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时的一位老校长，今年已有八十九岁高龄了，身体和精神都还很好。我和老校长有点儿亲戚关系，所以谈起话来少了一点儿寂肃。三年前在一次通话中，我们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提出“当时学生为什么会踊跃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来，并问我能不能从个人的角度谈一些看法，我答应试试看。可是三年过去了，我还没交卷，都不好意思面对他老人家了。然而，老校长提出的问题确实尖锐和要害，一直触动着我的神经中枢，引起了我久久的回忆和深深的思考。
1964年是一个政治气氛很浓的年份，经济复苏，中苏(共)论战“告捷”，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全国人民情绪高涨。这一年我二十岁，觉得一年来的大学生活与外边的世界不搭调，有点儿沉闷和无聊。恰好上面来了指示：所有大学二年级的同学们要下乡参加伟大的“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不用上课了，可以到社会的大洪流中去锻炼了，我感到很中意。
四清的试点是在海南岛的澄迈县，同学们作为“政治学徒”被分配到该县的各个公社，我被安排到金江公社工作队。这个工作队的很多骨干人员是来自广东省地质局的干部，他们就成了我们大学生的“政治师傅”。
我的热情很高，好表现自己，但是一开始就碰了钉子。刚下来的几天，工作队集体住在一栋楼上。有一天晚上大伙儿都睡觉了，我还点着煤油灯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影响别人的睡眠，遭到了谢秘书(广州人)的粗暴批评。我吹灭了灯，但很不服气。第二天在工作队的集会上，杨队长(省厅的副处长)有针对性地说：“有个别人不遵守作息时间，人家批评他，他不但不认错，还说要还给人家煤油，我看有些政治学徒就是看不起我们大老粗。”听罢，我感到愕然。我对谢秘书的态度不够端正是不好，但我没说过“还你煤油”之类的话，煤油是公家的，哪用还与不还，看来是谢秘书在向领导打小报告时故意歪曲了，而杨队长所说大学生看不起大老粗的话更是捕风捉影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革命队伍中同志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
开头不顺，下来就一个接一个地不顺。工作队开始与群众搞“三同”(同吃、同住、同生活)了，我被分到街道居民王大爷和王大娘的家，同时进来的还有省地质局的山东人老张，后又来了一个女同志叫做小任。我是老张的政治学徒，在开会和调查中也给他作海南话翻译。在座谈中我常常会递香烟给一些干部抽，老张认为我立场有问题，没有跟“四不清”干部划清界限，引起了他的不满。我接受了他的批评，就不再这样做了。可是更大的矛盾又来了。
我和老张同锅吃饭，那饭常常是煮熟后冲进冷水的稀饭，我吃得惯因为我是南方人，而老张是北方人就吃不惯了，而且他有胃病和关节炎，其艰难之处可想而知。但他这个人不怕吃苦受累，工作非常认真和细致，得到了领导的爱惜和器重，对我也有所感染。可惜他不大讲究工作方法。我和他同住一个房间，有一次我发现他的一个本子上竟然专门记有我的言论，可把我吓坏了。这不是把我当成右派分子来对待吗？老张此举反映了当时的左倾主义政治氛围，是这种氛围鼓励他这么做。他并不知道我的发现，在一次工作队员的生活会上又公开批评了我的一些缺点，我怒不可遏，便当众揭露了他暗地里收集同志言论的行为，我那激昂的大嗓门可把他给惊呆了，他没想到会在一个政治学徒面前碰了钉子。他没承认他不对，只是说他已经把我的言论集烧掉了，因为他知道这套东西毕竟已经不时兴了，至少上级组织并无指示要这样做。我对他的反批评轰动了整个工作队，他被调走了，但我更令人讨厌，也好不到哪里去。
为了尽快证明“三分之二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的理论，金江公社工作队抢先揪出了一个“四不清”干部，此人就是该公社党委书记。上级召开了万人大会对他进行批斗，向全县推广我们的经验，运动如火如荼，干部被逼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
我所在工作组的组长姓廖，是海南崖县中学的教导主任(操客家口音)，有两个下层干部就是在他的逼迫下自杀身亡的。而他却没有受到任何批评，若无其事，还理直气壮地批评别人，特别对我小题大作。我曾经私下谈论过某位女同志的美丽，他就抓住我的这个辫子，在一次生活会上猛烈批评我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其实他是企图转移大家对他的注意力，而我们当时竟然不懂得哪对哪错，不知所措，任其摆布。
运动到了后期，上边有红头文件下达了，工作队开始对一些错误和过火的做法进行了纠偏，也调来了一位新的领导。他姓翟，山东人，是省地质的一位处长，戴一副近视眼镜，平易近人，态度谦卑，对我们年轻人总是谆谆善诱。我印像最深的是他引导我们学习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即四清运动)的文件时的情景。他总是以研究的态度同我们一起讨论，启发我们思考，于是引起了我对理论学习的兴趣，懂得了什么是“前十条”、“后十条”，什么是右倾、左倾，什么是形左实右的。后来文化大革命一爆发，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我不但能看得懂，而且心领神会，就是得益于这个时期的学习的。可惜我和老翟相处的时间太短，不久“四清”运动结束了，他们回到广州，我们回到学校，天各一方了。
时间已到1965年底。据说参加“四清”的每一位同学都获得一份政治鉴定书，可是唯独我例外。学校将如何看待和处理我？不得而知。此时“山穷水尽疑无路”，是我精神最受煎熬的时刻，那种盼望获得解脱和解放的心情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感到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激活了起来，心潮澎湃，浑身是劲。参加“四清”运动的遭遇和所见所闻使我对国家那种万马齐喑和社会欠缺公正的困局有了亲身体会，也使我接受了那个“三分之二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的极左理论。我深信“造反有理”，于是大踏步地走向了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