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的一篇《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命题》，在周围的读者朋友们中间也引起了一些讨论。有人说，文章好像少说了些什么东西，挺大的题目，草草收尾了。
千把字的短评，太大的问题常常说不透。鉴于这个题目的重要性，今天再另文谈一下。
上篇文章总的意思是说，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继续取得成功唯一重要的信心，到目前为止，主要来自当今中国雄厚的经济基础。
毫无疑问，这个基础确实具有根本性，正如一位历史学家（Sir John Clapham）曾经正确地指出：“在各种各样的历史中，经济是最根本的。但经济却不是最重要的：基础的存在是为了承载更好的事物。”
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是“更好的事物”，雄厚的经济基础可以很好地“承载”这个事物，这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换成大白话，就是说有钱了可以大手大脚地做文化。但更为关键的问题并未解决，即文化是不是可以 仅仅靠花大钱就繁荣起来的，也就是说经济对于文化到底有没有催生、推动、激发等这些最重要的关系？
历史上的事例并未支持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众所周知，历史上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在其发生的当时，既无显著的经济条件，也无显著的政治条件。当时的意大利，确切说，甚至还不是一个文化单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
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作为一个特殊范畴，很难被简单地看成是可以单独考虑的一个专门领域，一个可以与政治、经济等专门领域并列看待的东西。人们可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政治进步，但在试图通过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文化体制改革”来营造文化繁荣的局面时，不一定能够如愿以偿。
按照通常的理解，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都是文化。历史上常见的现象是，当人们在一种新的文化影响之下产生新的思想、新的观念，重新理解所有的社会事务，甚至要“重新评估一切价值”时，文化可以成为凌驾一切的一个统治性的、主导性的、引领性的东西。
这样一个几乎包罗万象之物，在一般情况下，不大可能仅仅通过某一专门领域内的“体制改革”所催生，所推动，所激发，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
关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是：保守地说，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莫伊尼汉）
在中国，由于有过“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还可以将莫伊尼汉的这句话再扩展为：肯定地说，政治也可以摧残文化，使文化彻底沉沦。
那么，如果既不能指望经济，也不能指望政治，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呢？
没有人能够以简单的方式对这样一个巨大的问题做出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世界历史上，14-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15-16世纪尼德兰的文化创新以及日本元禄时代的文化繁荣，都有一些清晰可见的“时代精神”贯穿其中，如现实主义、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等。
也许，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首先需要这样来考虑一下：如果21世纪的中国即将走入一个中华文化大复兴时期，那么，确保其进步性、文明性的那个显著的时代精神又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