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我与分手多年的青年时代的同事、好友王立人兄通过网络重新接上联系，多年以来，他战斗在祖国大西北，如今在香港元朗生活。经过短短几天的聊天，不仅让我了解了他这些年的生活道路，也解开了我长久存在于心中的谜底。
       我俩从50年代末在嘉峪关机场分手，一别五十多年，如今他能在网上找到我，确实不易！在年逾古稀的夕阳岁月，我们的缘分弥觉珍贵哟！看着他网页上的当年那种稚气犹存的老相片，我眼前浮现出他穿着黄军装、带着近视眼镜、一走一晃荡的颀长灵活身影；耳畔响起他那流畅动听的口哨伴奏加哼唱的苏联歌曲。当年他那种稚气未脱的顽童形象和浪漫性格，至今似乎依旧如故。
        沧海桑田，人事浮沉。茫茫人海，天各一方。我们彼此离散多年，我问他是如何在寻觅到我的？他说，他是通过网络搜索找到的。我猜想，如果他使用谷歌键入我和秋霞两人的名字，那么，11月19日他首先看到的资料，应该是我在新浪博客上《儿女对秋霞的悼词》了；兴许他也会循迹在《悉尼笔会》网站上从上海老诗人冰夫为我的长篇小说《流淌的岁月》所写的序言《看他如何诠释生命密码 ——振铎印象·兼复非弟》上了解到我这些年坎坷生活的轮廓了。
       这几天，我浏览了他两个博客上有关他生活轨迹的记述，知道一向纯真诚实与世无争的他，竟会也在文革中饱受折磨，甚至曾经被打碎过膝盖，至今碎骨仍留在腿上……
       十六七岁时，我俩都在嘉峪关机场工作，都喜欢读书和音乐，平日我们有过不少推心置腹的交谈。我们都心地善良，崇尚真善美，又都有爱玩的顽童性格，加上年龄相近、爱好相同，不乏共同语言。
       我清晰记得，六一年九月，我们夫妇俩离开大西北回广州。途中，在兰州会见诸位挚友，我恰好在立人宿舍里呆了一夜。至今，我仍看得见你床头放着的朱生豪老先生翻译的那本书页发黄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来。
       我与立人兄今日网上重逢，重叙往事。到今日我方知晓，他就是中国著名文化活动家、出版家、爱国人士王叔旸先生的公子，又是闻名南洋的妇女运动先锋陈蒙鹤女士的表弟。
      记得我俩在嘉峪关机场一道共事时，每当我问及他的家庭时，他总是简单应对两句，从未作过完整介绍，对此，这几十年间，在我心中都是一个谜。
       我只知道他爸爸从事出版事业，是民主人士，没想到他爸爸的名字，是与我所崇敬的无数文化名人的名字排列在一块儿的。他爸爸所组织编印发行的中、小学课本，曾经让国内和南洋一带的华人子弟几代人获得中华文化的教益。他爸爸积极推广发行左翼进步人士的刊物和革命刊物，也为传播革命火种，做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爸爸在南洋坐过日本人的监牢，宁死不屈，王叔旸先生的爱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王叔旸原名庠宾，学名桐宾，浙江苍南县金乡镇人。民国五年（1916）小学毕业后，他在家自修古典文学。民国六年，他在金乡西北区初级小学任教。“五四”运动前后，他积极参加以陈式纯为首的“抗日救国会”的宣传活动，并和陈奏卿、鲍劲安等青年教师— 起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抵制日货。
       民国十年（1921），王先生考入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工科读书。当年暑假改用“叔旸”名考入上海三友实业社做练习生，受经理沈九成器重，四年中，先任中华全国工商协会书记半年，后由练习生升调为广告部主任、总务科主任。
       民国十一年（1922），沈九成去南洋考察，在新加坡与人合设中华商店，作为该社特约经销处。王先生介绍其姐夫陈岳书进社后，陈被派往该店为职员，也很得店东周林旺信任，不久便提拔为经理。
       民国十四年（1925）5月，王先生辞去三友实业社的职务，与陈岳书等合股在新加坡设立上海书局，并在上海设立和主持采办机构上海书局申庄。与创造社、开明等书店建立特约经销的关系；又和鲁迅领导的左翼文艺团体出版单位及中共《响导》等刊物建立发行渠道，使这些进步书刊迅速在南洋销售。民国十七年（1928），王到新加坡担任该书局经理，并在吉隆坡、雅加达、泗水设立了分店。
      1937年以后，王先生往返新加坡——上海之间， 7月在上海用新生出版社的名义由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等创办编印《新生画报》；“八·一三”以后改为《抗日画报》，直至上海撤退前十几天才停刊，后返新加坡。
      当年王先生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获悉金乡小学筹建西楼，慷慨解囊一次捐赠银元五百；并给学校图书馆，赠送《小学生文库》等一大批图书。
      抗日战争期间，王先生与出版界进步人士胡愈之、范长江、金仲华、郁达夫等人合作，为出版发行进步书籍四处奔波。 1941 年日本入侵东南亚，由郁达夫、胡愈之领导组织了新加坡华侨抗日文化工作团，王先生任总务委员，新加坡沦陷前才与文化工作团成员分头撤退到印尼石叻班让。 1944年2月被人告发在印尼被日寇逮捕，惨遭折磨濒临死亡，后经多方营救，拼死才得到特许入监的妻子沈瑛陪伴照顾他四个多月，才从死神的魔掌中夺回生命。王身体稍有复原后，又经审讯无果后被释放。
     抗战胜利后，王先生偕同棉兰归来的胡愈之等回到新加坡，继续经营上海书局，并支持胡愈之、沈兹九创办“新南洋出版社”，出版发行《风下》周刊、《新妇女》月刊，以宣扬民主进步思想，风靡南洋各地，影响很大。1947年起上海书局以一年多的时间，由胡愈之、夏衍等赞助，聘请宋云彬、孙起孟、曹伯韩、方与严、叶圣陶、付彬然、丁晓先、吴研因等编校出版现代小学课本，并在1948年冬向南洋发行，但受英政府当局禁止，不得不将第一版已发行的全部收回封存，并作修订才再版发行。
      1948年，文昌阁火灾后，学校筹建“7”字型教室，王先生又一次为家乡的教育事业捐资，助建教室一个。
      1950年9月，王先生回国参加全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195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第四次侨务扩大会议；1959年4月参加广东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971年11月24日，王先生因突发心肌梗塞在香港逝世。
      王老先生在新加坡创办于1925年的上海书局，曾是新加坡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标志，也是20世纪里，好几代人的文化记忆。上海书局当初由王叔旸先生在新加坡创办，很快就将业务扩展到马来亚和印尼。取名“上海”，一方面，当时售卖的书籍主要来自上海，另一方面，20、30年代的上海，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据点。身在南洋，却以千里之外的上海为文化依归的根据，这种做法，代表了20世纪上半页海外华人的认同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上海书局开始扩大业务，也发展出版事业。由夏衍、叶圣陶、宋云彬等多个中国著名文化人负责编撰大规模的“现代中小学课本”，以海外华人学校为对象，在东南亚通行多年。此外，这个时期的上海书局，出版许多华文文学作品、参考书、知识丛书等数千种，甚至是马来文字典、马来文图书、英文教科书等。可以说，无论是中华文化的传扬，或本土意识的推动，上海书局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新加坡50年代中创办的南洋大学，20几年间，有许多学生，把上海书局看作他们的精神粮食的来源。南洋大学的学生和上海书局，曾经在新加坡的文化发展道路上，交织成一片繁盛的景观。这也是南大和上海书局之间的一段历史渊源。
     后来曾任新加坡上海书局经理的陈蒙鹤女士，是立人兄的表姐。她生长于新马地区，一生投身于摆脱殖民地统治的独立运动，为新马妇女运动的先锋。当年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是革命摇篮，造就了不少反殖运动活跃份子。陈蒙鹤参加了“社会主义俱乐部”，投身反殖活动，结识了许多当年的新、马反殖运动领袖人物。1956年年，陈蒙鹤积极筹备成立妇女联合会，并成为妇联会的主席。可惜只有短短半年时间左右，妇联会就遭政府封禁，陈蒙鹤被捕入狱。过后她积极参与新加坡的“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将妇女运动视为终生事业，为了妇女运动，她一生坐过两次牢。她精通三种语文，能看，能写，能熟练使用华、英、巫三种语文。1963年，她在新加坡被捕入狱，在牢中与三位难友联合编写《华马大辞典》，她是这部辞典的主要编写人，这部辞典显示了她在马来语文上的成就。2002年岁杪，这位新加坡著名反殖爱国人士和杰出妇女领袖，在睡梦中安详地走完了她那波澜起伏、艰难曲折而又不平凡的人生道路。
      这就是立人兄一直不肯轻易告人的、值得他引以为傲的家世。就是我早就想知道的谜底。
      回想当年，我与立人兄都只有十四、五岁，乳臭未干，我们同时丢下优裕的家庭，投身革命队伍。几十年来，我俩都尝尽意想不到的酸甜苦辣的人生滋味。人生浮沉，几经忧患，我们一直都在默默忘我奉献，无私无畏；我们怀抱良知和热忱，坦坦荡荡做人，几经磨折，虽九死而不悔。今夕老友相逢，反顾这几十年的人生历程，验证了我等忠心不渝、痴心未改、童心未泯。
      今天，揭开我久久探寻的立人兄的人生谜底，让我更加敬重我的这位相交半个多世纪的立人老大哥。尽管他有名门家史、优裕家境，但他一生从未炫耀过半点，反而处处谦虚谨慎。名利于他如浮云。尽管他奉献一生，最终却不曾得到相应的公平、公正回报，对此，他仍安然相对，宁静致远，心存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