然一下子摔出了圈外。没有摔伤,跨步电压也没有了,算是又捡回一条小命。
其实我们本来是可以不插队的。1971年邓小平曾一度出来主持工作,北京恢复了高中教育,并且说,以后高中生毕业后就可以直接上大学了。在党的召唤下,我们在干校的孩子们就全赶回了北京,成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高中生。回京后我在北京第八十中学就读,那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重点中学,师资力量很强,实验室设备也好,再加上我已历经坎坷,觉悟人生,所以学习十分刻苦,成绩自然是门门优秀。踌躇满志的我就只等着高中毕业后考大学了。那时在老师的眼里,我们这些在班里总成绩排在前五名的所谓尖子学生,不是考得上考不上大学的问题,而是考哪个学校?考文科还是考理科的问题,以至于成为学校里文理科老师争夺的对象。但是到了72年下半年,国内政治形势突变,出了张铁生和黄帅事件,全国搞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们想考大学的愿望和努力就全成了泡影。高中毕业后,就只有再响应党的号召,走下乡插队这一条路了。
下乡插队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因为我已经很明白,早晚有回城之日。当初我去河南干校的时候,我妈就说要扎根农村了。她说,我有三个儿子,劳动力够了,甚至都开始给我们物色对象了,我记得当初为我物色的是一个叫关大芳的当地农工的闺女------ 不是最后我们也都回来了吗?再说,我有过三年在河南干校里干农活的锻炼,插秧,割麦,推土,挑担,样样精通。对跟我一起去插队的其他伙伴来说,这些艰苦的农村劳动苦不堪言,于我,却可以大显身手。我甚至还特意为插队利用暑假去学了电工,安灯装表,栽杆架线,样样都学,准备下到农村去后为贫下中农做更多的服务。我的目标很明确:把插队当成一场步入社会锻炼自己的社会实践。按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要不断的为自己今后的发展积累“正能量”,如果可能,就争取被保送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也许有人会说,你那时左的很嘛。其实不是左,那时曾有人邀我一起去延安,说反正逃不了插队的命运,不如干脆搞的动静大点。我谢绝了邀请,我不想搞什么轰动的社会效应,也不想当什么英雄模范,只想按照自己的计划实现自身完善的目标。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志愿开始我的插队生活的。劳动事事争先尽力,不管多累,晚上也要看会儿书,不让学文化课,通读毛选四卷总可以吧,就当好文章来读。那时还搞“批林批孔”,正好给我机会读读四书五经。
下到乡里不久,就赶上了“双抢”季节。所谓“双抢”就是初夏时的抢种抢收:把去年播种已经成熟的冬小麦从地里收上来,并在雨季到来前脱粒,晒干,入库。而且还要及时种上玉米高粱等大秋作物。因为农时不等人,所以用个“抢”字,是农业生产中最忙最累的季节。
那年我跟社员们一起凌晨三点钟起床吃饭,四点钟下到地里去割麦子。每两人一畦,这一畦随说不是一望无际,但是也有一公里长。那天有备而来的我,一撒欢,一发狠,按当地农民的话讲,叫作“惊车了”,我就割了个全村第一名。村里的那些壮小伙子们都看傻了,说怎么就让个城里来的知青拔了头份了?一检查质量,是又快又好,不服都不行。立刻,我在当地乡间声名大振,成了家谈巷议的传说。接下来有不服的就跟我叫上劲了,你追我赶的,那年生产队的麦收比往年提前完成了三天。随后是场里脱粒扬场的活,我跟社员们一起日夜鏖战,干得我汗水沾上尘土看上去跟非洲人似的,吐出痰就跟芝麻酱一个样。有村里小伙子说了,哪有这么干活不要命的,简直就是个流氓。
那天正在场院里干活,突降暴雨,社员们纷纷进屋避雨。我看到场院儿里有一台扬场机在雨中闪起了火花,没多想,找了个化肥袋子冲过去准备把它盖上------冲到距离它一两米的地方时,忽然脚下一抖,一股电流袭上全身------我立刻明白,完了,触电了,学过,这叫跨步电压------再没机会多想,只觉得眼一黑,就一头栽了下去-----
是我命不该绝,这一栽,脚下一滑,没有往前倒,是往后倒的,竟然一下子摔出了圈外。没有摔伤,跨步电压也没有了,算是又捡回一条小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