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只知道一分为二是分析人的优点和缺点或是分析事情的好处和坏处，其实，凡是事物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都属于一分为二的内容。对文化大革命一分为二并不是对其评功摆好，而是深入地全面地研究它内在的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的方方面面，主要是为了弄清楚它的起因、过程、结果和它对后世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概念上的一分为二。文化大革命在概念上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这场革命的思想路线和方式方法；二是指这场革命的十年历史即其起因、过程和后果。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路线是极左的，方式方法是荒谬的，所以必须从根本上否定之；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存在着错误与正确、黑暗与光明两方面的斗争，所以应该有所否定和有所肯定。在实际生活中，这两个概念是混在一起使用的，引起了不少的误会。将之一分为二有利于避免误会，有利于全面了解文化大革命，既能了解其灾难性的一面，又能了解社会主义制度自动抑制灾难的一面。否则，就无法理解文革期间社会主义何以还取得进展，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仍有7.1%的增长；共产党何以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何以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就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和改革开放。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一分为二。在数千年间中华文明以连续性和长寿著称于世，但也不免厄运连绵，屡遭大难；盛世加上治世的时间不过五分之一，好景不长；而乱世的时间则占了近一半，长夜难明。中国文化的厄运主要来自人为的破坏，有战乱的蹂躏，也有对文化人、文化成果的摧残，这种可怕的历史惯性势必寻找新的突破口以遗传下去，这就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根源。另外，中共党内在历史上“左”倾冒险主义的情结很深，建国后在执政的条件下愈加膨涨，形成了非破裂不可的脓包，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这些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就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因素。必然性就是一定要发生，但发生的或迟或早、或大或小还要看偶然性，也就是时机和气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中共党内矛盾激化，美国对共产党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杜勒斯计划”出炉，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主义出现等，这些事件的巧合构成了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偶然性因素。
文化大革命不幸与万幸的一分为二。由于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将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主义错误理论付之实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混乱和破坏，导致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挫折和倒退，是中华民族的一大不幸。然而，由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要防止国家机器蜕化变质，是善意的，当时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使一些阻止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恶化的政策措施能够令行禁止，使一些不幸的后果最终得以避免。最明显的例子是1966年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规定了“要保护科学家”，禁止造反派冲击科学家和科学试验场所，中国的某些科学技术因之得以照常发展，如1970年成功发射了“东方红”号卫星，给全国人民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使全世界人民看得起红色中国，西方国家也不敢小看中国。还有，明文禁止农民进城参与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的文革活动，使农村得到了相对安宁，农业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发展，从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中粮食基本上年年丰收，养活了十亿中国人，动乱之中居然还能够解决了天大的难题，实为不幸中之万幸。此外，人民解放军介入制止动乱，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在不幸之中看到这些万幸，就会看到社会主义制度抑制灾难和动乱的功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不会被文革悲情所累。
文化大革命残酷打击和歪打正着的一分为二。文化大革命导致了群众斗干部、群众斗群众的动乱局面，成千上万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了残酷打击，大大地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某种歪打正着的现像。何谓歪打正着？就是打向不该打的地方而中在该打的地方。本来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路线是极左的，是要打右倾的，结果却是打在“左”倾官僚主义的身上，这就是一种“歪打正着”。原来，文化大革命前夕，共产党的“左”倾官僚主义习气已经非常浓厚，一言堂和不让人讲话的现像已经相当严重，党群、干群关系已经出现了某些尖锐对立的紧张状态。毛泽东发觉并大为不满，然而他却认为问题是形“左”实右，是走资派在搞鬼，结果那些执行过“左”倾路线而得罪过群众的干部都被当作“走资派”普遍地遭到了群众的批斗，群众解了恨、消了气，党群、干群关系的紧张状态也得到了暂时的“缓和”与“化解”。“左”倾官僚主义以及所引起的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的状态是全世界共产党国家的通病，正是由于这个通病，1990年前后东欧和苏联才酿成了共产党“墙倒众人推”的大气候。而中国缓和与化解这种紧张状态比这个大气候的来临提前了十多年的时间，因此而躲过一劫，不过仍然遭遇了1989年“六四”北京天安门事件和民运风波，所幸有惊无险。今天我们能不为中国共产党岿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而感到庆幸吗？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精神和敢为精神的一分为二。藐视权威，亵渎传统，打倒一切，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造反精神的流毒，时至今日我们还要费大力气去消除这些流毒，而最有效的办法恰恰是普及中华优良传统文化，回归仁义道德。但是，造反精神本身也孕育着与自己相对立又相统一的另一面-------敢为精神，敢为精神是对造反精神的扬弃，好比火箭把卫星送上了天而卫星最终弃离了火箭一样。造反精神和敢为精神都奉行“怀疑一切”，但前者主张打倒一切，而后者反对打倒一切；前者践踏民主和程序正义，而后者顾及民主和程序正义；前者是糟粕，而后者是精华，故不可以在泼脏水时把盆里的孩子也倒掉。新中国培养了中国人民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而普通老百姓敢于对领导人说不的精神则是创始于文化大革命的。这种精神在文革结束后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社会，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与贪污腐败的斗争实践中，人们会感觉到它的存在和它所发挥的作用，当然也会感觉到它的远远不足。
2000多年前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因其残暴统治而很快淹没于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只有短短11年的寿命。但是秦王朝所创立的中央集权制被历朝历代所沿用，因为这个制度顺应了历史趋势而不可阻挡地流传后世。同样的道理，文化大革命虽然被彻底否定了，但是文化大革命产生出来的普通老百姓敢于对领导者说不的精神，由于它符合人类民主发展的历史趋势，也将不可阻挡地流传下去。
2009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