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先后三次回国探亲和旅游，第一次是2002年6月回海南老家，九年后的2011年3月又回海南为第二次，这第三次是2012年9月到北京、西安、延安等地。
9月1日一早飞机就要飞往北京，妻子就提前在8月31日晚送我到悉尼机场，我们就在机场的停车场旁边站着说话，但气候寒冷，得熬到天亮。恰好有一香港女游客前来搭讪，与我们有话说，便凑了个热闹。她很健谈，让我们不感寂寞。她特别提醒我在中国旅游要小心被抢、被偷和被骗，并以她自己在深圳的遭遇现身说法，说现在香港人都不敢去深圳了，全国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我听着，疑虑着。一年多以前自己回海南时觉得社会治安还不错，不见街道上有扒手和乞丐，现在不会这么快就变成像深圳那样坏吧？
临走前妻子在我的内裤上做了个布袋，钱就放在里面，很是稳妥。在旅途中我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钱袋，严防被偷，只不过急用钱时有些不便和尴尬。有一次我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解下裤带往里掏钱，站在旁边的西安旅游部门的一位先生笑着说“放心吧，这里没有人偷你的”，说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但我还是不敢放松警惕。
我先在北京玩了几天，然后去了西安、延安等地，最后回到北京，并从北京返回澳大利亚，总共在国内逗留了25天。在这些日子里我尽量注意发现一些不良的社会现像，但我确实没有看到自己或别人被偷、被抢、被骗的事件发生，相反地我看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加上世界各方来客，人山人海中热闹而和谐，处处井然有序，感到能够做到这样实属不易。
社会的风气从一些小事情也可见一班。我曾经两次不小心落下东西，却都完璧归赵、毫发无损。一次是在北京买电话卡时把背包忘在店里了，等到走出去时才发觉，返回时看见店里有很多人，而那包还在那里原封不动，真是lucky(幸运)；另一次是在首都机场搭乘南航飞机往广州转机返澳洲时，我突然发现登机牌不见了，正在慌忙自我搜身时，一个国内的年轻人告诉我说他看见卫生间的地板上有一纸片好像是登机牌，这时南航的一个青年工作人员马上领着我赶到那卫生间去找，果不其然是我的登机牌，真是谢天谢地。虽不是大恩大德却让人感到温暖可亲。
当然我所见到的阴暗面也是有一些的，比如：在北京时有一个少女向我讨了两块人民币作吃饭钱，这说明有一些人民群众尚在为生存而挣扎着；在西安的旅游车上，一个姑娘放置行李袋时不小心让袋子掉了下来砸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先生的头上，破了一点儿皮，流了点儿血，尽管那姑娘一遍又一遍地认错，但那老人硬是不肯原谅她，还“他妈的”骂个不停，还要拖着她去医院赔伤，直至被大伙儿所劝止，这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度仍然不高，社会文明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骗和被骗的议论倒是不少，比如在北京去八达岭长城的旅游车上时我就看到一女游客和导游发生口角，那女游客指责导游骗了她，而那导游反驳说“你想玩是吗？那我就跟你玩到底”，吵得不可开交；有一天我去参观“鸟巢”(国家体育馆)，花了20元人民币坐十分钟游览车绕馆一周，下车时有位好心人就对我说“你被他们骗了”，这事上纲到骗与非骗的高度，说明人的社会信任感程度偏低，并与人们平均生活水准不高相关联。
在游客中间抱怨最多的是导游和旅游公司乘参观旅游景点之机带旅客去购物，比如北京的导游带旅客去看八达岭长城、明十三陵时在附近的金银器产地参观和购物，西安的导游带旅客去看兵马俑、法门寺时在附近的玉器产地参观和购物，带旅客去革命圣地延安看领袖故居时在当地专店购买著名的狗头枣，等等。对于这一批评的正确与否，我不加妄言，但是各地导游们开诚布公的态度和风格，我很赞许。她(他)们在车上拿着话筒对游客们这样说：“我们可以老老实实地告诉大家，我们从你们游客身上收取的那些钱是少得不能再少了，连维持我们最低的生活水准都难，更谈不上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了。我们的旅游业能够坚持和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是我们与企业部门建立某种利益相关的联系而取得一定的资金提成分不开的。”这话说到我们游客的心里去了，不一定可信，但却是民主的，值得听者思考的。
的确，旅游业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是必然之势，而且旅游组织者顺路把游客带到旅游景点附近的产业区去参观和购物也尚不为过，我想，只要多些沟通就不会产生游客对旅游部门的怀疑和误会了。
9月1日一早飞机就要飞往北京，妻子就提前在8月31日晚送我到悉尼机场，我们就在机场的停车场旁边站着说话，但气候寒冷，得熬到天亮。恰好有一香港女游客前来搭讪，与我们有话说，便凑了个热闹。她很健谈，让我们不感寂寞。她特别提醒我在中国旅游要小心被抢、被偷和被骗，并以她自己在深圳的遭遇现身说法，说现在香港人都不敢去深圳了，全国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我听着，疑虑着。一年多以前自己回海南时觉得社会治安还不错，不见街道上有扒手和乞丐，现在不会这么快就变成像深圳那样坏吧？
临走前妻子在我的内裤上做了个布袋，钱就放在里面，很是稳妥。在旅途中我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钱袋，严防被偷，只不过急用钱时有些不便和尴尬。有一次我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解下裤带往里掏钱，站在旁边的西安旅游部门的一位先生笑着说“放心吧，这里没有人偷你的”，说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但我还是不敢放松警惕。
我先在北京玩了几天，然后去了西安、延安等地，最后回到北京，并从北京返回澳大利亚，总共在国内逗留了25天。在这些日子里我尽量注意发现一些不良的社会现像，但我确实没有看到自己或别人被偷、被抢、被骗的事件发生，相反地我看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加上世界各方来客，人山人海中热闹而和谐，处处井然有序，感到能够做到这样实属不易。
社会的风气从一些小事情也可见一班。我曾经两次不小心落下东西，却都完璧归赵、毫发无损。一次是在北京买电话卡时把背包忘在店里了，等到走出去时才发觉，返回时看见店里有很多人，而那包还在那里原封不动，真是lucky(幸运)；另一次是在首都机场搭乘南航飞机往广州转机返澳洲时，我突然发现登机牌不见了，正在慌忙自我搜身时，一个国内的年轻人告诉我说他看见卫生间的地板上有一纸片好像是登机牌，这时南航的一个青年工作人员马上领着我赶到那卫生间去找，果不其然是我的登机牌，真是谢天谢地。虽不是大恩大德却让人感到温暖可亲。
当然我所见到的阴暗面也是有一些的，比如：在北京时有一个少女向我讨了两块人民币作吃饭钱，这说明有一些人民群众尚在为生存而挣扎着；在西安的旅游车上，一个姑娘放置行李袋时不小心让袋子掉了下来砸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先生的头上，破了一点儿皮，流了点儿血，尽管那姑娘一遍又一遍地认错，但那老人硬是不肯原谅她，还“他妈的”骂个不停，还要拖着她去医院赔伤，直至被大伙儿所劝止，这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度仍然不高，社会文明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骗和被骗的议论倒是不少，比如在北京去八达岭长城的旅游车上时我就看到一女游客和导游发生口角，那女游客指责导游骗了她，而那导游反驳说“你想玩是吗？那我就跟你玩到底”，吵得不可开交；有一天我去参观“鸟巢”(国家体育馆)，花了20元人民币坐十分钟游览车绕馆一周，下车时有位好心人就对我说“你被他们骗了”，这事上纲到骗与非骗的高度，说明人的社会信任感程度偏低，并与人们平均生活水准不高相关联。
在游客中间抱怨最多的是导游和旅游公司乘参观旅游景点之机带旅客去购物，比如北京的导游带旅客去看八达岭长城、明十三陵时在附近的金银器产地参观和购物，西安的导游带旅客去看兵马俑、法门寺时在附近的玉器产地参观和购物，带旅客去革命圣地延安看领袖故居时在当地专店购买著名的狗头枣，等等。对于这一批评的正确与否，我不加妄言，但是各地导游们开诚布公的态度和风格，我很赞许。她(他)们在车上拿着话筒对游客们这样说：“我们可以老老实实地告诉大家，我们从你们游客身上收取的那些钱是少得不能再少了，连维持我们最低的生活水准都难，更谈不上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了。我们的旅游业能够坚持和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是我们与企业部门建立某种利益相关的联系而取得一定的资金提成分不开的。”这话说到我们游客的心里去了，不一定可信，但却是民主的，值得听者思考的。
的确，旅游业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是必然之势，而且旅游组织者顺路把游客带到旅游景点附近的产业区去参观和购物也尚不为过，我想，只要多些沟通就不会产生游客对旅游部门的怀疑和误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