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日从澳大利亚回武汉探亲，把女儿带了回国入小学二年级借读。女儿四岁时就随我出了国，对中国学校的事情一无所知，免不了闹些笑话。
插班第一天，正赶上全校学生在操场上举行升国旗仪式，学生们一脸严肃，我女儿也就很有些诚惶诚恐，学着别的孩子那样把胳膊举到额头上方，跟着不知所云地乱唱国歌。放学回到家就兴高采烈地向我示范，唱道：“……我们万众一心，抱着新蒸的泡馍、甜饼、甜饼、甜饼饼！”第二天放学回到家，她一副受委屈的样子，说有同学告诉她，她不能行队礼，因为她没有红领巾。她问我能不能戴妈妈的红围巾到学校去，我说不行。从此，红领巾成了她梦寐以求的宝物。一日，她告诉我，新从日本回国的一个插班生戴上了红领巾。“怎么她有，我没有呀？”她问。我说：“一定是她申请加入了少先队。过天，我帮你问问老师。”不久后我与班主任老师谈起此事，老师说：“我问过她要不要加入少先队，她说随便，我就算了。”我向女儿核实此事，她反问我：“什么是少先队呀？”问她是否加入少先队，这在她就像被问到是吃煎鸡蛋还是吃煮鸡蛋一样，她通常的回答是“随便”，而这类是否主动向组织靠拢的政治原则问题在中国是从不能随便的，哪怕在小学。
某日吃午饭时，女儿说下午的劳动课要带脸盆、肥皂和袜子去学校学习洗袜子。饭后，她爷爷、奶奶、我及小保姆的脏袜子都被她搜刮了去，再加上从她自己脚上扒下来的，这比弄到红领巾容易许多。我说：“如果还不够，你可以叫老师把袜子也脱下来给你。”还未到中午上课时间，她在家里忍不住就跃跃欲试，希望到学校乍一亮相，就能在老师面前表现出娴熟的技巧。于是，她很快就实现了伟大的零的突破。女儿实在是一个很不自满的孩子，成绩只属于过去，她接着就开始了第二轮冲刺，脸盆里浊浪翻滚，然后干净袜子如芙蓉出水。洗臭袜子在她，大约就像她平时得到有数的糖果一样，本想细水长流，却抵抗不住那份诱惑，少倾一颗，少倾又一颗。当她要出发上学时，就只剩下一双不得不留到学校去洗的脏袜子了。我说：“总是教导你要懂得节约，你看你多不会节约。如果洗完袜子没事干，你可以问问老师能不能教你洗澡。”她吃吃地笑了：“那怎么教？”
下午放学，女儿把那双脏袜子原封不动拎了回来，问她干吗没洗，她说她弄错了，是洗手绢而不是洗袜子。她在国外时从来只用面巾纸，而不用手绢，所以无手绢可洗。我问：“那你怎么办？”“我把班上的抹布洗了。”她说。
发表于1996年4月18日《东华时报》
