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最后一次“两会”记者会，被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和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先后问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温总理的回答，大体包括了以下几点：
温总理的回答，大体包括了以下几点：
1、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革”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2、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也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3、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上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得到解决；
4、他本人出于责任感而关注这件事情，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会奋斗一天，同时他呼吁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也都应该有紧迫感；
5、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村民直选模式可以发展到县一级。
一两天内，海内外众多大媒体都突出报道了这个问答。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标题是：“中国的温家宝呼吁改革，即使立法机构在强化刑拘法律”；英国《每日电讯》的标题是：“中国的温家宝呼吁‘紧迫的’政治改革”。而中国国内的媒体更多地突出了“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革’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个表述。
温家宝在三个小时里回答了14位记者的提问，每一个问题只能简单回答。不难设想，这三个小时如果只留给西方记者提问中国政治改革这一个问题，恐怕还是不够，而且说来说去也只能还是这些内容。
因为就其本质而言，所谓“中国政治改革”并不是一个内涵明确且一致的问题，问答之间完全可以在不同的两个方面各说各话，风马牛不相及。
若问美国记者，他想要借“中国政治改革”这个话题问什么？不难猜想，他下面的问题其实是：中国政府何时实行政党轮替、三权分立、一人一票全民普选？
或再大胆点，中国何时发生“茉莉花革命”，使亲西方的政党有机会上台，使中国成为第二个日本，屈身为美国的附庸？
或再进一步，中国何时陷入政治分裂，最好是各省独立，全面内战，就像是当年的奥斯曼帝国解体成现在的中东地区一样？
这就是西方心目中的“中国政治改革”问题。
以民主的名义自毁国家主权，以自由的名义自弃国家自由，地狱的入口处装饰着华丽无比的天堂广告，文字写着自由主义的经典口号，图片画着美利坚合众国的繁荣富强。
西方的战略家、政客和媒体都快急死了，多想早点看到中国人朝着天堂广告一路狂奔然后一头栽入地狱这一天！但中国像个傻子似的迟迟不迈腿，害得西方几十年了还只能耐着性子在不咸不淡的“中性”问题上慢慢迂回，然后眼看着中国领导人慢条斯理、东拉西扯地把时间拖过去，把真正的核心问题“回避”掉。
听完温家宝的记者会，《纽约时报》的文章标题是：“温家宝呼吁政治改革但回避具体问题”！美国媒体比中国人自己着急多了。
温家宝的回答不可能令西方满意，他把中国政改问题的内涵局限在中国国内问题上，只是作为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作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途径，作为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前沿部分。没有套用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大词”，没有引用美国和西方作为榜样，没有应用任何乌托邦蓝图。一个土生土长、实事求是、严格讲和外国没有多少关系的“中国政治改革”问题。
把中国政治问题保持在这个定位上，仅就这一点而言，他比一个世纪前的孙中山和半个世纪前的毛泽东要正确很多。
在记者会上他说：“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虽然中国政府的大政方针并不是温家宝一个人确立的，但作为核心决策者之一，这个典型的保守主义立场，算是对得起“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这句话 。
一两天内，海内外众多大媒体都突出报道了这个问答。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标题是：“中国的温家宝呼吁改革，即使立法机构在强化刑拘法律”；英国《每日电讯》的标题是：“中国的温家宝呼吁‘紧迫的’政治改革”。而中国国内的媒体更多地突出了“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革’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个表述。
温家宝在三个小时里回答了14位记者的提问，每一个问题只能简单回答。不难设想，这三个小时如果只留给西方记者提问中国政治改革这一个问题，恐怕还是不够，而且说来说去也只能还是这些内容。
因为就其本质而言，所谓“中国政治改革”并不是一个内涵明确且一致的问题，问答之间完全可以在不同的两个方面各说各话，风马牛不相及。
若问美国记者，他想要借“中国政治改革”这个话题问什么？不难猜想，他下面的问题其实是：中国政府何时实行政党轮替、三权分立、一人一票全民普选？
或再大胆点，中国何时发生“茉莉花革命”，使亲西方的政党有机会上台，使中国成为第二个日本，屈身为美国的附庸？
或再进一步，中国何时陷入政治分裂，最好是各省独立，全面内战，就像是当年的奥斯曼帝国解体成现在的中东地区一样？
这就是西方心目中的“中国政治改革”问题。
以民主的名义自毁国家主权，以自由的名义自弃国家自由，地狱的入口处装饰着华丽无比的天堂广告，文字写着自由主义的经典口号，图片画着美利坚合众国的繁荣富强。
西方的战略家、政客和媒体都快急死了，多想早点看到中国人朝着天堂广告一路狂奔然后一头栽入地狱这一天！但中国像个傻子似的迟迟不迈腿，害得西方几十年了还只能耐着性子在不咸不淡的“中性”问题上慢慢迂回，然后眼看着中国领导人慢条斯理、东拉西扯地把时间拖过去，把真正的核心问题“回避”掉。
听完温家宝的记者会，《纽约时报》的文章标题是：“温家宝呼吁政治改革但回避具体问题”！美国媒体比中国人自己着急多了。
温家宝的回答不可能令西方满意，他把中国政改问题的内涵局限在中国国内问题上，只是作为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作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途径，作为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前沿部分。没有套用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大词”，没有引用美国和西方作为榜样，没有应用任何乌托邦蓝图。一个土生土长、实事求是、严格讲和外国没有多少关系的“中国政治改革”问题。
把中国政治问题保持在这个定位上，仅就这一点而言，他比一个世纪前的孙中山和半个世纪前的毛泽东要正确很多。
在记者会上他说：“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虽然中国政府的大政方针并不是温家宝一个人确立的，但作为核心决策者之一，这个典型的保守主义立场，算是对得起“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这句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