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原来是个作家，1926年还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开始小说创作；1929年到上海，又从事文学名著的翻译，都做出了不少成绩。但在1937年到延安之后，却进入马列学院编译室，专事马列原著的翻译工作，几乎与文学界隔绝了；1941年马列学院易名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分配到中国文艺研究室，做特别研究员。不知是否与新工作单位的性质有关，这一年，他写了一篇文艺论文：《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旧错误与新偏向》，次年，又在整风运动的推动下，发表了两篇杂文：《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这可以说是“破门而出”吧。
但这几篇文章，特别是后两篇杂文，再加上他在中央研究院整风动员大会上对中宣部长李维汉发言的批评，却给他带来弥天大祸。先是批判他的文章和发言的观点，说他攻击共产党、攻击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接着给他戴上“托派（托洛茨基派）分子”和国民党间细的帽子，于是被逮捕关押起来，最后是1947年随军撤离延安之后，在山西兴县被秘密处死，而且是用刀残酷地砍死，并丢入枯井中掩尸。于是，王实味一直作为反面人物，挂在领导人的口中，定格在文化人的心中。
直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才提到日程上来。但为王实味平反之事，却特别艰难。虽有王实味妻儿的一再奔走催促，虽有当年斗争王实味的关系人李维汉、温济泽的努力推动，但还是阻力重重。直到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才正式发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说是“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王实味的具体案子，大概也就此结束。虽然家属还有为王实味恢复党籍的要求，看来是不会考虑的了。但我以为，人死多年，不能复活，恢复不恢复党籍，其实并无多大意思。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王实味案件中引出教训，因为这是共产党领导地区知识分子的第一件大冤案，后来的许多冤案，都与此如出一辙。这个案子因为有康生插手，所以人们就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康生的头上。康生的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当时那种义愤填赝、无限上纲的围攻场面，却是众多积极分子共同造成的，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事情已经过去了70年，我们不可能恢复原始场景。但从温济泽发表在1942年6月28、29日《解放日报》上的《斗争日记》中，还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气氛。
首先，我们看到，除了这几篇文章贾祸的文章之外，斗争的积极分子们还揭出了许多可以置王实味于死地的材料，——这些人，大抵是王实味的朋友，平时比较接近，否则，他们也听不到这些“私房话”。《斗争日记》6月1日记载：“到现在，他还常向别人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等。他对党和目前整风运动的认识也是根本错误的：他污蔑党的领导机关，认为有一部分人已经腐化了；他说整风运动就是‘毛主席团结正派人，反对不正派人’，他说‘在本院民主的问题上，罗迈同志和范文澜同志是两派’他用‘硬骨头’这个名称企图去拉拢一部分同志，又用‘软骨头’等辱骂的言辞去打击另一部分同志。”经过历史的检验，这些言论除了有些过于天真之外，大部分都能站得住。但在当时看来，却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因为它与主流理论不合。而知识分子的特点，就在于独立思考，绝不盲从，否则，思想就不能发展了。可惜此次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后来强调“舆论一律”，经常以言定罪，都是此种办案方法的流衍。
其次是斗争方法上的人海战术，以势压人。《斗争日记》6月8日记载：“从早晨七点钟起，就不断地像潮水一样地涌来了一千多个旁听者，他们来自70几个机关（学校在内）。”思想理论问题的座谈会，本是深入商讨的工作，动员那么多人来参加会议，显然是以势压人，而不是说理辩论。这一点，连与会者自己也觉得好笑。《斗争日记》接着说：“大家围着主席台，坐在操场（临时的会场）上。当主席团宣布‘座谈会继续开始’的时候，同志们不禁好笑起来——从来没见过这样盛大的座谈会！”可见这种架势当时还是初试，所以与会者会还有这种看法，到得后来，历次运动中，都习惯于用这种人海战术，大家也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还有一点，《斗争日记》中没有明说，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当讨论变为斗争的时候，原来与王实味有相同观点的人，也都纷纷反戈，与他划清界线。丁玲、艾青都发表过与王实味观点想似的文章，现在却都站出来批判他了，而且还要特别讲得狠毒一些。《斗争日记》6月9日记：“艾青同志说：王实味的文章充满阴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王实味的文章是卑下的……他把延安描写成一团黑暗，他把政治家与艺术家、老干部与新干部对立起来，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立场是反动的，这种手段是毒辣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6月11日记道：“第一个发言的是丁玲同志，她驳斥了托派分子王实味对延安文艺界的侮辱。最后，她对《三八节有感》作了一番自我批评。”显然，他们都想以王实味为垫脚石，来救出自己。但是，他们都逃过了初一，却逃不过十五，到得1957年，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新账老账一起算，在延安写的文章也被拿出来“再批判”。
鲁迅曾慨叹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现在则不但见败兆而逃亡，而且还要反戈一击，致人于死命。这也不是中国的人心特别的坏，而是由于制度造成的。它不允许辩论，不允许说理，只允许服从，只允许鼓噪，于是就造成了见风转舵作风。6月9日《斗争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有一个同志的发言，引起剧烈的争论。在他的发言中说：王实味在思想上是托派，这已经肯定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他在组织上有什么问题。这种意见受到六七个同志的反驳，大家认为：王实味的错误，绝不只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问题，而且也是组织上的问题——王实味错误的严重性，大家已经有了一致的明确认识。”这就是不允许提不同意见的例子。应该说，这个同志的发言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思想上有没有托派观点的问题，你可以经过分析得出结论，但是组织上是否参加托派的问题，则必须有足够的证据，却不是“大家已经有了一致的明确认识”所能论定的。但是这种合理的意见，却遭到了六七个人的反驳，而且被压下去了，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在批判王实味的会议上，也出现了一个异数，这就是萧军出来打抱不平。有一次，萧军被动员到中央研究院的大礼堂去参加批判王实味的辩论会，只见几百个人围着王实味，七嘴八舌乱嚷嚷，不让他辩解，他一说话就被大家打断。萧军实在看不过去，忍不住说：“大家安静点好不好，他说什么一点也听不清，他的观点究竟是什么？你让他把话说完了再批判也不晚啊！你有理还怕他说话吗？”虽然他说的只是会场秩序问题，并不涉及具体观点，但接着他本人就遭到围攻。萧军是敢于顶住这种歪风邪气，舌战群儒，决不退让，但从此也就成为延安的问题人物。这件事，温济泽的《斗争日记》中没有记载，大概是考虑到对斗争不利罢。
李维汉和温济泽在经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磨练之后，思想上有所觉悟，所以晚年努力要为王实味平反。这是一大进步。但是，对于当时那种斗争方法，不知是否也有深切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