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顶层设计”要容纳反对派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在哪里？有人认为在建立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我想这固然很重要，它体现人民的权利，对领导人能够形成一定制约，但还不是关键之处，许多国家搞普选仍然是贪腐横行就是明证，就拿中东搞过“茉莉花革命”的国家为例，“民主”选出来的结果常常令人大呼意外，不是有句话吗，“希特勒也是选出来的”，说明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
看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顶层设计”是否合理，关键是看它有无对于权力的有效制衡、制约，能否有助于杰出领导人成长和正确有效地行使权力，以及能否有健全的纠错机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遵循宇宙中的普遍规律——即“矛盾统一律”，具体说就是在“顶层设计”中必须为反对派或反对意见的存在设计规范的程序。
不妨拿中美“开国”时的一桩小事做个对比：
美国开国时，华盛顿也犯过大错误，他自我膨胀，目空一切，一度沉溺于享乐，喜欢乘黄金打造的马车到处招摇过市，这时候他被杰弗逊当众痛扁一番，才幡然悔改，决心建立民主制度，从此美国走上坦途。
同样“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毛泽东的初始状态比华盛顿还要好得多，他不停地提醒部下汲取历代农民革命军进城之后迅速堕落的历史教训，但不幸的是，“新中国”之后的路走得是跌跌撞撞，好几次差点翻车。
问题出在哪里？
我记起1949年开国前的“新政协”筹备会上，面对来自全国各界的政治代表人物，毛泽东一言九鼎，说新中国不采取西方民主制度，而是一党专政的体制。到会的人士中，许多人都是反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著名民主斗士，居然一言不发，居然一致鼓掌通过。每当我看这一段纪录影片时，都会大惑不解：为什么当时连一句质疑也没有？既然是政治协商，为什么毛泽东不经大家协商就定下基调让全国各界代表人士走个过场？这算是“政治协商”吗？
这两件事代表着中美两国“开国”之始的不同起点，用耗散结构的理论术语就是“奇点”，奇点的初始状态决定着系统其后的运动轨迹。于是中美从此就南辕北辙了。
这里面的区别就在于，美国开国之初有强大的反对派或反对意见存在，而中国没有，这就为中国后来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出现这两种不同的开局，当然背后是文化的推手。早期美国移民是带着卢梭、孟德斯鸠的启蒙主义理想去的，而毛泽东却是带着中国秦始皇的封建专制主义来治国。
因此，容不容许反对派存在，尊重不尊重反对派的意见，在我看来，就是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分水岭，而不在于是否人手有一票。
承认和尊重反对派，对于中国尤其重要。首先从理论上讲，人类大规模的社会实践都具有先验的性质，它不可能有预演、彩排，它都属于向未知的领域进行探索，因此也必然会出现不同的选择。更何况毛泽东宣称我们是在做“前人从未做过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估计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大概他们自己也没闹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不同的意见、甚至相反的观点，这都是必然的，是符合规律的，谁也不可能在经过实践检验之前保证自己的正确，因而保留对立的思想观点、保留对立的思想派别，将有助于修正、补充、完善甚至更改已经做出的选择，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错误的程度。同时，有不同的思想派别的存在又可以有效地约束、制衡权力的运作，使得权力的运行始终纳入法律的轨道。我想这本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也是全世界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取的信念，用时下的话讲就是那句让某些极“左”派恨之入骨的“普世价值”。可惜中国的领导人物，就是对此冥顽不灵，从而多走了多少弯路。
其次，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实践上看，反对派尽管不为所容，但事实上它始终存在，特别是他们的主张常常被历史实践最终证明是正确的。这就是反对派必须存在的重要依据。
随手就可以举出许多事例。比如毛泽东和刘少奇，从共和国成立起，他们二人就对大政方针始终有不同意见。在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或巩固新民主主义保留民族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急于消灭资产阶级，急于实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刘少奇则认为需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阶段”。实践证明刘少奇的看法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毛泽东错了，如今大陆的改革开放，等于一切按照刘少奇的主张从头开始一遍。以后的“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乃至“文革”等等等等，都一次次证明了刘少奇、彭德怀等党内一大批人士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而毛泽东是大错特错，错得昏天黑地、荒谬绝伦。面对反对派，毛泽东采用的办法就是发动一次次的所谓“路线斗争”，对党内异见人士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致使许多领导人含冤而死，数千万计的老百姓或饿死或被整死，造成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用全部暴君造成的暴行总和也望尘莫及的历史悲剧和前所未有、空前惨烈的社会灾难。
党内如此，党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1957年的“反右”，绝大多数所谓“右派分子”提出的意见何尝不是句句诤言、字字真话！就以1956年以王蒙、刘宾雁、以及江苏“探索者”为代表的“右派”作家群写的那些小说为例，其中提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党的各级领导官僚主义、脱离民众、漠视人民疾苦、革命意志衰退上，这些问题如果当时受到高层决策人的重视，又何至于会有今天党和国家高级领导的如此贪赃枉法、无法无天？
“反右”之后的“文革”，人民群众中的抵触情绪如地火运行，因反对“文革”致死者不计其数，其中杰出的代表如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生前都遭受过灭绝人性的折磨，他们对毛泽东及“四人帮”罪行的抗争可说是惊天地泣鬼神，成为中华民族反抗暴政的典范。这种压抑已久的愤怒最终在“四五”运动中像火山似地爆发。实践证明，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反对派代表人物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主张有很多正确的成分，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然而由于中国长期封建专制的文化，在二十世纪的革命中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因而即使在改革开放年代，悲剧照样上演。过去受压的邓小平又开始重犯毛泽东打压反对意见的错误，甚至搞得更加变本加厉（毛泽东对待群众还不敢动用枪杆子）。1989年的“八九民运”，学生们的诉求明显地是针对党内愈演愈烈的腐败、官倒现象，并对胡耀邦受到的错误对待表达不满，他们恨之弥切，爱之弥深，今天回想起来，如果我们能够正视这个问题，贪腐现象能像今天这样成决堤之势吗？然而当时的当政者却是推出一个巧言令色之徒袁某人，极尽抵赖狡辩诘难学生之能事，同时却在天安门大开杀戒……“六四”的起因当时官方的说法是由“国内外敌对势力”所挑动，然而时至今日，“敌对势力”一个也没有抓出来，就算是抓出了一个方励之，也没找到任何“背后挑动”的证据，在他去世之后，官方媒体也还表达了惋惜之意，而他在世界上确是名声鹊起。“六四”尽管至今尚未平反，但老百姓心目里，却早经平反了。引起“六四”的缘起人党内反对派人物胡耀邦、赵紫阳包括后来的习仲勋、温家宝等领导人都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尊重、爱戴和怀念……
如今旧事重提，我是想说明，建国六十年来，无论党内还是国内，广义的反对派是一个既成的事实，这是不以人的主观好恶为转移的。毛泽东就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他还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说得是非常之好。不幸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罔顾客观规律，不允许反对派有合法的地位，而偏偏他们又代表着真理,以致接二连三不停地连酿大祸，这一惨痛的教训中国人难道真的是到了“牛不饮水强摁头”的地步也不愿汲取吗？
当然，如何规范反对派的运作，这的确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我想，在当今中国面临着铁壁合围的空前严峻的地缘政治情势下，采用西方的多党制，无疑还不是时候。但我认为不妨先从党内做起。实际上，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不同的派别早已是阵线分明了，党内早就形成了所谓的“毛派”（又称极左派）、保守派和改革派（又称民主派），若要从政治理念上划分，也只是两派，前者是坚持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集权制，坚持搞阶级斗争；后者是希望走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我想不妨让这两种不同的理念拿到人民中去讨论，让人民来选择。由于同属一个政党，在建设均富、公正型的社会主义社会方面至少还有着共识，在总的党章约束下，大家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公开透明地进行竞争和相互监督，我想这样的体制目前是风险最小的，也最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古人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如果我们遵循宇宙的基本规律，一旦权力受到制衡和制约，一旦人民能够自主选择国家的发展道路，我们的国家面貌定然会有很大的变化，贪腐和特权定将遭到沉重打击，国家的政权更迭也定将彻底摆脱几千年的暴力更迭模式，而从此进入和平有序的轨道，倘如此，则苍天佑我中华。
2012.6.8载《同路人》杂志第29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