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就在刚刚过去的大半年里，汪治东的灵魂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蜕变。他第一次亲临了西方世界，英国的民主、自由的空气令他激动不已，同时，欧洲资本主义深刻的危机以及战争的阴云又令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与矛盾之中。在那里，他不仅获得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南中国海海图，而且第一次听到了“海权”这个观念，更为可贵的是，他结识了一位穷留学生，一位理想远大、意志坚定的革命党人，他名叫高含光。
汪治东回忆起来，他和高含光的相遇，纯属偶然。那是他刚抵达伦敦不久，他从报上寻租了一处房屋，乘了辆马车，来到了住地。房东是个狄更斯笔下经常出现的英格兰的庸俗老女人，为了迎接新到的房客，正在“清理门户”，于是一支破箱子就从二楼的窗户里扔了出来，差点砸在汪治东的头上。
被驱逐的老房客无助地守着箱子坐在路旁。这时天下起了雨，汪治东很同情这个不幸的人，硬拉着他回了屋。这才发现，这个年轻人有着一头秀发，一张极其俊美高雅的脸。交谈中知道他也是金陵人，在布鲁内尔大学学习医学，还选修了气象、法语、无线电报等等课程，看出是一个好学的青年。由于欧洲面临大战，经济萧条，他失去了工作，已经无钱交房租了，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了。这天雨越下越大，汪治东坚持不放他走，一定要他跟自己同住一宿，那个人看看实在没有办法，勉勉强强地答应了。第二天早晨汪治东起来时，发现这个穷学生已经走掉了，桌上有张纸，汪治东拿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余负笈英伦，因囊中羞涩，遂受胯下之辱。感君让席相容，以避风雨。临行不忍惊君酣梦，故留诗作别：
抱影难眠坐更阑，
窗风急雨下琅玕。
无情最是英伦夜，
魂裂故园破碎山。
弟 高含光再拜
“无情最是英伦夜，魂裂故园破碎山。”看着这一手娟秀的字迹，汪治东默默念着最后的两句，自语说，“好一个‘裂’字！一夜风雨，他竟然是坐拥达旦，彻夜无眠，遥想故国山河破碎，以致肝肠寸断……真看不出他竟然是如此爱国之热血青年。含光，含光，我明白了，他是要把自己铸造成殷代的那把名剑，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样的青年，我不帮，谁帮？”他决心和他交个朋友，看看自己能否帮上他的忙?
他终于在大学里找到了高含光，诚恳地邀请他为自己工作。高含光答应了，因为除此之外，他别无它路。于是两个人交往密切起来。很快，两人都弄清了对方的真实身份，由于观点的不一致，他们常常会争得面红耳赤。汪治东承认，中国必须大变革，但这只能是渐进式的，革命只能“暂缓计议”，否则，结果将会是从前的受压迫者，变成今天的压迫者。他最喜欢引用的是严复的话：“‘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
而高含光则用孙文回答严复的话“俟河之清，人生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来反击。他说，“当今中国，难道还有等待的时间吗？依汪兄之见，东北、山东半岛、台湾、琉球、澎湖列岛割让日本可以暂缓计议，南中国海诸岛行将割让日本、法国也可暂缓计议？旅顺、大连、蒙古割让给俄罗斯也可暂缓计议？香港割让给英国、连西藏一块儿都可以割让给他们等等等等，统统可以暂缓计议？整个中国行将被肢解、瓜分，一切的一切，都可暂缓计议！汪兄，你想过没有，一个小小的葡萄牙，也敢夺我澳门，凭的是什么？不就是因为我们这棵大树的根已全烂光了么？种种灾难的祸根不全出在满清政府的腐败、那拉氏家族统治的专制无能吗？不推翻满清，中国的出路何在呀？这一切还能等么？再等就是亡国了呀！”争论的结果是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终于有一次他们“吵”了起来，高含光赌气一走了之。
这期间，汪治东有时要到纽卡斯尔市去，因为“海天”号上的机器在阿姆斯特朗造船厂修理。而那边的工人正在闹罢工，进度受到影响。在这种时刻，他就去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探望他的同窗好友吴振南。他从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后即被派往英国留学深造。童年时代两人形同手足，如今一别多年，见面后自然是有说不尽的话。
汪治东看着吴振南身着英国白色海军军官服显得挺拔精神的身段，不禁万分羡慕。他不由得想起大清海军军官那身不中不西的服装来，过去自己穿了，还觉十分威风荣耀，因为比起大清官员穿的那身臃肿、古怪、毫无美感的官服来，自己这身装扮多少还有点亮色，然而今天不知什么原因，一想起来反而觉着非常窝囊、邋遢，简直是不伦不类，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种心理的变化？
两人肩并肩沿着校园里画出的格林威治子午线走，一人走在一边，心情当然别有一番滋味，他俩各自谈起分别后的经历，都感慨万端，觉得国内国外竟然是不可逾越的两重天地。
汪治东开玩笑说，“你毕竟是走在子午线的那一边，我走的是这一边，我们俩的时间不同。我是东半球的人，而你是西半球的人。”
吴振南说，“话虽这么说，但地球毕竟是一个。人家才不问你时间是否落后，反正落后了就挨打。”
汪治东又关心地问起在皇家海军学院里学到了那些新鲜的东西。他本是个极为好学的人，恨不得什么都打听清楚。
吴振南说，“要说新东西，这儿什么都是新的知识，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不过我以为对自己触动最大的还是他们的海军理论。”
汪治东奇怪地问，“什么？海军还有理论？你说说看，到底有哪些理论？”他以往的经验以为海军就是把船开好，把炮打准就完事了，今天听到的这个概念令他耳目一新。
吴振南说，“这也并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简单地说，现在西方流行的海权的理论，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它是以英国海军中将菲利浦.H.科隆布在1873年最早提出来的。简言之，就是当今列强已全力走向海洋，在海洋上瓜分自己的发展空间，这就叫做海洋战略。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制海权的争夺。通过制海权的确立，来控制海洋上的交通通道。”
汪治东一听，马上懂了，“好厉害的理论啊！我这才明白，原来我们南中国海上的日本人、法国人的争夺都是他们海洋战略的一部分。我们国家反成了他们的争夺对象。你要不说，我还没意识到它深层的意思。这么说来，我国的海权丧失危害极其深远啊！可惜国人至今仍处在懵懂之中。”
吴振南的嘴角流露出一丝苦笑，“岂止是懵懂，怕的是百年后都没有觉醒呢。”
汪治东喟然长叹，“这么说，孙文的主张还是很有道理的。一个国家让如此愚昧落后的满人来管，能追上先进国家吗？看来你我都将面临巨大的历史动荡了。”
吴振南则意味深长地说，“迅雷风烈必变。如今中国犹如堆满了干柴，欧罗巴则是装满了火药的大桶，老弟，你可要处处小心，好自为之啊！”
汪治东也告诉他，“我自来的原则是不过问政治，只求把事情切切实实地做好。当然心里的看法、想法是有的，但你我皆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人物，也无心去做这种人物，如果举世皆浊，也只能洁身自好而已，只求得上对得起列祖列宗，对得起历史英烈，下对得起后代子孙，做个问心无愧而已。”
“有些事情怕不那样简单，”吴振南深思熟虑地说，“如果风云突变，硬要你做出抉择时，你将如何应对呢？”
“求诸于心吧。”
“但愿如此！据我所知，严几道、萨鼎铭诸位海军前辈，皆是主张英国式君主立宪的变革，而孙文孙先生却是属于美国式的激进改革派。至于康、梁诸公，变革言论更是形形色色，天下一旦有变，我怕的是不同政见之争将成中国一大祸患。”
汪治东默然。
吴振南又问起了汪治东的婚事，汪治东反问道，“你还记得杜喜珪吗？”
“那个小人！怎会忘了？为了那张赵伯先的传单，他背后告了你。要不是我及时报告了萨镇冰提督，学校差点按照‘校规’把你斩首示众了。怎么，你的婚事难道跟他也有关系吗？”
“岂只是‘关系’，就是因此而起的。”汪治东苦笑道，“杜喜珪自己说是高婉芬的表兄，他喜欢这个表妹，要我‘离远点’，就为这，对我下手才如此狠毒！你想想，就凭着高家跟杜喜珪的关系，我能同意这门婚事吗？”
说到了杜喜珪，吴振南问了问他的近况，关照说，“这个人你要多多提防他一点，他是个十足的小人。我一直有种不好的感觉，觉得他无时不在背后盯着你，尽管毕业后大家分散到各条船上，接触很少，但也不可不防呀！现在他还只是一条小泥鳅，但有道是，‘国之将亡，必生妖孽’，这种人一有风吹草动，就必定要兴风作浪，你要小心为是。”
大概因为去国时久，吴振南对国内的什么都有兴趣，又问到了学校对面的书报摊，“它还在吗？”
“不在了。萧老板疯了……”
“什么？疯了？为什么？”
“你还记得他的小女儿，那个头顶长两个漩儿的萧月娥被人拐走了……”
“哦，可惜……”吴振南默然了，“当年你还记得周树人跟我俩经常在此碰面，尽管他比我俩还低两届，但玩得不错。他现在在哪？”
“一直没有联系，听说他后来去了日本……”
二人边走边聊天，沿着优美的校园小路信步。在一棵大树下，汪治东忽看见一名黑发男子正坐在一张长椅上盘腿打坐，便低声问吴振南，“那人是谁？难得也是个东方人。”
吴振南看了一眼笑笑说，“他就是我们的同胞。来来，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说着走到那人身边，轻轻咳了一声。那人睁开眼来，见是吴振南，便略一点头，问道，“吴兄今日好兴致，来此散步？”
吴振南说，“国内来了同窗好友，带他到处转转。来来，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说着把汪治东引到跟前,说，“来来，这位是荆楚才子汤公汤香茗。福州船政学堂的高材生，毕业后保送法国留学，学成后又来这里进修海军业务，通晓法、德、英语，精通禅宗佛学，是个奇人。”
汪治东一抱拳，说声“久仰。”
吴振南刚要介绍汪治东，那人手一摆，说，“不需介绍，我已知是谁了。”
汪治东有点吃惊，看那人，修长的身材，匀称的四肢，端正的相貌，戴一副银丝边眼镜，真是风流倜傥，英俊儒雅。
那人胸有成竹地说，“这位定是赫赫有名威震贼胆的‘海容’号帮带汪克本汪治东先生。”
吴振南奇怪地问道，“咦，这倒怪了，我还没开口，缘何你就知道了呢？”
那人只淡淡一笑，莫测高深地说，“佛通三界，知过去、现世、将来……世上的这点事情，看一眼也就明白了。”说着站起身来说，“好了，我的功课也做完了，顺路随你们走两步吧。”说话的态度不冷不热。
三人于是边走边说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快到分手的时候，看见小路中间蹲着一只小松鼠，正捧着一只松球在吃。英格兰的松鼠从不怕人，它一边吃着，一边还友善地朝着这几位来人看，意思似乎是邀几位客人共尝。
汪治东、吴振南下意识地让开了松鼠，想从旁走过去。汤香茗却照直走近松鼠，先是用脚尖去撩它，想把它前爪中的松球拨掉。小松鼠不情愿地轻轻一颠儿，挪开了一点，照样吃它的美餐。这时汤香茗却突然说了声，“去，别挡道！”一起腿，松鼠被踢得老高，在空中翻了个跟斗落到树丛中去了。由于他的动作来得太突然，到让汪治东、吴振南他俩都愣了一下。
汤香茗只是低头看看脚上的皮鞋尖，照常走他的路。
不过不知怎的，大家谈话的兴致一下子全没了。
汪治东想说句话打破这冷淡的场面，玩笑着说，“阿弥陀佛，多可爱的小生灵！但愿他不要从此心生魔性。”
汤香茗闻此言，有点不屑地说，“汪兄，这就是外行话了。须知佛即是魔，魔即是佛，佛亦无相，魔亦无相，皆生乎心，是故即心即魔，即心即佛，魔佛相通，不成魔，焉能成佛？我这一脚说不定倒成就了那孽畜。”
汤香茗的这番类似绕口令的高谈阔论弄得汪治东如坠九里雾中，不得要领。他看看身边的吴振南，只见在他的脸上也是似笑非笑的表情，就不说话了，一直走到分手处，再也没有开一句口。然而从此汤香茗就在汪治东的心里留下了一个不算很好的印象。
这次会面之后，汪治东迫不及待地去书店依照吴振南的推荐买了一些海军理论书籍,接着就去了纽卡斯尔，那边的罢工浪潮也已平息。他日日夜夜跟着工人们一起检修着“海天”号被损坏的机器，终于大功告成。在痛饮了庆功宴会上的香槟酒后——即使在这样的场合，他也只是饮了一小口，机器开始装箱，准备安排启运了。于是汪治东又回到了伦敦的“家”，他准备在这里做些料理善后的事情。
令他万分高兴的是，高含光来找他了，手里拿着一份地图和一摞纸张，得意地说，“瞧，我在布鲁内尔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了一张你想要的东西。我还给你找了不少有关南中国海岛屿的相关资料。”
汪治东一看，哇！这是一张1905年法国人绘制的南中国海海形图。他面露喜色，说，“好啊，这是最新的。水深点已近百处。法国人侵略的步子挺快呀！啊呀，你都帮我翻译好了。谢谢，谢谢。”汪治东于是边指着图，边讲述起数月前在南中国海亲身经历过的那些事情。他说到南中国海诸岛的美，高含光的眼里现出梦幻般的色彩；说到倭寇的残暴，高含光的眼里仿佛喷射着烈焰；说到“海容”号深陷沙滩被成百上千的海盗团团围住之际，高含光情不自禁地抓住了汪治东的手，捏得他生疼生疼；说到那场突如其来的海啸，高含光的眼睛里闪动着惊悸之色；最后说到动情之处，讲到了钟孝全的死，高含光的眼睛里也充溢着泪水。他完全被汪治东那些航海的历险迷住了，他睁大了一双又亮又大的眼睛，从那里面第一次流露出对这位年轻海军军官的钦羡之情。
故事讲完了，高含光已是唏嘘不已。
“我还要告诉你，”汪治东也得意洋洋地拿出了他买的那几本书挑出其中的一本说，“这本书可了不得，让我懂得了什么叫‘海权’。如今一张图，一本书，两件法宝能让我国海军追上一百年！哈哈哈哈，不虚英伦此行，值！太值了！”
高含光也饶有兴趣地接过书，只见封面上印着“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下面的署名是”Alfred T.Mahan”（马汉）1890.他翻开封面，一看封里，脸就突然变色了。
15
汪治东对高含光的看法因为一件事而发生了大变化。有一天，高含光突然通知汪治东说，“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在干些什么吗？刚好，明天是星期日，你如果有空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到基督教堂做一个礼拜。”
第二天一早，汪治东就早早到了约定的地点。这是一处华人的教堂，规模不小，设施布置也很雅致。教堂里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信众，大家相隔一个星期重新见面都亲亲热热，互致问候，表达作为上帝子民间的普天之爱。汪治东被高含光引导着跟大家认识，看得出来，她跟这些人很熟悉。因为汪治东是第一次参加教友们的活动，因此还特别被主持的牧师请站起来对大家作了介绍。汪治东感觉到，自从上次见面后，高含光对他的态度有了细微的变化，每次跟他的目光相遇，高含光总是触电般急忙闪开，而在他不经意间，高含光的眼光总不时地在他身上扫过，仿佛在端详着什么，说话的语气也变得亲昵多了。汪治东不明白什么原因，只是感觉很愉快。礼拜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临到结束、唱过赞美诗后，主持要求大家多坐几分钟，高含光先生要对大家讲话。
高含光站起来走到了前面，不停地跟人们点头示意，她先是向大家致以问候，接着开宗明义，说，“各位兄弟姐妹，各位同胞，我先向诸位报告本教区去年一年向国内革命团体捐款四万八千一百八十六英镑，已成功地转交。我代表同盟会的同志们，代表孙文先生，向诸位致谢了。”说完深深地一鞠躬。他接着说，“众所周知，庚子之乱以来，列强瓜分我国，已如蛇吞蛙，截截吞进。前年日俄为争夺我领土在我国土上鏖战，无论他们哪方获胜，都意味着我们进一步地沦丧。去年，英军又入侵我拉萨。满清政府已是恶贯满盈，我革命志士必须联合全球中华同胞，共同奋斗，以推翻专制腐败的满清政府，以救我中华。眼下，湘赣一带赤地千里，饥民易子而食，其情状可谓惨绝人寰。我革命同志正在浏阳、醴陵、萍乡一带大举起事，以救天下苍生。众所周知，革命就要流血，就要枪炮、子弹、药品，就要有对牺牲志士亲属的抚恤。在此，我再次请各位慷慨解囊，以助革命一臂之力，我再次向大家谢谢了。”说完又是深深一鞠躬。
随着她的话讲完，教友中有人已拿出一个纸箱，挨着座位开始募捐。不少人纷纷掏钱投入了募款箱当中。这时坐在后排的一位先生突然站起，高声问道，“对不起，高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请问。”高含光说。
“我广大教友多次捐款，从不见任何正式收据，请问高先生，您从何能够证明，我们的钱都悉数交到了革命志士的手中了呢？”
这个问题显然有点令人难堪，高含光说，“这位先生问得很好。我不得不对诸位遗憾地说，由于我革命组织都处地下状态，缺少严密的组织联系，革命同志每天生命都岌岌可危，因而我们很难有合法的、规范的财务管理，许多时候我们只能以个人收据、签名的方式做记录，而且也不可能十分完整、可靠。这些材料都难以一一呈现在诸位的面前。不过我能向大家保证的是，凡经我同志之手送出的每一笔款项，都分毫不差地用到了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决不会有任何人从中贪污的现象。这一点我敢保证。”
那位先生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他说，“高先生您说的我们都能理解，但光有口头保证是没有用的，连英国人都懂得，需要有一整套的制度作保证。比方说，谁又能保证您呢？”
这个问题提得十分尖锐，高含光窘住了，她的脸渐渐红了，教堂里突然出现了令人难堪的沉默。
汪治东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从后面站起来大声说，“我能保证。”众人掉头一看，原来就是新来的教友汪治东。他站在座位前说，“对不起，我本不想讲话，我在国内还在当差。但既然这位先生提起了这个话头，我不得不对我亲眼见到的情况作一个证明。”说到这里，教友当中有人高声说，“请会议主持详细介绍这位先生。”
高含光有点不情愿地说，“他是开 ‘海容’号巡洋舰的，他姓汪。”
“噢！”教堂里立刻发出了一阵惊呼，有几个人还稀稀拉拉鼓了几声掌，对这艘巡洋舰的名字大家太熟悉了。
“他是来运送军舰机器到英国修理的。”高含光补充说。
“好，好，请汪先生继续说。”有人在下面督促，对于这样一位有特殊身份的国内来人大家都很有兴趣。
“说一句实实在在的话，”汪治东继续说，“在我来到这座教堂之前，我一直不知道高含光先生是个如此有钱的人。他现在在为我做工，他的生活费用由我支付。但在这之前，他曾经被别人解雇，他的行李被人从窗户里扔到大街上，我找到他的时候，他，他……”汪治东的声音突然不听话地颤抖起来，“他正睡在一家公寓楼房前面的地沟里，诸位都知道，这种地沟仅仅是为大楼地下室的通风采光开出来的，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躬在下面，头顶是一张破纸箱挡挡风雨，旁边还有吃剩下的几片面包，和一瓶水……他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可他却身怀巨款分文不动……我当时看了……万、万分地辛酸……”他泪眼模糊说不下去了。
“不要说了，我们信得过高先生。”座位里有人高声喊起来。
“我不问政治，”汪治东又往下说， “我对革命的态度，他高先生最清楚，我不主张革命，特别是在民智没开的现在。但是我要说，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的脊梁！”说到最后，他已不能自已，声音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说得好！”大家热烈地鼓起了掌。
“汪先生，你说得好极了！”坐在汪治东身旁的一位老太太拉拉他的衣角低声说。
“我，我……”汪治东突然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一起倒进了募款箱子里。他的行动立刻又激起了一片欢呼，现场的气氛到了高潮，人人纷纷解囊，不一会，募款箱就被钱塞满了。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高含光激动得满脸通红，嘴里不停地在说，“谢谢，谢谢。我为革命谢谢大家了。”
从教堂出来，汪治东站在稍远一点的路旁等着高含光，看着教堂出口处，许多人正簇拥着这位年轻的革命家在亲切交谈。最后人群散了，高含光走了过来，只见他满脸的兴奋，脚步急匆匆的。
汪治东满脸堆笑，他已准备好了接受这位朋友道谢的好心情。
高含光亲昵地把他拉到一边，压低了声音，劈头责问道，“喂，你怎么那样说话？”
汪治东愣住了，一头雾水，“我……我怎么啦？”
“你怎么能说‘我不主张革命’？你让我怎么做大家的工作？”
“我说的是实话。”
“实话也不能那样说。”
“那你让我怎么说？难道，革命也要跟群众说假话？”
“必要的假话该说还得说。”
“那不是欺骗民众吗？”
“这是两码事。”
“又是你们‘革命’的那一套！革命，革命，动机很好，人一多，坏事就来了。好，好，不争了，”汪治东息事宁人地说，“我承认孙文先生讲的许多话都很有道理，我也承认中国的现状不变革是不行的。这些地方我们都没有分歧。我们的分歧仅仅在于，怎样变革才是最好的方式？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下，革命会不会变成一场大闹剧，大悲剧？我担心的是这个。严复先生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高含光痛苦地闭上眼睛，“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也不是不知道严几道的话有道理。但你说能怎么办？如果说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你不给他下猛药，他怎么才能苏醒？中国就是这样的一具奄奄一息的僵尸，不给他一个极大的冲击，他就死定了！”
高含光的话使汪治东想起了父亲的病，想起了那起死回生的砒霜，也想起了后来的精神病的发作，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他们沉默了一阵，沿着一条林荫小道缓缓漫步。尽管他们已经下了停战令，但共同关切的话题、迫在眉睫的祖国厄运却总像一块沉甸甸的磐石压在他俩的心头，使他们总是情不自禁地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汪治东忧心忡忡地问道，“你以为就靠你们这几个人振臂一呼，国人就能觉醒吗？”
“我不知道，”高含光毫无把握地摇头，但她却态度坚决地说，“我所想的仅仅是，如果能用我的血去唤醒国人的灵魂，我愿做这样的牺牲。”
汪治东不以为然，他也摇头说，“可是，谭嗣同已经做过了牺牲，他们六人——六君子都做过了牺牲，国人醒来了吗？我告诉你，当时我在江南水师学堂里学习，学堂里不仅不允许议论此事，事实上也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专制主义让人心变得冷漠，让人变得自私。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位同学叫周树人的，他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基督一个人的死唤醒了西方人，但他如果在中国，顶多只是化作国民的一笑。现在即使再增加你一个人的血又能怎么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不是英雄，而是傻瓜！”
“那么你说怎么办？”
“你问我，我去问谁去？算了，这是个无解的问题。我所能做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保卫疆土。“
高含光嘲讽地笑了，“可是慈禧老贼婆的疆土你保得住吗？大片大片的国土任人宰割，你一艘‘海容’号能起多大作用？而且你还要受那个颐和园里昆明湖水师学堂这个所谓“皇家学堂”里出来的纨绔子弟喜昌的气。这种海军学校，说出来都能让人笑掉大牙。”
“终不成你要我眼看着日本人占领我国土而毫不作为吧？”汪治东有点不舒服了，他这个人什么都能忍让，就是容不了日本人，提起小日本他气就不打一处来。
“对不起，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高含光急忙解释，“相反，我佩服你保卫国土的牺牲精神，这其实跟我们为革命捐躯的想法是一回事。用你的话说，可能都是无解的呀。”
他俩就这样走走争争，争争走走，不停地宣布停火，又不停地爆发火花，时而开怀大笑，又时而面红耳赤，不知不觉已走到泰晤士河边，这里风光绮丽，景色诱人，宽阔的河水在静静地流淌，水面上不时有一两只海鸥掠过，也有的就停在岸边，睁着一对友善好奇的圆眼睛看着行人从身边走。面对此景，他俩的心境一下子平静下来了。
汪治东沉默了一会，低声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快回国了。
高含光的手指微微一颤，停住了脚步，“是吗？”
“机器修好了，已经运到了伦敦港口。我正在租船，准备回去。”
高含光有些怅然，“那么，我们要分手了？”
“是的，”
高含光突然别转脸去，双手使劲地扭自己的手指，那双大眼睛不停地眨巴眨巴，许久都不说话，半晌才长长地嘘了口气，轻声说，“汪兄，我欠你的。”
汪治东埋怨地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同是天涯沦落人，咱俩早就成好兄弟了。”
“不，不，我一定要还你。一定。” 高含光深情地说，“你何时动身？动身前可别忘了通知我。”
“那是一定的。”
“那么，别送我了。今天的事……”高含光停下了脚步，微微挥动着右手，嘴唇翕动着，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低声说，“谢谢你了……”
16
就在汪治东租下了英轮“太古（Tai-Koo）”号装载机器准备动身回国时，高含光却失踪了。
汪治东立即向伦敦警察局报了案，高含光的当地同学们也一起分头去找，几乎把伦敦每一个角落都找遍了，就是没有高含光的音讯。
汪治东去找“太古”号斯科特船长，他原本就是萨镇冰的好友，商量能否延迟船期，因为他对自己的好友实在放心不下。
斯柯特一听，摊开了双手，用纯正的汉语说，“哦，您是了解的，推迟一天的代价将会有多大，再说船上的货物不只有你们一家。”
“是的，我明白。”
斯科特想了想，又说，“如果要我给您提建议的话，我希望您找找那几位中国工人。据我所知，他们都是‘三合会’的成员，可谓是——‘神通广大’！”他为想出了这一句中国成语而得意地笑了。
“好的。”汪治东同意了。
斯科特手指着船舱里工作的一个人说，“那个就是他们的头儿阿旺。喂，阿旺，你过来一下。”
阿旺走了过来，这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广东人。他上前跟汪治东点点头，算是招呼过了。
“阿旺，”斯科特船长说，“这位是你的同胞，汪船长。他有事要请你帮忙。”
“你好，说，什么事？”阿旺拱拱手，态度很干脆。
“是这样，我有一位好朋友，失踪了，想烦请您的朋友们费心找找。”汪治东说着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一张高含光的照片，这是那些同学们为散发寻人启事从学校的学生登记表上冲洗出来的。
阿旺接过一看，眉峰一跳，“怎么，是他？”
“你认识？”
阿旺点点头，“高先生！”说完立刻用一双警惕的眼睛盯着汪治东问，“你是他的什么人？”
“我是他的好朋友。这两天我和高先生的同学们找遍了伦敦城，也到警察局报了警，就是没有他的下落。我都为他急死了！”
斯科特也在一旁说，“放心，这位汪先生你完全可以信任。”
“我明白了。”阿旺似乎已经猜到了什么，说，“汪先生，这件事我必须多找一些弟兄们，而且要快！”
阿旺的能量果真不小，人很快找来了。阿旺分析说，“以我的想法，高先生眼下还在此地。这是因为一来汪先生他们报案很快，英国警署盘查很严，二来近期里也没有开往中国的船只，要说近期能回中国的船，也就我们这一条。各位一定要在港口、车站、交通要道处多多留意。我只丢下一句话，都给我记住了：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哪怕是我们几个随船出发了，留下的人也要给我尽心点，听到没有？”
“是！”
汪治东告别阿旺回到“家”中不久，一辆马车就停到了他的门口。从车里下来了一个人，抬头对着楼上敞开的的窗户喊着，“请问这儿住着汪大人吗？”
汪治东从窗户里伸出头来，看见街心站着一人，便问道，“请问这位先生找汪某人有何贵干?”
那人并不回答，只接着问，“敢问足下是不是汪治东汪大人？”
汪治东有点奇怪，说，“是在下。敢问……”
那个人立刻跑上楼来，给汪治东打了个千，随即从身上取出一信函，递给汪治东说，“奴才是大清国驻英使馆的当差的，大使刘大人有请。这是他的请柬。”
汪治东接过请柬看了，问，“刘大使现在哪里？”
“正在使馆等候，请上车。”
汪治东跟着这人下了楼，登上了车子。马车便载着他直奔大清驻英大使馆。
刘大使是个很富态的人，见到汪治东，满脸堆笑，双方按宾主坐定后，先是寒暄了一番，然后说，“我听说汪大人近日将随‘太古’商船回国，我使馆恰有一批重要物资需运回去，可否随船运送？”
汪治东忙答道，“刘大使吩咐，敢不从命？请你叫人把货物明晨九时前送到船上来——我们将准时开船。”
“汪大人果真爽快！只是此物非同寻常，我将派人随船押送，请您一路好生关照。”
“刘大人放心好了。但请他们在开船前必须办好离境手续。”
“这个没有问题。使馆人员物资一律免检查。”
“另外，我有言在先，”汪治东有点不放心地说，“物件的安全与否与我无关。”
“这是自然的了。”刘大使说，“你只让他们上船就行了。”
汪治东点点头算是作答，他并没把这件事放心上，因为据他所知，以往使馆托人带物件回国也是时常发生的。他看看时光不早，便起身告辞说，“刘大人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在下就告辞了。请他们明晨不要耽误时辰。”
刘大使也不挽留，客气地把汪治东送出门外，拱手作别。
这天夜里，“太古”号升火待发。这时一辆马车驶到船的近旁，从马车上下来两个人，他们抬下了一只沉重的大木箱，一起上了船。箱子看上去很大，好像是装了不少文件。斯科特船长因汪治东已事先打了招呼，知道是使馆的物件，便挥手放行了。
第二天清晨，“太古”号一声汽笛鸣响，缓缓启动。
汪治东与斯柯特船长并肩站在驾驶室内。 他怅怅地望着渐渐离去的泰晤士河岸，望着渐渐朝后退去的英格兰美丽的国土，心里愁肠百结，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的这位在异国他乡结为知己的好友如今到底遭遇了什么？不知道这个充满着献身精神的青年此刻是生还是死？他现在就这么走了，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留下，他不得不感到深深地内疚。他在心里不停地喊着，“含光，含光，愿你像这把剑的名字那样，冲破一切阴霾，永不折断！再见了，但愿能再见了，你到底在哪里呢？”
回答他问话的只有那不尽的绿色的泰晤士河水，它们仿佛在向天际不停地流去……
17
“太古”号在缓缓前进，轮机发出单调的机器轰鸣声。
船沿着泰晤士河向着河口处前进。阿旺不停地在船上船下走动，检查着机器的运转。他走到船舱的底层，发现两个清使馆的人正守着那只大箱子坐在那里发呆，便走近去，用脚随意踢踢那只大箱子，问，“什么东西如此贵重，值得您二位终日在此看守？”
没想到这个简单的动作令那两个人直跳起来，一人朝阿旺吼起来，“踢什么？踢什么？踢坏了你能赔得起么？”
“咦，怪了，”阿旺头一歪说，“怎么？要找事啊？你不叫踢，老子还偏要踢！你还当这是在大清国地盘上啦？在这儿摆什么臭威风？”
另一个人赶紧打圆场，“算了，算了，你老哥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了。您忙着吧。”
阿旺悻悻地走开了，他不放心地回头一望，发现那两个人正嘀嘀咕咕在商量着什么，顿时起了疑心。他知道以往使馆的有些人喜欢利用使馆的外交特权偷运一些毒品之类的东西，便立刻向斯科特船长作了汇报。
斯科特船长想想说，“既然是使馆的东西，我们也不便检查。这样吧，你多留心一点，看看有什么违规的地方，找到了证据我们再找他俩算账不迟。”
阿旺于是叫过了自己的徒弟，低声说，“嘿，给我看紧点，那个箱子里到底装着什么？要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立刻向我报告。”
就这样，那个徒弟就找了船舱底下一个隐蔽的地方躺了下来，目光一刻不离那两个人。
“太古”号到底是有点老了，它走得很慢，待到傍晚时分，才进入英吉利海峡。夜幕降临了，船舱底层里，壁上的一只小灯泡发出昏暗的灯光。大清使馆的那两个人各自铺一条毯子在箱子旁边睡觉。一个人忽地坐起身说，“喂，得让号子放风了。”
另一个人懒洋洋地站起身来，打开了箱子。箱子里躺着一个手脚被绑紧、眼睛被蒙住、口被布巾塞住的人。
那两人把被绑的人抬了出来，把他手脚放开，嘴里的布巾取出，低声威胁说，“出来，让你活动活动，再吃喝拉撒。不许吭声，小心要你的命！”
那个人有点茫然，手脚被绑得已经麻木了，一旦松了绑，好半天都回不过劲来，他慢慢活动着手脚，突然他猛地一把拉开蒙在眼睛上的布。原来他就是——高含光。
“不许动它！”押送人蹬他一脚。
“这是在哪儿？”高含光猛然问。
“不许问。把眼睛蒙上！”
这一幕被始终躲在黑暗中监视的阿旺的徒弟看得清清楚楚，他蹑手蹑脚赶紧悄悄溜走了。
转瞬间阿旺带了几个弟兄冲到了底舱。两个押送人正想把高含光的眼睛重新蒙上，高含光又踢又蹦，拼死挣扎，他刚喊了声“救……”就被押送人堵住了嘴。
阿旺在灯光中一眼就看清了高含光的脸。
“奶奶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低声对身旁的一个弟兄说：“快报告汪大人！”自己带着几个人悄悄靠近清使馆的那两人，然后一拥而上把他俩死死摁倒在地上。
“好啊，你们窝藏偷渡客，该当何罪！”
高含光趁着众人厮打，夺路而逃。
她跌跌撞撞往有亮光的地方跑，她爬了一层又一层的楼梯，来到了船的甲板上。她四处一望，才知道是在大海上。她绝望地软瘫在甲板上。
“谁？”
黑暗里传来一声断喝。高含光本能地跳起来就跑，懵懵懂懂一头撞在了迎面跑来的那个人的胸口。
“谁？”是汪治东的声音。他一把抓住了高含光，惊呼，“是你？含光！”
“救我……”高含光两腿一软，昏倒在汪治东的怀里。
汪治东一把抱起高含光，飞速跑到自己房间，放在自己的床上，把房门紧锁。
这边船舱底，阿旺已经把那两个押送人捆了个结结实实。两个人不停地讨饶，“饶命啊，快放了我们，我们抓的可是革命党啊！”
阿旺抽了他们一记耳光，“就冲着你们抓革命党，老子饶不了你们！”
“老子饶命，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两人叩头如捣蒜。
“老子也是奉的革命之命！”阿旺又踹他们一脚。
那两人不敢吭声了。
阿旺把身边的两个弟兄叫到了一旁，低声问，“怎么办？”
那两个弟兄压低着喉咙说，“汪大人对咱们不薄。如今这可不是大清国的地面。我想此事不能连累汪大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俩东西给做了！”
阿旺点点头。
一个弟兄又问，“可要是朝廷日后问汪大人要人怎么办？”
阿旺敲敲脑袋，说“我问过汪大人，使馆并没把人交付给他。这个……我自有办法。”说完跟着两人耳语一番，两个弟兄点点头，领命而去。
不一会，浓重的夜色中，“太古”号商船尾部甲板上，阿旺俩弟兄抬着两具尸体扔下了大海。
完事后，阿旺只是若无其事地拍拍汪治东的肩膀，说，“您放一百个心，下面的戏就看斯科特船长跟弟兄们了。”
果然，其后的事阿旺料理得干净利落。他先是在布列斯特港口把高含光转移上了一条回伦敦的货船。分别的时候，高含光眼里噙满了泪花，说话语无伦次，要汪治东别把自己忘掉，又红着脸说一定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汪治东也很难过，只是一味点头应承。后来船到了上海，清兵早已把“太古”号里三层外三层围个水泄不通，一名官员要上船“检查”。斯科特船长怒发冲冠，责问清廷官员“到底把什么违禁物品偷偷运出了英国？”，官员不敢回答。斯科特船长把手杖在甲板上敲得咚咚山响，大声说，“死人！一个死人！你们非法绑架走私人口，我要抗议！”官员吓得低着头，问那两名押送的人员在哪里？斯科特更是怒不可遏，“逃了！中途上岸逃走了！”官员不相信，阿旺跟工人们抬出了那只大箱子，打开了箱盖，一股恶臭当时就能把人放倒！工人们都争相作证。官员吓得灰溜溜走了。事后斯科特问起阿旺“箱子怎么那么臭？什么化学物质？”阿旺诡谲地说，“我放进了一条死鳄鱼，熏了好几天。怎么样？箱子提走了，这臭，还在呢！”
一场惊涛骇浪就这么平息下去，后来只是在一份华文报纸上出现过一条八卦新闻。不幸的是，偏偏给那只始终在背后盯着汪治东的眼睛又看到了……
回国以后，汪治东跟高含光始终保持着联系，这时候他也收到了来自高含光的信件。信上说，由于某些原因，他的学业不得不提前结束了，将于近期内回国，当然还是取道海路，只是在路过槟榔屿时要上岸停留数日办些“私事”。信中一再提醒“汪兄”不要忘了临别时的诺言云云。汪治东接此信件，估算了“海琛”号抵达槟榔屿的时间也正好在高含光抵达该地的前后，便用电报把自己的行程告知了高含光，请他务必调整一下自己回程的时间，争取在槟榔屿相见。
然而事与愿违，“海圻”、“海琛”抵达马来亚的槟城时，高含光偏偏迟到了，等到军舰一离开到了新加坡时，高含光反而到了槟城，就像是在躲猫猫似的。
杨士琦一伙抵达新加坡后，立刻带着这群文官们抓紧时间在当地华人中搞了几场演讲会，也吸引了一些华人参加，他心里颇为自得，向清廷发电邀功道，“经此次抚慰后，朝廷威德深入人心，邪说谬词不攻自戢。”汪治东对这一类歌颂朝廷功德的事毫无兴趣，他只做舰上分内的事，想起了高含光，就把约定见面的事报告了萨镇冰。萨镇冰想起什么，问，“你说的这位好友是不是就是替我们从布鲁内尔大学图书馆里借来南中国海地图的那一位？”
“是。”
“哦？你是应该去一趟槟城。按说我也应该见见这位先生，向他当面道谢一声。这也是礼数嘛。”萨镇冰是个极重情义的人，谁给了他好处，他就要报答。
汪治东听老师这么一说，当然更加高兴，忙说，“那我就把他一同带回来吧。他也是要回国的，而且我还忘了告诉你，他学的是医学和气象。”
“很好。”萨镇冰想了想说，“如果他不反对，就让他随我们的船队回国好了。一路上他的气象知识对我们十分有用。你想想前面的‘海容’、‘海筹’航行不利，不就是全因为缺少气象知识吗？估计我们回程的时间会延迟，那时南中国海上又到了台风肆虐的季节了，海况将更为险恶。当然他的医学知识也于我们有用，尽管我们的船上配了医官。我一直认为，英国人的舰艇上缺少气象员，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当下，汪治东替高含光先谢过老师的好意，就动身去了槟城。
18
槟榔屿，这颗镶嵌在马六甲海峡上的绿珍珠，从高空上俯瞰，有点像法国的形状，也有点像是一只绿龟，匍匐在万顷碧波之中。岛上长满高大挺拔、郁郁葱葱的槟榔树，合着海风应声起舞，这是个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天堂所在。
汪治东经过两天一夜的长途跋涉，于第二天的晚上抵达了槟城，按照高含光留下的联络地点，径自去了当地华商的会馆。为了尽快见到他的好朋友，他连饭都没顾上吃一口。到了地点之后，才发现今天这里好像有什么集会，人来的不少。会馆是一座带有浓厚广东特色又兼有西方风格的建筑，进门之后是一座大院子，院子里已经摆好了一排排的长凳，还点起了一盏盏的灯，看样子这儿已成了会场。院中的几棵大榕树绿影婆娑，让这热带炎热的天气增添了一丝清凉。院子尽头是一幢高大的三层楼房，翘起的飞檐以及雕梁画栋、特别是在靠近屋子顶部那一幅幅带有蝙蝠、喜鹊之类的图案，都在提醒人们房屋主人的中国身份。
汪治东看看这里面人来人往的，并不像有主事的人在，问了几个人，都好像是临时前来开会的，连高含光的姓名也不知道。他想还是等一会儿吧，反正他此刻人已到达了约定地点，不愁找不到高含光，这么一想，他才感到肚子里已是饥肠辘辘了，便走出门来，看见对面街边上正好有个小的店面，上面挂了牌子，上写着“LOHSA”的字样，写的汉字也是当地的土特产，“口”字旁左边加个“力”，别说电脑字库里找不到，翻遍康熙字典你也找不到，令你不得不佩服汉字旺盛的生命力，真是走到哪儿都能生根，不过这个字汪治东却不能识别，好像是在卖一种冷饮食品，它主要的成分是椰子汁，里面还放了一些切碎的水果丁，还有用木薯制成的粉丝之类的好吃的东西，便走了过去，要了一份，一摸口袋，这才想起临来时走得匆忙，忘了兑换钱币，身上只带了一些大清国的银元。正踌躇间，看见迎面走来了一位绅士模样的中年人，因为天气热，他上身并没有穿西装，只是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下身是白色的吊带长裤。他的个子不高，眼睛挺大，炯炯有神，嘴唇上有一抹浓浓的黑胡须。汪治东便迎了上去，拿着一枚银元，说，“先生，对不起，能给我兑换一点钱币吗？”
那个人站下来，上下打量了他，带着浓厚的广东腔调的北方官话问他，“你是刚刚从中国来的？”
汪治东点点头，“您怎么看得出来？”
“从你这身唐装的装束。你是读书人？”
“我是读过一些书，不过不是读书人。”汪治东自嘲地说.
“看来是刚刚从船上下来的？”
“你怎么知道？”
“否则怎么会只带清朝银元不带马国货币呢？我说得对么？”那人用洞悉一切的眼光望着汪治东的眼睛问。
汪治东笑了，“还真让你给猜中了——我真的是刚从唐山来的，现在做的恰好是跟‘文人’相反的事情。”
“这么说，你是个‘武人’罗？”对方也笑了。
对方的态度很随和亲切，让汪治东放松了下意识的戒备，他爽性说了出来，“我是开‘海容’号军舰的，现在改开“海琛”号了。最近到了新加坡，我因为和一个朋友有约定，到这儿来找他，随身换了这件便装。没想忘了兑换钱币，真不好意思。”
那个人笑笑说，“你要买什么？”
汪治东用手指指那个摊子说，“我走得匆忙，没吃东西，看见这个，不知叫什么，胡乱充点饥。”
那个人看看摊子上的东西说，“那叫‘唠沙’，马来亚当地的饮品，好吧，我也有点口渴，来两份吧。”说着要了两份，把一份递给了汪治东。
汪治东有点不好意思了，“这……这……”
“别客气！”那个人自我解嘲地说，“嘿嘿，这点东西我还请得起，再贵一点我可就请不起了。”
“我要付你的钱。”
“算了吧，我身上可没有足够的钱能够换得上你这一块银元。”
汪治东只得接过来吃了，心想这个人性格真热情，想必居住在热带的人心也给太阳晒热了。
那个人一边吃一边问，“听你的口音，看样子你是南京一带的人？”他把“南京”两个字还特意说得重一些。汪治东已经明白了，这是用的明代的称呼，想必是个反清的人士。
“对对，我就是南京人。先生您去过？”
那个人点点头，“你说你是开军舰的？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
“江南水师学堂。”
那个人又点点头，“你们那儿出了个赵伯先。”
“您也知道他？”
“岂只是知道哟。噢，你说原先是开‘海容’舰的？这艘军舰很有名气啊。”
“……”
“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奉大清国皇太后旨意，前来南洋宣慰华侨华人。”
那个人别有深意地笑起来，“这个老贼婆用心蛮深的嘛！”
“不过我的目的很简单。”汪治东赶紧声明。
“哦？”
“看望我华族固然要紧，但最最紧要的还是要消灭倭寇。说白了，我来只为着打倭寇。”汪治东不想透露自己正在紧锣密鼓准备的一项行动，只是愤愤地说，“南中国海我广大海域几乎都被日本人、法国人霸占完了。前不久我还揍了强盗犬养次郎一顿。”汪治东简要地把去年南中国海上发生的事又说了一遍。
那个人很认真地听着，不时赞许地点着头。
“你说你是来找人的，找谁呢？”
“高含光。”
那人注意地看了他两眼，问，“你跟他是……？”
“朋友，好朋友。我跟他在英国时认识的。人家可是个‘革命党’。”
那人突然朗声哈哈大笑，“你这个人很有意思，不怕说‘革命党’三个字杀头？”
“这也不是在军舰上，这不是在马来亚吗？”汪治东尴尬地笑着。
“说说看，你们舰上同情‘革命’的人多不多？”
“这很难说。平时大家也不议论。不过据我所知，十分反感的人也不太多。”
“我知道，我知道。”那人点着头，“毕竟海军长年在海外，接触西方的机会多多。算得上是国内最开明的人群了。好，你慢用，我有事先走一步。”
那人匆匆地离去进了商会的大门，随着跟随而入的涌进去的人群，里面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正在汪治东诧异之际，他耳边听到一声轻轻地呼唤，像风似的吹到了耳边，“汪期瀓。”
他心头一惊，怪了，这去国十万里的生疏之邦，怎么还会有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不过这声音既亲切而又熟悉，会是谁呢？一抬头，看见高含光正站在商会的门口朝着他笑，两只眼睛都笑成了两朵花，煞是好看。
他们四只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都冲着对方傻笑。汪治东看高含光，身穿一身浅灰色亚麻夏西装，一头乌发神采飞扬，由于热带衣服着得少，前胸微微鼓了起来。汪治东笑着说，“真没想到，离开不到一年，你的胸肌竟然练出来了。”说着说着，拳头又伸了出来。
高含光急忙下意识地双臂抱胸，躲闪着说，“别别，我经不住你的铁砂掌。”
“你这才像个男子汉呢。胸肌挺挺的，将来再把膀子练得粗粗的。”汪治东两眼审视着高含光的胸部，赞扬地说，“否则你那弱不禁风的样子，说话又细声细气的，真以为你是一个‘二姨子’呢。”
在汪治东的目光审视下，高含光脸已是飞红，幸亏天已黑了，看不出来。她当然懂得南京话“二姨子”的意思，就是那种不男不女的人，又称作“石女”。她急忙叉开话头说，“咳咳，别贫嘴了。我问你，汪期瀓真是你的名字？”
“怎么啦？当然是我的真名。报考水师学堂时大家都用假名，我才换成现在的‘治东’，我倒要问你，你是怎么知道我真名的？”
“这个嘛，是个秘密，我不告诉你。对了，”高含光决定岔开话头，问道，“你刚才跟孙先生说什么呢？”
“哪个孙先生？”汪治东一脸茫然。
“就是刚才站你面前的人。”
“他姓孙吗？”
“你呀，真是个榆木疙瘩！他就是孙逸仙。”
“就是孙文？”
“对。”
“就是孙中山？”
“对呀。你是怎么啦？”
“啊呀糟了，我还混吃混喝地吃了他送给我的一碗什么‘沙’呢。”
“噢，那可了不得！”高含光夸张地说，“据我所知，你吃了他的白食，明早他的早餐钱就成问题了。行了行了，快进来吧，演讲会早开始了。”
果然，院子里的人都已经坐满了，不少人都站立在四周。院子尽头靠商会主建筑的楼前放了一张讲桌，刚才请汪治东吃什么“沙”的那个人正站在桌前对大家讲演。
“兄弟此次前来槟城，承蒙诸君如此热心欢迎，兄弟实是感佩莫名。我实在担心没有什么能够不辜负诸君欢迎的盛意，但不得不献兄弟见闻所及，与诸君探讨救国的方针，想也是诸君所高兴听闻的。”
孙中山以平和谦虚的态度，通俗易懂的语言，感染着听众们的心，使得他们屏息静听。
他接着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他说，日本帝国主义自从霸占了我台湾以后，正从各个方向把手伸进中国的本土，从东北到山东半岛，再到我南中国海诸岛，形成一个新月形的包围圈，企图一步步地扼住我们的咽喉。当今日本帝国，是所有西方列强中最凶恶、最有侵略性的国家，他们亡我之心不死。国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日本的割台湾，造成国土、国民的分裂。在此我也必须提醒诸位睁大眼睛：凡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日本此举，犹如在我国人的头顶高悬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随地欲置我们于死地。然而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已使我们沦落到任列强宰割的悲惨境地。”说到这里，他大声疾呼，“满清不倒，中国势必再度亡国。”
孙中山的讲话在会场上激起了热烈的掌声，也在汪治东的心里激起一阵阵的波浪，他十分同意孙先生对日本人的分析。
“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孙中山接着说，“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
接下来，孙中山回顾近两年来的经历，讲到国内同志们多次起义的失败，讲到中国必须重新奋起，他挥舞着紧握的拳头，继续说道：
“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孙中山接着说，“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
接下来，孙中山回顾近两年来的经历，讲到国内同志们多次起义的失败，讲到中国必须重新奋起，他挥舞着紧握的拳头，继续说道：
“日本维新须经营三十余年，我们中国不过二十年就可以。”
“有说欧美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他们说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序，不可躁进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殊不知此说大谬。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的汽车，这个道理虽是妇孺亦能懂得。所以君主立宪之不合用于中国，不待智者而后决。”
“说得有理！”不知谁大声喊道。紧跟着，全场又是热烈的掌声。
“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这样进步才快。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
“说得有理！”不知谁大声喊道。紧跟着，全场又是热烈的掌声。
“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这样进步才快。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
孙中山讲得激昂慷慨，连汪治东听了也怦然心动。
此时会场上的气氛已愈来愈热烈了，不停的有人提出问题，孙中山先生也不厌其烦地一一作答，突然有一个人站起问道，“孙先生，请问，如果您的革命将来取得了成功，你们将在何地定都？”这个问题也许提得过于“超前”，引起了一些人的哄笑。
孙中山并没有笑，他只是想了一下，沉静地说，“我将定都南京。”
“请问能说说道理吗？”那个提问题的人并不因别人的起哄而气馁，仍是兴头不减接着问。
“我想，”孙中山胸有成竹地说，“自古中国定都有一个延续已久的习惯，这就是大凡定都北京的，大多是着意于向内陆的方向发展，属农牧保守心态。而大凡定都南京的，则往往着意于开辟海上的事业，属工商开拓心态。试看东吴孙权，定都于此，称之‘建业’，后遂有千帆竞发、将台湾纳入中国怀抱之举；明朝洪武，定都于此，始称‘南京’，后来遂有郑和下西洋这旷古未有之千秋伟业。历史证明，南京是我华夏民族的海军之都，海事之都，面向海洋之都。自上世纪上半叶，我国深受西方列强自海上侵略之苦，如今已是二十世纪，中国如欲自强，必须拓展海洋空间，拒敌于海疆之外，彼时方能与西方列强平等相向。”说到这里，他突然提高了声音，“为此，我们必须有一只强大的海军舰队，我们一定要实现中国人的百年海梦！”
孙中山的话音未落，场上已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建都南京，将开辟中国人面向海洋的新世纪。”孙中山接着说。
“说得好！说得对极了！”听众纷纷响应。
散会后，汪治东告诉高含光萨镇冰要向她当面致谢，还愿意带她回国，高含光一听当然很高兴。她原本到槟城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回国顺路，可当面向孙中山先生送交英国华人华侨支持革命的捐款；二是向自己尊敬的领袖孙先生当面讨教。孙中山感谢她多年来在英国为同盟会做了大量工作，团结了大量的当地华侨华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革命运动筹措了经费，同时叮嘱她回国后一定要注意隐蔽，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准备迎接起义。她本来带的盘缠就不多，一听说萨镇冰邀她随舰回国，便很爽快地答应了，还把省出的一点点盘缠也统统交给了孙中山先生。因为她知道，新加坡这边还有六百名起义失败后逃到此地的壮士，他们的吃住还没有着落。
返回新加坡后，汪治东先把高含光介绍给了萨镇冰，当然是换了一个名字。高含光给萨镇冰的第一印象十分好，他那绅士的气质、漂亮的外表，睿智的谈吐，流利的英语，都令萨镇冰回忆起自己在英国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时光。就在这时候，汪治东突然提出了一个酝酿多时“胆大包天”的计划，令在场的萨镇冰和高含光全吓了一跳……
几天之后，汪治东竟然出现在了海盗船“南鲨丸”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