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最近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是滋生腐败的根源。他认为，问题的解决，要从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着手，主要是政府管得太多、政府机构臃肿、权力过于集中并缺乏制约这三个方面。
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最近提到，“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意思也是说，约束政府权力就要靠体制改革。
中国政府的体制改革，其实一直都在改，正如温总在讲话中所说，“单是改革开放以来，已先后进行了六次以政府机构改革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且还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人们同时也看到，腐败还是愈演愈烈，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也依然如故。
显然，中国在这里遇到了更深更大的问题。
明知道政府管得太多不好，可为什么那只“看得见的手”还是不断伸出来？明知道政府机构臃肿不好，可为什么精简机构这个事还是进行不下去？明知道权力过于集中不好，可为什么分拆权力、制约权力又做不到？人们真正的质疑实际上是在这里。
假若现在要把一只老虎关进笼子里，人们决不会怀疑这件事做不成，凭着人类的本事，再能扑腾的老虎也一定可以被关起来。可见，权力这个东西远比老虎要厉害得多。以前是并不真想关，或是光说要关实际上不关，现在是真的要关了但却关不住了。
什么老虎这么厉害？——没错，超级老虎！
在我看来，中国的公权力就是一种超级公权力，有着与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同的“身世”和特点；如果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其他国家的公权力，以为照搬人家的制度和措施即可将其约束住，那就犯了大错。
首先看一下中国超级公权力的“身世”，也就是其历史由来。
帝制时代的中国，就有了超级公权力的前身，也就是无所不在、无远弗届的皇权。皇权本质上是皇帝一个人的私权力，功用上却是公权力，因为它统辖一切公共事务，并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共同目的，如疆土防御、治水、平乱等。在“百代秦政”的中国，除了分裂割据的时期，在大一统的皇权之外没有其他与之并立对峙的私权力，所以那时的公权力就已经具备了超级公权力的形式。
1911年辛亥革命，两千多年的帝制被推翻，清室退位，那个公私合一的超级权力，被整体地转让给了人民。
整个民国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公权力崩溃、私权力群起的历史。正如孙中山所言，打倒了一个大皇帝，冒出来无数个小皇帝。其中的详情不再赘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经过镇反、工商业改造、反右、农业集体化等运动，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彻底铲除了中国境内所有大大小小的私权力，包括私人财产权，通过全面实行了公有制建立起了历史上空前强大的超级公权力。
当下中国这个引起众多问题的超级公权力，其直接的前身，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那个在广度、深度和强度上都堪称史上最大的超级公权力。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其本质，就是通过重新发育市场经济、私有经济，重建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平衡。表面上看，三十年来，私权力的重新崛起抢占了半壁江山，形成了与公权力并立和对峙的局面；但实际上，由于这个转型是从超级公权力结构开始的，因此必然是一种由公权力决定一切的进程，包括私权力崛起的领域、速度、规模以及与公权力之间的边界和对比。所以，也仍然是一种超级公权力。
这就是中国超级公权力与众不同的身世，无论是其帝制时代的“前世”、毛泽东时代的“近世”，还是现如今的“现世”，都有着独一无二之处，无从对照和比较。
重要的是，身世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今天的一切都是其结果。在历史上，正是依靠超级公权力维持了强盛的中华帝国；近代以来，也是依靠超级公权力完成了现代国家的建国和现代化转型；改革开放后，还是依靠超级公权力实现了私权力的重新崛起。今天的问题是：这只超级老虎所有的历史任务都接近完成了，继续让它留在笼子外面已经只有祸害没有益处、只会助长腐败不会创造成就了，所以，现在是把它关进笼子里的时候了。
这就是“中国式反腐”的真实剧本。
看懂这个剧本，认清楚每次提到反腐时必会提到的那个权力到底是什么权力、哪个权力，才能明白中国反腐的与众不同和独一无二之处，才不会去盲目地追随西方。
简单对照一下即可看清，西方从未有过超级老虎，有的只是在历史上一直就很小、从未长大过的小老虎。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没有强权，恰恰相反，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社会一直有比老虎还凶猛许多倍的狮群，就是那一群比政府权力还大出许多倍的私权力——历史上的大地主和大贵族，今天那些富可敌国自成体系的私人跨国公司、私人财团。
中国那些总是拿西方的政府与中国政府相比，从来看不到西方社会的权力主要集中在私权力王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其实就是犯了关于老虎和狮子的识图错误。
避开这个识图错误，看清中国超级老虎这幅“真迹”，也就不难找到中国式反腐的出路了。
无论是哪一种具体方案，出路一定存在于如下这个方向上：进一步平衡公权力与私权力之间的比例，使公权力不再超级，回归到“小政府”的范围，同时逐步使私权力具有超级特性。
显然，这是一个更大的、在很多方面超出了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范畴的社会变革。因为这个变革不仅取决于政府如何做，同时还取决于民间如何做；其难点不仅在于政府如何通过体制改革使公权力这只超级老虎变身为普通老虎、小老虎；更在于民间如何通过成长进步使私权力这一群刚刚复苏的狼群成长为能够在国际战场上搏杀的中国狮群。因为只有狮群这种精英型的、英雄型的私权力集团才有能力对公权力老虎实行真正的制约，才真正有可能与公权力共享“法治”环境，共建“民主”制度。
必须要指出的是，在通往这条出路的道路上，还有邪路和死路。邪路就是伪自由主义之路，无视中国超级公权力的历史由来和自身特点，只管把西方那幅“假画”往中国这幅“真迹”上套，以反腐的名义打死中国的老虎，以自由的名义引来西方的狮子。死路就是民粹主义之路，一味煽动民间私权力与政府公权力的对抗，不等社会变革条件成熟，以反腐的名义打死中国的老虎，以民主的名义释放本土的狼群。
中国新任领导人的反腐大旗已高高举起，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邪路上和死路上也都有人在提出制度建议，在这种形势下，察看清楚出路何在尤其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