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忆旧
31年前（1982年）初春，我冒着冰天雪地的寒冷天气，从南方广州去到地处北国的长春电影制片厂采访组稿，我的采访目标之一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导演常彦，因为他在不久前拍摄的故事片《保密局的枪声》在全国各地上映后，被公众和评论界认为，这部影片是对“四人帮”在十年文革浩劫中长期以八个“样板戏”垄断文艺阵地、扼杀文艺百花的有力反击和批判，而且是用新创作的作品来批判，是新时期电影界出现的新气象，是影坛上绽放的一朵奇葩。
由于我过去对常彦了解不多，只听说他不但懂得导演和编剧，又长于摄影和表演，还熟悉音乐和美术，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所以这次对他进行采访时，我先请他介绍一下他的从影经历。原来，祖籍山东、1932年在齐齐哈尔出生的常彦，14岁就参加了革命，在东北民主联军一个文工队当队员，不久又成为东北文艺工作团的团员。那时的文工团，既不正规化，又无专业化，为了宣传，需要演戏就演戏，需要唱歌就唱歌，有时还要弄弄乐器，许多团员都要做多面手。常彦也因此练就了多种本领，虽然他那时什么都还说不上精通，但这对他才能的增长和日后的发展，却起了很大的作用。他1949年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时是当一般演员。到了20岁那年，演大人嫌他年纪小，演小孩又嫌他岁数大，角色比较难安排，那时他正在谈恋爱，他爱人姜欣是搞摄影的。小姜极力主张他也去学摄影。而常彦本来喜欢唱歌，又会玩乐器，小提琴、钢琴、小号等，都能摆弄摆弄。但后来也许是受到爱情力量的推动吧，他还是被小姜说服去学摄影了。那时学摄影有两条路供他选择，一是在厂里当摄影助理，一是进专业学校学习，常彦选择了后者。于是，从1952年至1954年他去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学完回厂后，做过一段摄影助理。1956年，厂里又派他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修，这样，他又在东德德发电影制片厂实习了3年摄影，从而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59年常彦学成回国，先后单独或与人联合当过《再生记》、《冬梅》、《雁鸿岭下》等片的摄影。
我问常彦，那你怎么又当起导演来呢？而且能拍出《保密局的枪声》这样优秀的作品呢？常彦说，他对导演工作是很有兴趣的，粉碎“四人帮”之前，他已尝试过当导演，单独或与人合作，拍过《长城新曲》等片，但成绩平平，没有什么特色。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对“四人帮”推行的极左文艺路线展开大批判，当时他接触到一个以解放前夕国共两党在上海的地下斗争为内容的历史故事，觉得很有特点,决定把它拍成电影,厂里又让他担任导演兼摄影。常彦抓紧这个机会，决定要通过创作实践，大破“四人帮”搞样板戏那套理论，如他们散布的以“三突出”为中心的种种谬论，有意识地打破他们设置的条条框框，从艺术创作的固有规律出发，努力塑造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艺术形象。比如，“四人帮”规定正面人物不能有缺点,要描写成高、大、全的形象，完美无缺。常彦却写了影片中的正面人物刘啸尘的缺点和失误，写出他的成长过程。比如，特务头子第一次考验他时，设计抓捕和摧残一个我方女地下工作者，以观察他的反应。刘啸尘由于不够老练，动了震惊难过的感情，被敌人觉察，使他处于被动地位。后来他在危急关头果断地击毙了特务组长和叛徒，并用枪自伤来迷惑敌人，随后又经过曲节的斗智斗勇，才得到新来的特务头子的信任并最终取得胜利。这是常彦有意识地冲破“四人帮”的忌讳来做的。
摄影方面，这部影片无论在光线布局、场面调度、人物刻画上，也尽力摆脱“四人帮”那套“我大敌小、我仰敌俯、我明敌暗”等死板程式，而从实际需要出发，真实地去表现人物关系，不仅我方人员形象姣好，英俊潇洒；敌人也西装革履，威风凛凛。但谁好谁坏，由观众通过整个事件去辨识，而不是让人物一出场就贴上标签。又如敌人拷打地下工作者周甫祥时，常彦就用仰角去表现敌人。因为周甫祥当时被打翻在地，从他来看敌人，当然应是仰角，而且仰得很厉害，几乎把敌人衬到天花板上，显得凶残丑恶。但结果并没有“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反而给人以真实可信的感觉，因而受到观众和评论界的赞赏。整部影片由于拍得生动感人，大受观众欢迎。据说当年曾作过统计，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多达6亿人次。
常彦说，电影是综合艺术，但主要是视觉艺术，所以摄影很重要，摄影与导演的关系特别密切。他过去当摄影师，导演的意图都要通过他的摄影机来体现。现在他自己当导演，自然思路清晰，心中有数，在构思情节的过程中，他脑子里不断出现画面。他处理过的分镜头剧本，别人看了就像看影片一样具体,全、中、近、远、正、侧、明、暗等等景观设计，都写得清晰分明。例如，他拍《情天恨海》片中海边的那场戏，剧中人钟离孝贞与朱凤阳在谈话，由于怀念大陆的亲人，朱凤阳决定泅海到大陆，常彦在剧本上注明要用长焦距镜头拍摄，影片要拍出两人的全身，按一般拍法，只能距离5米左右，他为了让海水的衬景出现在人物背后，以表现他们的心情像海水一样翻腾激荡，便用长焦距镜头，把他们的距离推远50倍（即250米），而仍然拍出人物的全身。像这样的设计，如果没有当过摄影师，是很难想象出来的。摄影的本领，对于导演考虑场面构图、演员调度和加强景物的镜头感方面，用处特别显著。由于熟悉摄影的特性，常彦在构思镜头时思路活跃，想象丰富。如《情天恨海》中有关香港的街道外景，如果用布景拍摄，真实性较差，他突然想起可以委托香港凤凰影业公司在香港实地代拍。于是拟出了20多个镜头的详细拍摄提纲，如表现人物坐在汽车内看到的街景等，把这些素材拍回来，然后穿插使用。结果许多观众甚至厂的一些领导看后都以为摄制组真的到过香港拍摄哩。
由于常彦懂得音乐，他对影片的作曲者常常能够提出切合剧情实际的要求，有时还可以自己直接选用音乐素材。如拍《保密局的枪声》时，他就找了一些1946-1949年的旧唱片来配乐，把当时的环境气氛渲染得分外逼真。拍《情天恨海》时，他又自己选了一些现成乐曲来配用，对于表达人物情绪、营造环境气氛都收到很好的效果。
说到美术方面，常彦也有一套，他懂得画水粉画、油画和速写。他的导演方案，许多场面就是自己画的。导演懂得美术也很重要，比如有关服装颜色的设计，就可以向美工人员提出具体的要求。如《情天恨海》中两个青年人在海边谈话那场戏，自然景只有两种颜色：褐黄色的沙滩；蓝色的海洋和天空。为了更好地衬托人物的心情，在服装设计上常彦选择了清淡的中性色彩，让女的穿淡黄色的上衣、白裤，男的穿橙色的上衣、红裤，这样看起来比较和谐，人物也突出了。因此，常彦认为，当导演，各种知识都应懂得一点，因为导演是整部影片的总指挥，需要同各种专业人员合作，导演只有成为“杂家”，才能顺利地开展工作。
当年拍《保密局的枪声》获得出色成就以后，几十年来，常彦又拍了《心灵深处》、《路边吉他队》、《在被告后面》、《女警神威》等一系列作品，都为观众所喜爱。他如今已年逾八旬，离休也有多年了，但作为一个国家一级导演，他还不时关注着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