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7年移民澳洲以来，我回国旅游探亲已有两次，第一次是2002年六月，第二次是今年三月，相隔了九年。九年前我还没遇到同学聚会，今年遇到了，也许是由于九年前我们这代人还在工作，而如今退了休就有了休闲时间来聚会的缘故吧；但并不尽然，那四十多年前的文革历史渐行渐远，同学之间隔阂和伤痕的往事如烟，恐怕也是原因。
大学同学聚会由P同学召集，他决定为欢迎我的归来而举行一个小型的同学聚会。我很感激他给我这么难得的机会，但又非常盼望女同学N也能来，若见不到她，我心中难安。
回想当年，她个子不高，肤色白皙，丰满可爱，举止端庄，性格上有点“巾帼不让须眉”。有一次她和我辩论，我说“妻子就是妻子，不可以称作妻子同志”，她则针锋相对地说“完全可以，我看过书上就是这样说的”，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是孤陋寡闻，而她是对的。
1965年，我和她被学校抽调去搞海瑞调查(海瑞是海南人，明代高官，该调查为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之用)，两个人因此而曾经走得很近，但是彼此都因文化大革命暴风雨的来临而变得无缘和绝缘了。我和她分属于两个对立的派别，分道扬镳已是命中注定。她口齿厉害、锋芒毕露，为对立派的人所忌恨，不幸而惹来了麻烦。
那是1967年下半年，我这派人对她那派人进行了报复，她就是被殴打的其中之一。那一天，我看见她昏倒在课室的地板上，但不知道是谁下的手。一个山西籍的同学在我跟前说：“他妈的我真想强奸了她。”我阻止了他说：“使不得。”所幸此人并没有动真格。我还是担心万一会有什么闪失，就一直守护在她身旁，却又不敢贴近地去呼唤和安慰她，怕别人看见了会说自己与她没有划清界限。过了一会儿，她和几个挨了打的人被本派人用汽车送去市里的警备司令部，我眼巴巴地看着她几乎是被扔上车的，竟然若无其事，一声不吭。
多年来，我常常扪心自问：那时刻自己的良心哪里去了？而在她的眼中我到底是保护者还是帮凶？为此事我将悔恨终生，有朝一日我必须求得她的原谅。
我试着拨通了她的电话，用几近颤抖的声音向她问候和说明来意。她吃惊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我解释说是从P同学那里得到的。我还得知她的先生因病去世已有好几年了，便向她表示慰问，祝愿她节哀顺便。等到她那震惊的情绪平缓下来时，我直奔了主题：“N，我是向你道歉来的。”她沉默良久。我又请求她到茶馆来会面，她不置可否。两天后当我再次请求时，她终于答应了。
那晚上，在茶馆，她来了。我们俩都是老远就认出了对方。几十年过去了，她没怎么变，只是红润的脸上有些沧桑的皱纹，乌黑的头发上有些稀疏的银丝，整齐的玉牙缺席了一枚，看上去还很健康，风韵犹存。在聊天中她告诉我她的丈夫是患前列腺癌死的，并当作教训提醒我们男的平时要注意的一些保健问题；她有两个孩子，一女一男，都已长大成人和有事业，正在北京、上海的政界和商界有所发展；她也有了两个宝贝第三代；她已习惯于独身生活，酷爱读书、跳舞和旅游，常常天马行空地往返于北京、上海和海南的航线上，有时也随团周游世界各地。我羡慕地说：“你太幸福了，我可比不上了。”她开心地笑了。
我们也谈到伤心的往事，她哭了，哭得很凄惨。她责问我：“那一天我被人用麻袋套着头来打，你知道不知道？”这事她不说我真的不知道，然而这不知道本身也是我的错。我连声说“对不起”，并且我觉得她的哭倒使我感到好受些，甚至甘愿她揍我几巴掌。
第二天上午八时，一个小型的同学聚会在华侨大厦开始了，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都已过“耳顺之年”的老同学欢聚一堂，其乐融融。N同学来晚了一些，但她满面春风，毫无愁云惨雾，一到就坐在我的身旁，令我心中欢喜异常。大家边用餐边畅谈，轮至我发言了：“此次回国亲眼所见祖国和家乡天翻地覆的巨变，深感自豪。今天又受到同学们如此盛情的欢迎，无比感动，衷心感谢。我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我们之间分裂过，有过伤痕和痛苦，尤其是N同学，她遭受到了不应有的羞辱和伤害，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时我站了起来，握住她的手，说：“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N同学也站了起来，有点羞涩地说：“没什么，都过去了。”
同学聚会曲终人散时，我按照澳大利亚的习惯拥抱了每一位同学，依依惜别。同学们，后会有期。
2011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