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
首先谢谢诸位的光临以及对此次发布会的鼎力支持。不久前，作家沙叶新曾引用“国歌”中的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来形容当今中国的现实。这话虽然显得有些偏激，但从某个方面来看，我亦深有同感，我的这本书就是表达对于中华文化现状的忧思之情。产生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是跟我自己的家世身世都有关的。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的年代，就在日寇攻占南京之前的一星期，我母亲怀着我，跟随父亲带领着全家仓皇离开南京，躲到安徽一处偏僻的小山村生下了我。之后，全家又逃难到武汉、广州、香港，再折回到上海的法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鬼子占领租界，父亲无路可逃了，只有带着我们重新回到日寇占领下的南京，躲在中华门城墙根下的一座破房子里，在那里我度过了自己的幼年。我们之所以不停地逃难，是跟我父亲有关的：他是江南水师学堂的第三期学员，这里出了许多晚清及民国的海军高级将领。我父亲就曾率领着“海容”、“海琛”号巡洋舰两次巡航南中国海，驱逐日本商人和日本海盗，成为第一批中华民国授衔的海军高级军官。对于这些人，日本鬼子是下决心要抓捕的。父亲的学生、我儿时常常见面的王伯伯、海军少将王寿廷将军就不幸被日本人抓住，严刑拷打，灌辣椒水，最后“肺都烂了”，但他坚不吐实，英勇牺牲。我姐夫严开运参加过保卫南京的战斗，亲见到日本人的大屠杀，抗战胜利后，代表中国军队参加了日本人在南京的受降仪式；我大哥汪曼生是早期的共产党，支援并参加了十九路军保卫上海、抗击日寇的战斗，组织过上海城市抗日游击队，后来被派往江西“苏区”任宣传部长，在毛泽东的“肃反AB团”中被残酷杀害，后追认为“烈士”……我之所以要讲这些，一来是可以加深了解我的书；二来是为了回答最近安倍发表的言论，他要我们邻国尊重日本的历史，因为他为本国的侵略历史深感自豪。对不起，我和我家族所亲历的却是日本法西斯的残酷兽性和卑鄙无耻。
我一生经历了法租界时期、日伪时期、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时期、最后晚年移民国外，可以说浓缩了四分之三世纪中国的历史，儿时的记忆在我心灵打上深深的烙印，我的家世身世必然使我带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对国共两党“兄弟阋于墙”的内斗感到痛心和厌恶。当我移民到澳洲后，每想起、每闻及国内那些令人揪心的事，常令我彻夜难眠。
这些年来，国内的发展从硬件层面看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危机却越来越深了，可说是内忧外患，内外交困。我很同意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危机在于社会组织的基础（包括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已被彻底破坏。而在我看来，最根本的是全民价值观的毁灭。这个民族已经失去了灵魂，失去了脊梁骨（除了民族主义还能引起一阵躁动）。看看每天网上暴露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丑闻，便可一目了然。
造成它的原因，我认为与二十世纪这场农民革命有关。这场革命以空想的共产主义为目标，开始时还带有乌托邦理想主义的色彩，因而表现出某种勃勃生机，以后随着理想在实践面前的碰壁，终极追求也随之消失，从而更多地表现出农民革命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特征，具体表现在一切为了夺取政权并试图永久为其后代保持政权的努力上。为了这个目的，一切人类创造的进步价值观都成了夺取政权保持政权的宣传手段，而并非是必须坚持实现的目标。没有规则就成了这场革命的最大规则。
这种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倾向在毛泽东身上表现最为突出。他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把这两者放在一起充分说明毛泽东绝非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如他所说他也只读过几本马克思的小册子，因此他与马克思的彻底民主主义思想以及个人自由解放思想是完全绝缘的。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那里就只是个实用主义的招牌，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至于其他西方所提倡的“普世价值观”他也是为我所用：延安时期，他起劲地用自由、民主、平等来攻击国民党，可是当王实味等知识分子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延安实行时，却被砍掉了脑袋。等到建国后，他主持制定了“宪法”，但你却决不能按“宪法”去做，他也从不买“宪法”的帐。他的这一特点让许多认真的知识分子吃尽了苦头，纷纷掉进了陷阱，付出一生甚至是家破人亡惨重的代价。
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可以说是那一代领导人的通病，就连刘少奇也说过，干革命就像是开飞机到莫斯科,“左一下右一下”就开到了，至于邓小平的“摸”和“猫”论，就更为人所熟知了。
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倾向造成我们的官方价值观缺乏科学性和理论严密性，有的前后矛盾，甚至连基本形式逻辑都不遵循，更经不起推敲。比方说坚持马克思主义，那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元祖级人物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言”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的新发展，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断然否定普列汉诺夫的对立面列宁主义。如果再把马克思主义跟列宁主义硬拉在一起就是违背了最基本的逻辑矛盾律。
再比如我们说“要坚持中国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好不好？当然好！但我们必须搞清楚“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什么，首先就应该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制，以及体现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公民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然而，中国现存的社会主义因素到底还有多少呢？不客气地说，这是颇令人生疑的。“根据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市民 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⑴至于社会保障体系，如果没有胡温时期所推行的水平极低的保障体系全民覆盖，剩下的简直就乏善可陈了。
造成财产高度集中的起因还是在于这场革命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性质。起始于上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形成第一次国人财富的大集中，个人的财富集中到国家和集体的手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国营企业的低效益要求进行体制改革，于是国营企业一夜之间成为独立法人经营的实体，原先的国有经济变成股份制。根据以往不成文的规定，国营企业都由高干子女负责，以体现毛泽东关于接班人要交给“自己的娃娃们”的指示精神。改制后，这些财产就顺理成章的成为这些子女们的私有财产（由于银行、资产、资源统统掌握在他们手里，因而他们把国有财产转化为私有财产仅仅是把钱从这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的程序问题）。如果说第一次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其赎买政策还没造成很大的麻烦，那么重新把公有财产转化为私有财产就彻底颠覆了前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性质，也彻底颠覆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于是就造成对全国人民财产的两次大掠夺（用主流话语讲，就是“造成国有资产的大流失”）。我完全同意陈行之教授“中国确实存在一个‘掠夺集团’”的结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主流理论界是故意装糊涂。对比前苏联的解体，他们还把国家的财产分作每人几万卢布，以体现原先全民劳动成果的公平退还。中国没有这么做，就把国有资产糊里糊涂地塞进了私人的腰包，一夜暴富就是这样形成的。取而代之的却是千百万工人的下岗失业……这就是今日中国社会矛盾的核心问题，如果说这就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要义，能让人心服口服吗？
再说今天世界的社会主义潮流已分为三：一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一是原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生长出的社会主义成分（如美国、澳大利亚的全民福利保障体系，都不是资本主义所原有的）；还有就是已被历史证明失败和造恶多端的列宁主义体制（今天的中国、北朝鲜、越南皆脱胎于此）。三厢比较，凭什么说人家都是“邪路”，就我们以牺牲数千万“人民”生命、 制造成千上万桩冤案为代价的道路是“正路”？
如果真正想坚持“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道路，合理的做法就应该是让全体国民都成为国有企业的股东，他们理应得到国有经济的分红。这才是应有之义。
执政党价值观的高度混乱，缺乏逻辑，或曰毫无经得住推敲的价值观坚守，就必然造成全民价值观的彻底丧失⑵。我很同意网民金满楼的话，他说：“中国逻辑就在于：你跟他讲道理，他就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就跟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他就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就跟你摆事实讲道理。你若跟他摆与讲，他就跟你耍流氓…… ”这里说的“他”，是金满楼避讳的修辞法，但指向是十分明确的。也就是说，你始终不知道他们讲的哪句话是当真的，我们也不知道这场革命到底有没有终极的形而上的目标，这让小百姓何所是从呢？
失去价值观的后果就是国民素质的劣质化，具体表现为：流氓型（公民无行为准则，无道德底线，蛮不讲理，它的“大练兵”始于“文革”）；贿赂型（所有社会行为都打上利益需求的烙印，并以金钱、肉体、利益交换为润滑剂，包括宗教也不例外）；互虐型（以邻为壑：你用三聚氰胺，我用地沟油等等等等）。这股劣质化潮流甚至走出国门远销国外。
出现这三个特征是社会行将解体的症候，是文明灭绝的前兆，这绝非杞人忧天！历史上许多优秀的文明都是毁于一旦的，辉煌的古希腊文明毁于全民的奢靡，宋代王朝的GDP占全世界一半以上仍亡于异族……更何况今天的中华文明由于我们顽固地拒绝“普世价值”，在跟世界先进文明竞争中已屡屡显露颓势。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难道我们真要让辉煌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毁灭在我们这一代人之手吗？
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书中我还专门谈到了“灵魂”和“生死奥秘”的问题，而且还放在了第一篇。这也许就是经销我这本书的香港三联书店把它划入“哲学类”的原因之一吧。
思考“灵魂”我亦由来已久，多年前我就出版过一部文化大散文《灵魂之门》，颇受读者欢迎，还再版发行过，现在我对它的思考更趋成熟了。
促使我思考这个问题还是跟本书的文化忧思主题一致的，因为我在忧虑中华文明现状的同时，更深深忧虑中化文化的振兴乏力。在经历过去大半个世纪的大摧残大破坏之后，中国人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唯一相信的只是钱。中华儒学到了晚清也全然失去了形而上的冲动。我们该怎么办？我想到了“生死”和“灵魂”。这是哲学的终极问题，也是二十一世纪科学最具挑战性、最可能取得突破的前沿问题，而它又是中华古老哲学核心“道”最具创造力的领域。用最新的科研成果与中华古老哲学结合有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文明的曙光。这里触发我思路的还因为出现了两个轰动西方世界的事例。
一件是英国六岁儿童卡梅伦找到并认出四十年前“前世”自己的住房且报出他父母亲姓名经调查核实的事。此事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世界的轰动。我很建议诸位在网上点击看看英国电视五台摄制的纪录片“The Boy Who Lived Before”(“这个男孩曾经活过”），它相当真实、严肃，严谨，实事求是，完全没有哗众取宠的意思。就连孩子的母亲，也并不想去借此扩大影响捞取实惠，而是要求媒体和周边的人们从此不再打扰他们，不要影响卡梅伦的健康成长，“因为他还是个孩子”。按照参与调查的学者们的话说这件事情的确存在，但“无法解释”。
我以为，这事例很有研究的价值。因为我们知道任何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都起始于对某些个别“例外”的研究，从而揭示出背后隐藏着的普遍性规律，居里夫人通过对沥青矿中放射性变异的研究发现了元素“镭”、达尔文在克格伦岛通过岛上生物的变异创造了“进化论”，无数科学史實都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这些变异开始都是“无法解释”的。
卡梅伦的事例说明了“灵魂”具有穿越生死两界的能力。另一个事例是美国神经学医生爱本 亚历山大所作的关于自己以及无数濒死病人的死亡体验的研究，他的成果就是轰动西方的《天堂确实存在》一书。它们都证实了“灵魂”的确有独特的存在状态。正如新近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所证实的那样，灵魂是一种“超弦”。这都证实了我在文章中的观点。我想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
超弦振动产生了物质，超弦振动也产生了灵魂。
思考它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华文明将失去的终极价值重新找回来。正如许多网民的评论所言，如果“灵魂”真能超越，那么我们每个人就得认真思考该对自己的一生负何等责任、该对自己的灵魂的纯洁性如何认真对待了。这就解决了中华文明的终极思考的问题，对它的突破性研究，有可能让中华民族重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因而重新焕发出活力。
在中国，“灵魂学”的研究是个主流话语不允许的领域，庸俗唯物论大行其道的结果就是它的补充——伪科学盛行，陷入前道长李一、后神汉王林等各类神仙的骗局之中。而在西方，“灵魂学”早已成为显学。正像马赫的哲学研究启发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对“灵魂”的哲学研究有可能为物理学的最终解决提供正确的思路。我希望自己的尝试能得到读者的共鸣，并最终能让中国人找到自己的正确人生定位。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华文明在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候，也正是它破茧待出重新焕发青春之时，一切海内外华人，为振兴中华文化应该共同担当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谢谢诸位听我的唠叨。
2013.7.22
注⑴：引自网上文章：“辛子陵：挑战两报一刊 推倒划界理论（一次被取消的演讲）”
注⑵：什么是价值观？就是人们愿意以生命为代价来换取的目标。这个基本概念估计主流理论家懂的人很少，因此提出来的口号常常缺乏严谨的逻辑性。如果要想让人们为他们提出的口号去自愿付出生命，那它就必须经得起公众的讨论、辩论、反驳、质疑、最后还要经得住实践检验，然后才能化为公众自觉的信仰。不容置疑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就是一种理论绑架，就是一种理论流氓行为。最近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公平、公正”，我以为在中共理论史上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一是他严肃正式地提出了中共的价值观而且用的是“普世价值观”，它超越了时间、空间界限（古代中国有“天下为公”；今天的澳大利亚价值观核心就是“fair go”.老“左”们能说世上没有“普世价值”吗？）二是谢天谢地，习近平没有在“公平、公正”前面加上什么“无产阶级”的定语，这一直是某些人的一种经不起质疑的霸道理论。习近平的“公平、公正”价值观如真的能够坚持贯彻，就有可能挽救了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