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先生的文章說﹕1944年冒出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建國運動﹐那時在伊犁﹑塔城﹑阿山三個地區就發生過維吾爾人的武裝暴亂﹐暴徒們“屠殺了很多包括孩子在內的漢人﹑回民”﹔2009年7月5日新疆發生的打砸搶燒事件(死亡185人以上)的實質就是上述歷史的重演﹐就是疆獨分子要通過暴力恐怖去分裂祖國的圖謀﹐“即使今天中國已經是民主國家﹐這些維吾爾人仍然會屠殺普通的漢人而爭取獨立”。A先生是正確的﹐因為他抓住了事件的本質。
B先生的文章卻說﹕新疆“七五”事件是“種族仇恨與政黨的宿怨”(此句文理不通)﹐與非洲盧旺達幾十年來兩族人民的野蠻仇殺沒有什麼區別﹐為此他要求中共“收斂大漢民族情結”。明明是那夥暴徒見人就打就殺﹐導致近200無辜者(多數為漢族)慘死﹐他居然瞎說是兩個民族互相仇殺。試問﹐新疆幾十年來有種族仇殺嗎﹖新疆“七五”事件是起因於大漢民族情結嗎﹖他對解放後新疆的基本概況如此一無所知﹐僅憑個人的反共衝動妄加評論﹐這怎麼可能得出正確和公正的結論呢﹖
熱比婭在國外指控中國在就業﹑宗教﹑生育和語言等方面歧視維吾爾人﹐對此A先生用熱比婭個人的事實批駁她的謊言﹐很是精彩引人。例如他說﹕熱比婭能夠從一個兩手空空的人變成了一個身家上億的中國女富豪﹐這是歧視維吾爾人嗎﹖熱比婭自己生育11個孩子﹐這是強制維吾爾人墮胎嗎﹖熱比婭以信仰伊斯蘭教的身份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這是壓制維吾爾人的宗教信仰嗎﹖這樣的批駁一清二白﹐直奔真相﹐公正之心可見一班。
與A先生相對比﹐B先生又是用什麼方法來認識問題的呢﹖他認為出現那麼多暴徒的本身就說明了中共執政不民主﹐不然這些人不會放下好好的日子不過﹐非亡命的去當暴徒不可。這不是用事實說話﹐而是一種猜想空想﹐且不符合邏輯。暴徒也想好好過日子﹐是中共不讓他們過﹐他們才亡命去當暴徒﹐這是什麼邏輯﹖這是強盜邏輯。他這樣推理最後必然推出暴徒殺人有理﹑新疆獨立有理的結論來﹐這還了得﹗
從事實出發﹐實事求是﹐就可以得出正確和公正的結論﹔而從政治立場和觀點出發﹐好己之所好﹐惡己之所惡﹐往往容易得出錯誤的和不公正的結論。此事使我想起了胡適先生。
胡適先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之一﹐與魯迅齊名。胡適在歷史的重大時刻﹐在國共紛爭中站在反共的政治立場上﹐跟了國民黨﹐招來了後半生的坎坷和罵名﹐令人扼腕痛惜。然而﹐先生在離開中國大陸到美國和台灣生活的歲月裡﹐並不因自己的反共立場而逢國(蔣)必恭﹑逢共(毛)必反﹐而是保持著一種民主的精神和公正的人格﹐該說的話照說﹐該做的事照做﹐高風亮節令后人感慨萬千。
蔣介石敗退台灣後繼續謀求連選連任“總統”﹐胡適勸其放棄寶座而把機會讓給別人﹐以體現民主與專制獨裁的區別﹐並不因自己被蔣介石器重而對其唯唯諾諾﹑俯首聽命。毛澤東曾在一篇文章中點名批評過三個“反動文人”﹐胡適是其中之一﹐但是胡適頭腦理智﹐氣恨歸氣恨﹐真實歸真實﹐當有人問他當今的白話文是誰寫得最好﹐他實話實說是毛澤東。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大陸公佈了漢字文字改革方案﹐同時在知識界也批判胡適思想﹐可是遠在美國的胡適卻為公佈的簡化漢字和漢語拼音而拍手叫好。先生如此求真求實﹐如此寬容公正﹐人格之魅力不可阻擋﹐勢必跨越政治的樊籬﹐成為文化精神上的楷模而為不同政治觀點的人們所傚法。
A先生從事實出發而不從政治觀點出發最後得出正確和公正的結論﹐這不一定是直接從胡適那裡學來的﹐但一定是受到了這方面的文化精神的影響。相比較而言﹐那位B先生在這方面還沒有入門﹐還處於一種殺豬(朱德)拔毛(澤東)的原始的矇矓狀態。B先生是否應該向A先生有所借鑒呢﹖
2009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