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
赵敏恒这个名字，现在已不大有人知道了，即使在他从业的新闻界。但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
他却是个名气很大的新闻记者，影响并不限于中国，而且名扬国际新闻界。
他之所以能产生国际影响，并不全在他供职于外国通讯社的职务便利，他先是担任美国美联社驻南京代表并兼任英国路透社驻南京特派记者，后则升任路透社中国分社社长，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新闻敏感性特别强，善于捕捉重大新闻，率先报导，因而产生轰动效应。这里可举三个例子：
一是关于“藏本事件”的报导。
二是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导。
1936年12月12日上午9时，赵敏恒在家里突然接到中央社的一个电话。电话里没头没脑地发问：西安有没有电报？路透社有没有驻西安的记者？有没有电话联系？放下电话后，赵敏恒觉得对方问得离奇，决定顺着这条线索去寻找西安方面的新闻。他马上打电话给交通局，询问到西安的通车情况。得到的回答是：陇海路只通到华阴。这样，他就断定西安方面肯定有情况。他知道此时蒋介石在西安，就保卫工作而言，决不会把整个西安封锁起来的。根据原先对国内情况和各派力量的了解，他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当地东北军发生兵变，扣留了蒋介石，所以才会封锁了整个西安。他再核实了一些情况之后，果断地向路透总社发电，报导了西安兵变的消息。他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的记者。事后他曾说，记者要仔细研究别人的动态，甚至于可以从反面情况得到正面的新闻。
三是关于“开罗会议”的报导。
1943年10月，赵敏恒以路透社特派员身份参加访英团，途经埃及、葡萄牙飞赴伦敦。到达埃及首都开罗时，偶然在街上碰到蒋介石的侍卫长，他知道此人是紧随蒋介石身边的，不可能独自远行，所以立刻判断出，蒋介石此时一定也在开罗，这是一个重要动态。于是他就留下来继续寻找线索。恰好这时苏联塔斯社记者罗果夫也在开罗，他问罗果夫苏联方面有什么情况？罗果夫告诉他，这里有许多苏联军政要员。他判断，斯大林也到了开罗。于是，再通过美联社和路透社的关系，打听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消息，知道他们此时都不在国内。这种种迹象都说明：开罗正在举行同盟国首脑会议，而且一定是决定战争进程和世界命运的会议。于是他立刻写好新闻稿，准备通过邮局发往英国，但被告知：上级有令，一律不准往外发送新闻稿。这一通知，再加上沿途见到开罗市内军警戒备森严，使他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确定无疑。于是他立即飞往葡萄牙，在里斯本用加急电报向路透社总社发送了开罗会议的消息。有趣的是，在路透社向全世界发布开罗会议的新闻稿之后，蒙在鼓里的英国外交部，还指责路透社乱发消息。而美联社关于开罗会议的报导，则比路透社整整迟了14个小时。
因为开罗会议报导的特殊成绩，赵敏恒获得了金烟盒奖。这是路透社内的最高奖项，烟盒上刻有受奖者的名字，据说，获此殊荣者很少，全社只有十多人得到过这种金烟盒。同时，也因这个报导，赵敏恒被提升为路透社远东司司长。
赵敏恒能从细微处发掘出重大新闻，但他不是一架新闻报导的机器，更不是为了饭碗而盲从的驯服工具，他是一个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热血记者。这样，他就难免要与政府官员，甚至与顶头上司发生冲突。
抗战之前在南京工作时期，他就与蒋介石手下专管文化工作的高官张道藩干过一仗。张道藩是法国留学生，学习过绘画，以文化行家自居，又自恃得宠于当道，平日非常骄傲，而且霸道。在一次金陵大学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旁若无人地用法语与法新社首席记者以及那位漂亮的女秘书高声交谈，影响了会场秩序，弄得大家侧目而视，主持人也向他示意，但他仍喧哗如故。赵敏恒实在看不下去，就用英语对张道藩加以斥责，张道藩恼羞成怒，对赵敏恒加以恫吓。为了照顾会场秩序，赵敏恒暂不理他，等散会之后，却候在停车场上，等张道藩出来，就迎了上去，大声地直呼其名，说道：我倒要领教你如何报复我！张道藩哪里受过这样的冲撞，显得非常狼狈，而赵敏恒则毫无退让之意，出现了尴尬的场面。别的同行官员连忙出来打圆场，才算了事。
抗战时期，赵敏恒救亡热情高涨，奔忙于各个战区之间，向路透社发送了大量的抗战消息，准确而且及时。他不管党派之争，只要有利于抗战的，一律加以宣传。所以他不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施加的压力，报导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日抗战，而且还及时报导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指责国民党政府不顾大局，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种报导，即使受到军统特务的恐吓，他也不以为意。
赵敏恒在上海工作时，有一次到外滩一家高级俱乐部聚会，这家俱乐部是不接待中国人的，所以有些中国人进去时，也要签上外文的名字，赵敏恒偏偏不买这个账，他故意用中文签上赵敏恒三个大字，以示抗议，别人也拿他没有办法。
赵敏恒是在美国读的新闻专业，拿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硕士学位，他信奉的是新闻自由原则，追求的是新闻的真实性，不愿意将新闻报导置于某种政治利益的要求之下。这一点，即使在外国新闻界，也不易做到。而赵敏恒性格倔犟，意志坚定，他宁可放弃现实利益，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这样，他终于与他所服务的新闻机构所在国当局发生了冲突。
1944年，英国当局组织一批记者到非洲去写英军统帅蒙哥马利的胜利。但赵敏恒看到的是英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非常气愤，他没有去写歌颂蒙哥马利的文章，却写了不少揭露英国在非洲殖民统治的通讯。这些通讯原是寄给他的夫人谢兰郁的信件，却被他的学生陆铿看到了。陆铿觉得这些通讯写得很好，就把它交给重庆《新民报》发表，总题为《伦敦去来》。这些揭露殖民主义的通讯触怒了英国政府，他们要路透社开除赵敏恒，并不准将这些报导汇编成书出版。但路透社是民营机构，政府不能直接干预。社方顶住不办，赵敏恒则表示：如果我写的不符合事实，你们可以处分我、开除我，如果我写的是事实，则这属于新闻自由，他们无权干涉。后来官方对路透社董事会施压，要赵敏恒写检讨。但赵敏恒为了维护新闻自由的原则，为了维护记者的尊严，严辞拒绝。他毅然辞去路透社的工作，拒领退职金，并由《新民报》迅速出版了《伦敦去来》单行本。
这之后，他先后担任过重庆《世界日报》总编辑和上海《新闻报》总编辑，一直到解放军进军上海。
上海解放前夕，像赵敏恒这类知名文化人，都存在着一个去留问题。赵敏恒是个名记者，人脉广泛，要他去的地方很多。国民党军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就三次催他到台湾去，说机票都已订好了；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谷正纲，要他跟自己一起走；宋美龄也派她的留美同学张蔼真来找
但在共产党接管报纸以后，他却被送进了设在苏州的“革大”--即华东革命大学，那里的主要功课是交代历史问题，接受思想改造。而且毕业以后，也没有再分配他从事报纸工作。还是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爱才，他请赵敏恒到复旦新闻系教书，担任新闻采访和写作教研室主任。赵敏恒在重庆时期就是复旦新闻系兼职教授，现在回到复旦做专任教授，倒也轻车熟路，得心应手。
赵敏恒对于社会信息仍很敏感，随时能从公开的报导和各种动态中捕捉到重要的新闻。有一次，他对新闻系主任王中说：潘汉年出事了！那时，此事在内部也尚未传达，他是综合报纸上的各种信息，下的判断。只可惜他现在手中没有报纸，背后没有通讯社，已无法率先发出报导了。而且，此时国内的报纸和通讯社都统一听命于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安排，不允许自行发布重要新闻。王中虽然很有自由思想，但他毕竟是办党报出身，很知道党内的规矩，赶快制止赵敏恒，叫他不要乱讲，以免因发布潘汉年出事的消息而自己闹出情来。
但不久，赵敏恒还是出事了。倒不是因他率先发布了什么新闻，而是由于“历史问题”。
那是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之后，紧接着就全面展开了“肃反运动”，即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赵敏恒因其曾供职于外国通讯社，被作为“国际间谍”、“特嫌分子”，捉将进去。
那时，复旦被捕的人不少，人们见怪不怪，而且也不准“怪”，所以赵敏恒事件在校内倒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但对他的家人来说，则是一个晴天霹雳。谢兰郁到处为夫鸣冤叫屈，她有充分的理由：赵敏恒不过是受雇于外国通讯社，而路透社又是个民间组织，他只不过做些公开的新闻报导，怎么就成为“帝国主义特务”了呢？这呼叫似乎产生了一些效果。1956年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一位领导人在做报告时，承认肃反运动中有些人搞错了，其中就举了赵敏恒的例子。家人和朋友都高兴了一阵子，以为他快要出来了，但此后却没有下文。原来市委书记柯庆施不同意改正。因为当时的办案，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由政治需要来决定的。柯庆施预料政治风向马上就要转变，所以赵敏恒的案子就拖着，到得1960年，还是将他判了8年徒刑。而且谢兰郁也因“为夫鸣冤”，而被她所在的上海第六十中学打成右派分子，发配到青浦去劳动改造，直到1961年才摘去帽子，恢复中学教师的工作。
谢兰郁早年在北京贝满中学读书时，认识了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她是贝满中学的数学教师，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后，因李德全的关系，参加了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李德全和吴贻芳发起的“中国妇女慰劳总会”；南京沦陷，撤退到武汉以后，因战乱中流浪儿童越来越多，她与李德全、邓颖超、安娥、沈兹九等发起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其后推举宋美龄为理事长，宋庆龄、李德全为副理事长。整个抗战时期，谢兰郁都为这两个机构工作，并担任前一机构的执行委员，后一机构的常务理事。胜利后还担任妇女指导委员会上海办事处主任。解放初期，新政权似乎还承认她这段时期的劳绩，所以安排她担任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委员，但到得要将她打成右派分子时，这些事又都成了历史包袱，于是新账老账一起算。
赵敏恒被捕，谢兰郁下乡改造，这一家人的困境可想而知。住房是日益缩小，不断搬家，从复旦筑庄38号楼上楼下一套日式房子，一直搬到复旦农场的工棚小屋，工棚的四壁是用竹条编的，从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的田野和建筑工地的情景，当然也就四面透风了；家庭经济也陷入困境，只好变卖旧物勉强度日，甚至把路透社的奖品金烟盒也变卖掉了。好在赵敏恒很通达，并不看重这些东西。有一次谢兰郁去探监时，告诉他卖掉金烟盒的事，赵敏恒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说 “应该卖掉，维持生活要紧。”
赵敏恒判刑后，即押赴江西新余矿山劳动。在离开上海前，谢兰郁带着儿子赵维承到提篮桥监狱去见他一面。只见赵敏恒的头发全白了，健壮的身体变得十分消瘦。谢兰郁问道“要不要上诉？” 赵敏恒说；“不要上诉了，没有用的。” 他摸了摸儿子的头说：“维承这么大了！”他感到一种欣慰。停了一会，他又说：“原来我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其实是什么都不懂。要好好学习呀！” 真是语重心长，别有深意存焉。
赵敏恒的刑期从1955年被捕之日算起，还有两年就要满期，家人在等着他的归来。但是想不到，等来的却是他的死讯。1961年1月6日，他病死在劳改矿山里，时年57岁。谢兰郁、赵维承母子二人到达江西新余后，扒在一辆油罐车后面颠簸了两小时，才到达那座矿山。她们看到的只是一口薄皮棺材，母子二人只能扒在棺材缝里看亲人。据说是因跌跤出血，感染了破伤风菌，中毒身亡。谢兰郁提出要开棺见尸，矿区当局不同意；她再提出要找与赵敏恒一起劳动的犯人谈话，也被拒绝了。这时，已经懂事了的儿子赶快对母亲说：“算了罢，不要再提要求了，弄不好，我们自己也回不去了！” 谢兰郁只好作罢，母子二人只带回一条羊毛被，作为赵敏恒的遗物，留作纪念。后来连赵敏恒的尸骨也找不到了，他似乎永远在国人的视线中消失。
但路透社并没有忘记这位为本社立过功勋的记者。“文化革命”后期，路透社社长访问中国时，曾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赵敏恒。周恩来派人了解后，告诉他说赵敏恒已经过世，只好作罢。但国务院还是派了两名干部到上海，由里弄干部陪着访问了赵敏恒家属，这在当时，对缓解赵家的政治压力，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到得九十年代，路透社驻中国首席代表白尔杰还是找上门来了。这时，谢兰郁已死，他就对赵维承说，路透社有一笔基金，专门用来给社员家属解决困难之用的，他受本社远东司人事部长的委托，送给赵敏恒家属两千英镑。这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当然是一笔大款项了。
赵敏恒的案子，是直到1982年才获得平反，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结论说：“对所谓”;特嫌‘问题，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
其实，赵敏恒不是特务的事，早在1956年就已查清了。问题就在于政治需要介入了法律审判，使法律失却了独立判案的能力。
我相信赵敏恒的事，后人还会提起。不但他的记者业绩将会作为新闻采访和写作史上的范例，供新闻从业者学习，而且他本身的遭遇，也将成为法制史上的一个案例，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