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朋友来邮件告诉我,高华教授不幸去世,去世的时间恰好与他研究的对象毛泽东的生辰是同一天,仿佛是上天的精心安排,目的是好让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继续上穷天堂、下寻地狱去追索毛泽东的幽灵,以便继续揭示这深刻改变二十世纪中国面貌并仍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中国的神魔巨灵的内心世界.
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后，我不禁为他的英年早逝深感惋惜和悲痛。
我与他同在南京大学工作，虽不同系但也是同事，同在一栋办公楼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但从未说过话，平生只有一次交往，就是我们之间通过一次长长的电话。通话的原因是因为我想了解大哥汪曼生的死因。
我的大哥汪曼生是“革命烈士”，生前是上海大夏大学的地下共产党员，参加过早期革命文艺运动，在十九路军抗击日军侵略的战争中曾率领学生宣传队到前线支援作战，为伤员包扎伤口，送饭送水，战斗激烈时曾直接投入杀敌战斗。他还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并遭到上海租界当局的逮捕。事后他受白区地下党的委派，与另四位青年知识分子一道,赴江西苏区工作，任苏区宣传部长，在我出生前四年，就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烈属证上是这么写的。由于牺牲情况不明,多年来我一直试图作进一步地了解,但结论往往矛盾，有说是在国民党军队“围剿”中被俘，经叛徒告密,牺牲在刑场上的，也有说是被潜伏在苏区的国民党特务AB团暗杀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澳门科技大学任教时看到了高华教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知道他在这方面有深入的调查研究，所以回到南京后，立刻给他的家里打了电话。接话的是他本人。他说他知道我。在了解我的问题后，他说，1932年，上海地下党应江西苏区要求，为支援苏区文化工作，特委派了五名青年知识分子赴江西，汪曼生即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是鲁迅先生亲自选送的最钟爱的青年作家，这五人都在毛泽东发动的“肃反AB团”的运动中被残酷杀害……他说，这个消息曾令鲁迅先生十分震动，但由于不了解苏区的情况，鲁迅没有对此事做任何评论。
高华教授又说，当时曾有过一个规定，红区党内以及红军中，凡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出身“不好”的，一律“格杀勿论”。像汪曼生那样，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了，又出自大户人家，绝不可能幸免，他们在死前都经受了酷刑拷问。
原来如此……
最后我们约定，等将来有机会时，我们再深入交谈，如有条件他愿帮我去江西作进一步的调查。然而此后我在澳门，他则听说去了上海，我们的约定竟无缘兑现了。
再后来，我就到了澳洲。虽然我的移民，完全是家庭的原因，但我不得不承认，高华教授的电话，是在我做出晚年移民决定的天平上压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今，我们竟成了永诀！
高华教授平时一贯低调，属于甘守清贫宁被边缘化也要坚守学术底线的真正的学者，这在他那个年龄段的学者中已为数不多了，但也正因此，我也为他，为南京大学骄傲，尽管南京大学也和全国高校一样，同处一个体制之中，必然地，浮在它上面的无非枯枝败叶，喧嚣的无非是过度膨胀而爆裂的泡沫，但沉淀在河床的，依然有星星点点闪亮的金子，这从多年来南京大学人文学科总能不时推出一些经得起时间考验但非体制承认的学术经典中可以得到证明。这比起那些不停鼓噪“一千个孔子不如一个章子怡”、“美国教育一塌糊涂”、“抄教材袭合理”等等超强创新以及诞生“三骂”超强教授的名校来，不啻有天壤之别。也唯其此，才向世界表明，南京大学只要有高华一类的教授存在，它不仅现在更在将来定会跻身世界名校之林，为中华民族培养出民族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