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中国人给孩子起名字时，都寄托了某种愿望，或为自己，或为孩子。父母给孩子起个吉祥的名字，愿望当然是好的，不过，孩子的未来是否如父母起名字时所希望的那样，就很难说了。我上山下乡插队山区时认识的一位名叫“守法”的男知青，就是个事与愿违的例子，他的所作所为一点也不守法，而由于他的不守法，也让我和我的插队朋友东德不守法了一次。

我是通过东德与守法相识的，听东德说，前几年闹红卫兵时，守法还是省城某红卫兵游击队的头头，想象中，他当年也是挎枪驾车横冲直闯在街头，带着武装队伍打打杀杀的主，因而我每次与他相见时都有一点肃然起敬之感。

1970年，我和东德都被召集到公社搞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虽没有报酬也不记工分，但管饭，无非是吹拉弹唱跳舞演戏，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辛苦的田间劳作，我们也乐而安之。在宣传队混了一阵，认识了不少公社干部和工作人员，与我们常来往的是几个临时在“群众专政队”里帮忙的复退军人，我和东德时常去他们驻地，用那里的锅灶煮东西，跟他们凑在一块抽烟喝酒打牌吹牛。

所谓群众专政队其实就是变相的警察队，干的是抓人关人审人的活。它设在村边的一个废旧仓库里。山区农村的仓库是木架结构，四周夯一圈土墙，土墙一面开个大门，大门上再挖个小门供人员进出。仓库有两层，土墙只夯到一层为止，不算高，他们几个专政队员住楼上，楼下隔一间大屋作牢房，那里每天总关着人，也不知犯了什么事，我猜想，无非是“地富反坏”四类分子。

入秋后一个逢初一的圩日，四面八方的人都涌来公社所在地赶圩，挑的扛的，买的卖的，人头攒动，比肩接踵，十分喧闹。我和东德也上集市闲逛，想买点米粉，去群众专政队过“生活”（当地农民把改善伙食叫“过生活”，可见在他们心中，平日过的不是生活）。看到不少插队在偏远自然村的知青也来赶圩，我心想，也许会碰上几个熟人，果不其然，没多久就遇见了守法。守法说他只是出来散散心，呆在那个荒僻的山村，整天干的是累死人赚不到钱的农活，吃的是饿不死没肉没油水的饭菜，睡的是多恶梦少美梦的懒觉，时间久了，人都变傻。守法插队的那个自然村就俩知青，说他们孤苦伶仃也不为过。虽然知青命运都一样，被赶出城市，被流放到最艰苦的地方，离乡背井，无依无靠，但我和东德好歹插队在大乡，有几十个知青生活在一起，一人有苦，大家相慰，一人有难，大家相帮，一人打架，大家相助，群进群出，群吵群闹，成一团体，算一势力，当地农民也让我们三分，相比之下，守法他们孤立无助，处境更为悲惨。我们和守法在街头闲聊了几句，理所当然地邀请他跟我们一起去“过生活”。守法很是愿意，只是不好意思，说：

“我空着手，没带吃的，是不是也去弄一点？”

“还要带什么？带嘴巴就行了。”东德爽快地说。

守法还是客气，说：“要不这样，你们先走，我去办点事，随后就来。”

“也好，”我说，“不过，一定要来呀！”

群众专政队的刘队长二十五六岁光景，一米七的个头不算高，但在那个时代，在山区农村，也是壮汉一个。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看起来却比我们老成。听他吹牛说，他参军后第二年就入了党，评上过五好战士，本想好好在部队干下去，可惜因为文化程度太低，干到副班长就止步不前了，到点只好退伍回乡。与他交往中，我总觉得他有满肚子的怨气，也许是出外见过几年世面，不再安心务农了。他仗着自己是党员，有时还会放肆到讲一些出格的话，比如说“我们农民锄地，第一锄是为中央领导，第二锄是为省级领导，第三锄是为地级领导，第四锄头是为县级领导，第五锄是为公社领导，最后一锄才是为自己。”等等。我还觉得他有点霸气，也许是在部队当过副班长，发号施令了几年，也许是搞了“群众专政”工作后，时不时审讯阶级敌人，拍桌子挥皮带，吹胡子瞪眼，大声喝骂威逼，惯成了毛病。

那天中午，我和东德在群众专政队跟刘队长他们几个退伍兵“生活”过得还不错。其实也没什么，无非是清汤米粉多几滴油多几块狗肉（罪过罪过，狗崽子是现抓现宰的），再加一瓶劣酒而已。守法到底还是没来，我们也不在意，本来就是偶尔碰上了客气相邀。酒足饭饱后我和东德回到住处，无事可干就下棋，我哪是东德的对手，让我四子还被他杀得顾此失彼七零八落。几盘棋下来又到了晚餐时间，在公社食堂吃饭时，听人议论说有个知青偷鸡被当地农民抓获后送去群众专政队。我们很好奇，这个知青会是谁呢？一打听，大吃一惊，被抓被关的竟然是守法。

守法是在一条僻静的小巷追扑一只母鸡时，被几个农民看到，慌不择路逃进一条死胡同，寡不敌众束手就擒给送到群众专政队来的。当我和东德去群众专政队看他时，他懊悔地告诉我们，他再傻也不至于傻到在公社所在地在赶圩的日子里去偷鸡，只是因为我们请他“过生活”，不好意思空手来，就想顺手牵羊抓只鸡来凑份，没想到运气太差，狼狈地被抓住关了进来。这时我们才明白，守法刚才说的“办点事”就是去弄只鸡。守法自己觉得很没面子，我和东德也觉得他很丢份，堂堂的一个红卫兵游击队司令，竟然落到这步田地。我感觉守法这次凶多吉少，群众专政队在那个年代毕竟代表官方的权力和法律，虽然守法犯的事不大，但在那个年代，正经良民人身权利都无法保障，何妨他是被抓了现行的偷鸡贼？他这一关进来，不折腾几天恐怕是出不去的。我和东德觉得，守法是因为我们请他吃饭才出事的，我们有责任救他。我们试图跟刘队长说情，看能不能网开一面，放了守法，刘队长立即瞪眼答道：

“我能做这种事吗？他是小偷，我是队长，我有原则，你们不要保他。”

看来刘队长是不顾交情铁面无私了，我们只得安慰了守法几句，说再想想办法，就离开了群众专政队。我问东德接下来该怎么办，东德说：

“能不能找依茂商量一下，让他叫几个知青，把守法抢出来。”

公社所在地的生产大队插队有三十来个知青，他们来自省城同一个中学同一个红卫兵组织，依茂是他们的头目，叫依茂召集十来个男知青大概没问题。但这次毕竟不是一般的打群架，而是去冲击政府专政机构抢“犯人”，恐怕不是所有的知青都愿意干都敢于干的。如果事情闹大了，县公检法系统插进手来，可要吃不了兜着走。当年知青被赶到农村，一肚子怨气，但再怎么撒野犯浑，都有分寸，也还要考虑个人的前途。再者，我们跟依茂他们不是同一大队的知青，如果是我们自己出事，他们能否出手相帮都成疑问，何况是去帮素昧平生的守法？我把疑虑跟东德说后，东德也觉得此路不通。

“要不这样，”我说，“我们半夜去把守法偷出来。”

“偷？怎么偷？”东德有点兴趣。

“当然是神不知鬼不觉，溜进专政队，打开牢房，放走守法。”

“难道专政队夜里没人值班？再说，大门怎么进？牢房怎么开？”东德信心不足。

“聊天时听刘队长说过，他们夜里不用值班，那些犯人老实的很，开着门都不敢跑。再说，他们往哪儿跑啊？跑得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大门开不了可以翻墙进去，我好几次去他们那里，懒得等开门，就是翻墙进去的。至于开牢房，那更容易，你没注意锁牢房的就是普通的挂锁，用万能钥匙一捅就开。”我胸有成竹地说。

“那好，干吧！”东德下了决心。

那年头，国家电网还未拉到山区农村，即使像公社所在地这样的大乡，夜里照明用电也是靠自己建立的小发电厂供应，电流不足，电压很低，灯光非常昏暗。入夜后，乡里居民都熄灯入睡，四周凄空，万籁俱寂，除了主街（也就是两三米宽的石板路）有两三盏照明灯外，其它地方漆黑一片。十二点过后。我和东德离开驻地，开始执行偷出守法的计划，这时，我不由联想起月黑杀人风高放火的强盗行径，既兴奋又紧张，还感刺激。我们手提电筒，悄无声息地一前一后地朝专政队走去。从外头看，专政队没有一丝灯光，黑乎乎一簇。专政队大门前有一块开阔地，原来可能是打谷晒谷的场地，因为早被废弃，地面破损凹凸。黑暗中脚高脚低的，我和东德也不敢打开电筒照路，还煞有其事般地猫腰潜行，接近墙根，闪进门洞。一切都跟所设想的那样，我把电筒塞在裤袋，攀上墙头，从一处破缺的板壁洞钻进屋，顺着木柱滑落地面，摸到大门，打开小门让东德进来，两人蹑手蹑脚再摸到牢房门前，因为熟悉环境，我们都没亮电筒，只是开牢房门锁时，东德亮了几次手电光。门锁很快就被捅开了，当我们推门踏进牢房时，一股恶臭扑鼻而来，说不上是什么东西发出的气味，也许是汗，也许是尿，也许是脚丫子，或者是三味真臭。房内的景象也使我们吃惊不小，一盏高高装在屋顶横梁上的小灯泡泛出暗淡的光，靠左右墙壁是两排大通铺，十几个人卷缩着挤在上面。

有人醒过来，茫然地看着我们，更多的人醒过来，疑惑地看着我们，一个个睡眼惺忪，不知所措。守法就睡在门旁的通铺位上，看到我们也大感意外，他一骨碌翻身跃起，正想发问，我急忙对他说：

“走！快跟我们走！”他二话不说就跟着我和东德出了牢房的门。

我转身扣上门，重新锁上，这时，我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事发生了，牢房内的那十几个“囚犯”不约而同地大声喊叫起来：

“有人跑了！快来人啦，那个知青跑了！”边喊还边用手掌使劲地拍打着壁板。

这下可把楼上所有的专政队员惊醒了，只听见楼上传来一阵急促的哨子响，接着就是命令声、跑步声、枪栓声，所有能亮的灯都亮了。我们三人慌忙逃出小门，我顺手把门一带，弹簧锁砰的一声自动扣上。面对这眼前这一片开阔地，我们明白，要想离开专政队，必须担当风险了，因为开阔地已经被楼上专政队员手电光照住，我猜想，他们手中的枪也应该对准这片开阔地，果不其然，这时听到一个队员大声喊活：

“你们别想逃走，子弹可不长眼睛！老老实实呆在门洞里！”

究竟他们会不会开枪？我们估摸他们不敢，他们都是复退军人，没有命令不敢造次，但谁能保证他们中有个把愣头青，手痒了趁机过把射击的瘾呢？还是躲在门洞这个死角保险些。这时，我们听到刘队长在大声地喊电话：

“喂！革委会值班室吗？赶快报告王主任，有人劫牢了！…… 什么？…… 犯人都已经被劫走了！…… 什么？…… 是知识青年！…… 什么？…… 估计有二三十个人！他妈的你别罗嗦了，赶紧通知王主任，叫他带一个基干民兵排来！要快！”

坏了，事情闹大了。王主任是管治安保卫群众专政武装基干民兵的革委会副主任，他要真把我们当作劫牢犯给逮了，一上纲上线，我们不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我和东德商量后，觉得不向他们坦白已经混不过去了，东德只好朝楼上喊道：

“老刘，别误会！我们是XXX、XXX ……”

“我猜也是你们两个，”刘队长打断道，“白天来明的，夜里来暗的，你们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来劫牢……”

“我们不是劫牢，”一听到刘队长又把事情定性为劫牢，东德赶忙解释说，“我们只是想让我们的朋友到我们那里住一夜，明天再送回来。”

“放你妈狗屁！”刘队长骂道，“人被你们劫走了，明天还会送回来？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

我一听刘队长骂人就火，忍不住也大声回骂道：“你他妈嘴巴放干净点，大家都是朋友，你别翻脸不认人！”

“朋友？”刘队长冷笑说，“你们把我当朋友了吗？你们把人劫走，我怎么交待，你们不是让我犯错误卷铺盖走人吗？”

他说的也在理，我一时无话可应，只好求他说：“要不这样，老刘，你叫人把门打开，我们进屋跟你说清楚，我们之间可能有误会。”

“不必了，鬼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放你们进来我可招架不了。”

守法看到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对我们说，果真等到王主任带人增援，也会把我和东德抓起来关进去。本来想救一个出来，到头来反而多关进两个，不但连累了我和东德，还做了偷鸡不着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沮丧事，岂不更窝囊，于是他朝楼上喊道：

“刘队长，我就是原先被你关起来的知青，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开门，我回牢房去，让XXX、XXX走。”

“ 晚了，我已经汇报了王主任，他已经在路上了，你们的事交给他处理吧。”

正说话着，不远处出现几束晃动的手电光，几个黑影朝我们走来，只听王主任喊道：

“刘XX，出了什么事，半夜三更的折腾人，谁劫牢了？人在哪儿呢？”

“在墙根下，王主任小心点，他们人多。”

“人多怕什么，他们还敢打我？反了他们。”

王主任并没有带一个民兵排来，只带几个持枪的民兵，他虽然肩上也挂着一把盒子炮，但没有掏枪在手。他走进门洞，看到我和东德也在，奇怪地问：

“你们怎么也来凑热闹，犯人在哪里？劫牢的人在哪里？不是说二三十个人吗？都跑啦？”

“我们就是劫牢的人。”我和东德几乎同声回答。

“开什么玩笑？你们俩？劫牢？抢犯人？”王主任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们不是劫牢，更不敢抢什么犯人，我们的朋友也不是犯人。”东德辩解说。

我们把事情经过简要地向王主任叙说了一遍，这时，刘队长也下楼开门出来了，王主任看见他显然没好气，说：

“你不是报告说有二三十个知青劫牢吗？人呢？知青偷鸡摸狗也关进来，你管饭呐？”

“不就是想给他个教训吗？教育教育他。”

“教育就一定要拘留吗？你那个破牢房能关得住他们？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放了他！”

“事情都是XXX、XXX闹出来的，”刘队长急了，“他们也太无法无天了，不但不能放了那个知青，还要追究XXX、XXX的劫牢行为，也把他们关进来。”

“把他们也关进来？关哪儿？关你楼上跟你一起睡？他们都是公社宣传队的人，你还怕他们跑了不成？你要抓要关他们，不也要跟政治处说一声？好了，天不早了，大家都被你折腾累了。这样吧，你把那个知青再关回去，明天早上，不，是今天早上放他走。”王主任做出决定，又对我们说，“你们也回去睡觉，明天，不，就今天，你们再到专政队来，跟小刘把事情说清楚。就这样。”

刘队长虽然还愤愤不平，但也没办法，恨狠地把守法又关进牢房，悻悻上楼去了。王主任带着人走了，我和东德也回住处歇息。什么事都没解决，白忙乎了一夜，还留下再去专政队“说清楚”的尾巴。

按计划安排，宣传队今天早上出发下乡演出，我和东德不得不早早去了专政队。我们也知道，王主任只是说说而已，我们不去，他也不会计较，刘队长也无法拿我们怎样，但我们担心刘队长会因为夜里的事故意刁难守法，不放他走，因此也就去了。刘队长看见我们两个这么主动就来，很是得意，他说守法一早就让他走了，怎么没去你们那里？看来他也不怎么仗义，你们那样豁出去帮他，他也不去说声谢谢？我说，你别啰嗦，他走了就好，我们也该走了。说完我和东德扭头就想离开。

“站住！”突然，刘队长大喝一声，“你们不能就这样走！”

“你想怎样？”我问。

“你们要写一份检查。”

“什么检查？”

“对昨夜的错误作检查。”

“老刘，你别得理不让人，大家都是朋友，说清楚了不就结了？还写什么检查，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东德想缓和关系，和气地说。

“不行！”刘队长态度很坚定，“朋友是朋友，不过你们是犯罪，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我气不打一处来，没等他说完就骂道：“你放屁！你扣什么帽子，我们不怕！”

啪！刘队长重重地拍着桌子，大声喊道：“XXX，你太放肆了，这里是群众专政队，不许你撒野！”

啪！我也拍了桌子，高声叫道：“就你会拍桌子，我也会。你耍什么态度，你算老几？”

听到我们和刘队长吵起来，专政队员都围了上来，有的还提着枪。我看到他们围上来，觉得这时更不能服软，耍赖地说：“有本事就把我们绑起来，关起来，拍桌子大喊大叫算什么！”

“你们这些知青太狂了，你以为我不敢？”刘队长气急了，说着就想动手。

我已经准备踢翻跟前的这张隔开我们和刘队长的桌子，如果我踢了，局势可能更不可预测会如何恶化，正在这紧要关头，突然楼外传来叫唤我和东德的声音：“XXX、XXX，你们还在里面磨蹭什么，全车的人都在外边等你们呢，华部长都等生气了。”

华部长是公社武装部副部长，北方人，身高马大大腹便便，随部队南下时已经是营级干部，转业到地方后，因为生性好色，加上一些女人的投怀送抱，使他老犯男女错误，几次被处分降级。不过，他官变小了，色胆可没变小，照样上不检点女人的床，有时完事后，手枪还拉在人家床上，那些女人还得送回他家。华部长的老婆是跟着他南下的北方农村婆娘，对他男人的这些事早习以为常麻木不仁，好几次华部长不在家，别人送回手枪，也只是尴尬地苦笑收下。因为华部长跟太多的女人有那种关系，当地老乡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华猪公”。

公社宣传队成立后，调来了几个如花似玉的女知青，华部长这只老黄蜂自然闻到了花香，经常有事没事地找借口到宣传队来。面对那些女知青，他还不至于太放肆，只是喜欢与她们们打情骂俏，过过嘴瘾眼瘾罢了。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与她们在一起，这位部长还经常不务正业，带宣传队下乡演出。我们当然乐于跟他下乡，因为这位部长虽然名声不好，目前的职务也不高，但他毕竟是老革命，资格还在，气派还在，官威还在，基层干部还敬他三分，最重要的是，有他和我们一道下乡，有车接送，尽管只是公社唯一的那台解放牌敞篷卡车。

当华部长得知我和东德是因为刘队长要扣留才走不了时，气哼哼地从驾驶室下车，喘吁吁地向专政队走来，肩上挎着的那把经常忘在女人床上的手枪，在他那肥墩墩的屁股上颠来颠去。他进屋就冲着刘队长骂道：

“好个你刘XX，你拿鸡毛当令箭，屁大点的事小题大做，马上放人！”

“华部长，他们是……”

“什么重要？是宣传毛泽东思想重要还是你的事重要？我的话在你这里不管用是吗？”

刘队长再也不敢吭声，我和东德乘机走了。

我和东德劫牢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这场风波也就此平息，只是在刘队长多次恳求下，我和东德为他们写了事情的经过。在那个时代，有时不经意做了一件小事，如捡破烂的撕掉一条旧标语，被人上纲上线，有可能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事件；有时你捅个大漏子，象我和东德的劫牢行为，没人计较，有权势为你说话，也就啥事没有。自那以后，我和东德跟群众专政队断了来往，少了个吃喝玩乐的地方，后来听说刘队长离开了专政队回村继续务农，我猜想，他在地里干活时，也许还会一边发着“为谁而锄”牢骚，一边回忆着抓人关人审人的日子。不久，宣传队解散，我们也回到了本大队。不到一年，东德上调回城，我去公社中心小学当民办教师，几年后也回城分配工作。

守法那次不辞而别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听东德说他也上调回城分配到一家布店当收银员，不久因贪污布票被辞退。改革开放后，守法大显身手，当起了帮人偷渡去海外的蛇头，据说他在这条道上还很讲信用，人蛇如偷渡不成功，全额退款，正因如此，生意很不错。总之，跟他的名字相反，也跟我们循规蹈矩的普通人不一样，守法总在不守法的人生路上走着，能走多远，我们不知道，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

2012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