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二、三岁时我玩过铁锥子，刺破了右脚拇指，血流如注，和尚念经而不止，大人用头发烧成粉末敷之而止，挽回了一命；五、六岁时我上树摘橘子被树刺刮破了皮，差点儿伤到“根儿”，害得我奶奶抱着我痛哭一场；七、八岁时我落过井，幸亏隔壁邻居大婶放下扁担让我抓住将我搭救了上来。这些经历够惊险和危险，但是一闪而过，我不记得有什么痛苦，也没哭过，算不上是人生挫折。
上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早上，学校的男生小便所里发现有粪便，大家议论纷纷，都在猜疑是何方神圣所为。这时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好像姓蔡)，突然指鹿为马地对大伙儿说是我拉的大便，而且是他亲眼所见，这下子使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我，有些同学甚至帮腔地说“就是他，就是他”，于是我成了千夫所指。
接着，我被传唤去到学校办公室。校长像古装戏台上那审问人犯的法官，正坐中央，紧绷着脸，对站着的我问道：“是不是你在小便所大便？”我哭着回答：“不是学生”(我的自称)。校长咆哮了：“这么多人为什么只说你而不说别人比如我呀？不是你是谁？”在场的老师们哄堂大笑。受到羞辱的我生气了，嘴便硬了起来：“不一定！”说完就走了出去，然后去学生集体宿舍拎起书包就回家，罢课了。
第二天，校长做家访来了，我奶奶好言好语地接待了校长。奶奶并不向校长申辩我的冤枉，一个劲儿地说“是俺孙儿不懂事，俺叫他明天回学就是了”。终于我又回到了学校，似乎感觉到同学和老师们对自己好多了，但还是有人嘲笑我是“在小便所里大便”之人。许多年之后还有人拿此事来开我的玩笑，我自己也已经习以为常，不做任何辩解，这个冤假错案就盖棺论定了。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应该感谢我的小学和校长，尤其要感谢校长对我的家访。1957年我考上了中学。那时的升学率不高，能考上并非容易，我算是个幸运儿。若是没有那次家访，我恐怕会半途而退，哪还谈得上升学呢。
此事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使我尝到了冤屈的苦味，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挫折。然而，冤屈能孕育善良，是冤屈把小小年纪的我推向善良的彼岸，使我总是对受冤受屈的人抱有同情心，并站在他们一边；而善良又能孵化出诚实，是诚实的意念让我走过人生的坑坑洼洼。虽然我的所作所为离真正的诚实仍十分遥远，但是我已经与诚实的反面的虚伪划清了界限。有位作家是我老乡，她反对我的政治观点，但她发现我有一张“诚实的脸”，对她的这种认可我感激不尽。我不大相信人脸上有好坏印迹的说法，若真的有，那也是人的经历的一种造化。无论如何，一个人能让人从表面上判断是好人而不是坏人，总不是一件坏事。
我想起了那位蔡同学。他可能因诬陷别人获得成功而得到某种快感，这种快感又会鼓励他进一步不诚实，形成一种行为惯性，而离善良的彼岸越来越远以至掉进了邪恶的深渊。蔡同学，我不希望你会这样。你现在在哪里？我感谢你，感谢我的第一次挫折，因为人的成长需要有挫折，人对挫折不应有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