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的一篇《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命题》,在周围的读者朋友们中间也引起了一些讨论。有人说,文章好像少说了些什么东西,挺大的题目,草草收尾了。
千把字的短评,太大的问题常常说不透。鉴于这个题目的重要性,今天再另文谈一下。
上篇文章总的意思是说,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继续取得成功唯一重要的信心,到目前为止,主要来自当今中国雄厚的经济基础。
毫无疑问,这个基础确实具有根本性,正如一位历史学家(Sir John Clapham)曾经正确地指出:“在各种各样的历史中,经济是最根本的。但经济却不是最重要的:基础的存在是为了承载更好的事物。”
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是“更好的事物”,雄厚的经济基础可以很好地“承载”这个事物,这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换成大白话,就是说有钱了可以大手大脚地做文化。但更为关键的问题并未解决,即文化是不是可以 仅仅靠花大钱就繁荣起来的,也就是说经济对于文化到底有没有催生、推动、激发等这些最重要的关系?
历史上的事例并未支持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众所周知,历史上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在其发生的当时,既无显著的经济条件,也无显著的政治条件。当时的意大利,确切说,甚至还不是一个文化单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
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作为一个特殊范畴,很难被简单地看成是可以单独考虑的一个专门领域,一个可以与政治、经济等专门领域并列看待的东西。人们可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政治进步,但在试图通过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文化体制改革”来营造文化繁荣的局面时,不一定能够如愿以偿。
按照通常的理解,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都是文化。历史上常见的现象是,当人们在一种新的文化影响之下产生新的思想、新的观念,重新理解所有的社会事务,甚至要“重新评估一切价值”时,文化可以成为凌驾一切的一个统治性的、主导性的、引领性的东西。
这样一个几乎包罗万象之物,在一般情况下,不大可能仅仅通过某一专门领域内的“体制改革”所催生,所推动,所激发,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
关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是:保守地说,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莫伊尼汉)
在中国,由于有过“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还可以将莫伊尼汉的这句话再扩展为:肯定地说,政治也可以摧残文化,使文化彻底沉沦。
那么,如果既不能指望经济,也不能指望政治,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呢?
没有人能够以简单的方式对这样一个巨大的问题做出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世界历史上,14-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15-16世纪尼德兰的文化创新以及日本元禄时代的文化繁荣,都有一些清晰可见的“时代精神”贯穿其中,如现实主义、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等。
也许,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首先需要这样来考虑一下:如果21世纪的中国即将走入一个中华文化大复兴时期,那么,确保其进步性、文明性的那个显著的时代精神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