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繁荣，武功文治，人才荟萃。她是满、汉、蒙、藏等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是各民族杰出人才集体智慧的结晶，最终底定了以汉民族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格局。这一时期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汉族人才，无论是武功还是文治，都莫过于岳钟琪。
岳飞是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钟琪是保家卫国的爱国大将。实际上，岳钟琪做出了远大于岳飞百倍的历史贡献。两者对比，岳飞是为偏安一隅的宋朝忠心耿耿，然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岳钟琪则顺应历史潮流，为大清王朝的“康乾盛世”建功立业，为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防、开拓西部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岳钟琪是前清著名的爱国将领和封疆大臣，是功勋卓著的军事家和改革家，也是清代军事史上为数不多的常胜将军。他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武烈飚逝，拓地开边，威望著海内。作为军事家，他对于西南、西北边疆的局势稳定是功不可没的；作为改革家，他对西部边疆的建设与开发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他多次亲率大军成功地平定西北、西南地区，尤其是西藏、青海、新疆、四川等地少数民族贵族的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边疆的安定，成为战功卓著的一代爱国大将。清王朝中汉人拜大将军、统领满汉士卒者唯其一人而已。曾被雍正称为“当代第一名将”，乾隆御制《怀旧诗》列于五功臣中，并誉为“三朝武臣巨擘”。
岳钟琪是清朝满族当政近三百多年内仅有的以汉人而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他在任川陕总督，掌握川陕甘三省（时宁夏属甘肃，实为川陕甘宁四省）军政大权时，采取了“安定西藏”“巩固边防”“改土归流”“摊丁入亩”“降低火耗”“茶马互市”“屯田开荒”等一系列军事、政治和经济改革措施，致力于行政治理、生产发展与经济繁荣，对清朝边疆地区的稳定与统一、开发与建设做出了突出的业绩，堪称中国历史上西部开发第一人。
岳钟琪文武兼备，成功地平息了民族纷争，促进了清朝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广袤的疆域，为开创康乾盛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为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定、民族的团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丰功伟绩必将彪炳史册，他的爱国精神和勤政爱民的作风将永世传扬。
作为景泰这片热土上出生的作家，家乡能够出现这么伟大的历史功臣使我深感骄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位处于重要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文史界的著述和社会上的反响却不能令人满意。对他的文章呈现出时间较迟，杂乱无章，褒贬不一，缺少全面系统深入地体现他丰功伟绩的大作。在他的籍贯问题上争论了几百年，但几乎都是错误的；在他的历史贡献上，多注重军事上的功绩，而忽略了政治和经济改革上的功勋，忽略了对川陕甘宁边疆地区的开发和治理。
最让时人和后世诟病的，就是他对待曾静、吕留良文字案的立场，没能像他的祖先岳飞一样忠烈，这完全是脱离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没有考虑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融合体，没有考虑到国家正处于“康乾盛世”的历史时期，纯粹是站在狭隘民族主义的观点上看待问题。实际上这一点，乃与他的祖先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道德是一脉相承的。
是非成败，已成过眼云烟；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评说。正如岳钟琪在《华严经》诗中所写：“盖棺论待千秋后，大觉迟醒一梦中。”我认为岳钟琪在处理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案的方法是妥当的，是顺应历史潮流而不是逆历史大潮。错就错在雍正皇帝在断案中牵涉面过大，正如民间传贴所言：“曾静可杀却不杀，吕晚村（吕留良）无罪却坐罪，真古今一大恨事也。”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我想人民会给予岳钟琪公平公正的评价和与之相对称的声誉。
作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报告文学作家，我觉得有责任和义务把岳钟琪的事迹写出来，添补300多年来没有写作岳钟琪专著的缺憾，把他的籍贯景泰县永泰堡考证明确，扫除历史的尘烟与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客观公正地评价他的历史贡献。
在采访和写作《爱国大将岳钟琪》期间，我发现比岳钟琪籍贯更神秘的张广泗，竟然也是景泰宽沟堡扁水村人。让我十分惊奇和倍感骄傲的是景泰这个小地方，竟然出现了两位“康乾盛世”期间的大将军，更让我惊奇和遗憾的是他们竟然是姑舅关系，两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伴随了他们辉煌而悲壮的一生。一个小地方同期出现了两位大将军，这是一大历史奇观；一本书里有两件历史重大发现，这也称得上是一本奇书了。
我自2005年春天开始，认真考察岳钟琪的事迹，查阅浩如烟海的清史资料，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爱国大将岳钟琪》一书的采访和写作之中。我到甘肃、青海、西藏、宁夏、新疆、四川、北京等省区一边采访岳钟琪的有关事迹，一边寻找相关文献史料，购买相关书籍，又从台湾搜寻了一些珍贵的古籍。历经七年的艰辛搜索、采访和写作，终于完成了30万字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