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二、三岁时我玩过铁锥子,刺破了右脚拇指,血流如注,和尚念经而不止,大人用头发烧成粉末敷之而止,挽回了一命;五、六岁时我上树摘橘子被树刺刮破了皮,差点儿伤到“根儿”,害得我奶奶抱着我痛哭一场;七、八岁时我落过井,幸亏隔壁邻居大婶放下扁担让我抓住将我搭救了上来。这些经历够惊险和危险,但是一闪而过,我不记得有什么痛苦,也没哭过,算不上是人生挫折。
上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早上,学校的男生小便所里发现有粪便,大家议论纷纷,都在猜疑是何方神圣所为。这时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好像姓蔡),突然指鹿为马地对大伙儿说是我拉的大便,而且是他亲眼所见,这下子使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我,有些同学甚至帮腔地说“就是他,就是他”,于是我成了千夫所指。
接着,我被传唤去到学校办公室。校长像古装戏台上那审问人犯的法官,正坐中央,紧绷着脸,对站着的我问道:“是不是你在小便所大便?”我哭着回答:“不是学生”(我的自称)。校长咆哮了:“这么多人为什么只说你而不说别人比如我呀?不是你是谁?”在场的老师们哄堂大笑。受到羞辱的我生气了,嘴便硬了起来:“不一定!”说完就走了出去,然后去学生集体宿舍拎起书包就回家,罢课了。
第二天,校长做家访来了,我奶奶好言好语地接待了校长。奶奶并不向校长申辩我的冤枉,一个劲儿地说“是俺孙儿不懂事,俺叫他明天回学就是了”。终于我又回到了学校,似乎感觉到同学和老师们对自己好多了,但还是有人嘲笑我是“在小便所里大便”之人。许多年之后还有人拿此事来开我的玩笑,我自己也已经习以为常,不做任何辩解,这个冤假错案就盖棺论定了。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应该感谢我的小学和校长,尤其要感谢校长对我的家访。1957年我考上了中学。那时的升学率不高,能考上并非容易,我算是个幸运儿。若是没有那次家访,我恐怕会半途而退,哪还谈得上升学呢。
此事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使我尝到了冤屈的苦味,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挫折。然而,冤屈能孕育善良,是冤屈把小小年纪的我推向善良的彼岸,使我总是对受冤受屈的人抱有同情心,并站在他们一边;而善良又能孵化出诚实,是诚实的意念让我走过人生的坑坑洼洼。虽然我的所作所为离真正的诚实仍十分遥远,但是我已经与诚实的反面的虚伪划清了界限。有位作家是我老乡,她反对我的政治观点,但她发现我有一张“诚实的脸”,对她的这种认可我感激不尽。我不大相信人脸上有好坏印迹的说法,若真的有,那也是人的经历的一种造化。无论如何,一个人能让人从表面上判断是好人而不是坏人,总不是一件坏事。
我想起了那位蔡同学。他可能因诬陷别人获得成功而得到某种快感,这种快感又会鼓励他进一步不诚实,形成一种行为惯性,而离善良的彼岸越来越远以至掉进了邪恶的深渊。蔡同学,我不希望你会这样。你现在在哪里?我感谢你,感谢我的第一次挫折,因为人的成长需要有挫折,人对挫折不应有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